总的来说，克林顿在这次访华期间发表的讲话是很好的，但也有个别不妥之处。克林顿在上海讲到:“中国的历史使它对动荡不安非常敏感，也因此比较不能容忍个人权利。”这话就讲错了。事实恰恰相反，半个世纪来，中国发生的一切动荡不安都不是由于有了个人权利造成的，而是由于没有个人权利造成的。当代中国，绝不是人们为了避免社会动荡，因而牺牲了个人权利，而是因为牺牲了个人权利，才导致了社会动荡。
    只举两个例子就够了。在1959-1961年间，中国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严重的大饥荒，饿死者“低限值也在四千万人”(这个数字引自中共官方头号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的《历史不再徘徊》一书)。造成大饥荒的根本原因还不在于错误的经济决策。著名经济学家、哈佛教授森(Amartya Sen)证明，人类历史上的大饥荒，没有一次是发生在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地方。道理很简单，只要有最起码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错误决策造成的恶劣后果就可能反馈到决策当局，决策者就可能纠正错误。毕竟，就象李志绥说的那样，毛泽东搞大跃进也不是成心想把老百姓都饿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连毛泽东自己都不知道事情已经严重到何等地步。正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极权统治是如此残酷，个人权利被剥夺得如此彻底，到头来，就连统治集团内部，除毛一人之外，没有人敢讲真话，到头来，就连压制真话鼓励谎言的毛本人也被投其所好的谎言所蒙骗，所以才使得错误的经济政策迟迟得不到纠正，一错再错，一错到底，遂酿成一幕惨绝人寰的大悲剧。晋惠帝年间，一些地方闹饥荒，大臣向皇帝报告，有老百姓饿得没饭吃。晋惠帝问:“他们干吗不吃肉呢?”大跃进没搞几个月，粮食分明已经大幅减产了，很多老百姓已经吃不饱饭了，报纸上会议上却还在比赛“放卫星”，亩产万斤十万斤，宣称粮食大丰收特大丰收，以至于我们的伟大领袖和他的战友们不得不在中南海郑重其事地讨论:“粮食太多了，吃也吃不完，收藏也收藏不了，怎么办呢?”在那时，人挨饿了还不准喊饿——许多人就是因为公开喊饿而被打成“反革命”，饿死了千千万万人还不准说有人被饿死。如今一说起言论自由，有人就以为那只是知识分子、而且还只是极少数不安分守己的知识分子的所谓“价值偏好”。三年大饥荒的悲剧最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观点。事实证明，言论自由的权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各种权利的保障，是最重要的保障，也是最起码的保障。假如在当年，中国人民享有最起码的个人权利，首先是言论自由权利，挨饿了可以大声喊饿大声批评大声抗议，我们的四千万同胞还会被活活饿死吗?
    在六十年代，中共大力开展所谓“忆苦思甜”运动，要老工人、老贫农向我们青少年“大讲旧社会之苦，大讲新社会之甜”。本来，这些老工人老贫农都是由党组织精心挑选过的，对“旧社会”最“苦大仇深”的，他们讲话的内容也都经过党组织的精心指导，但即便如此，讲的人讲着讲着总会讲漏嘴，一不小心就讲到六一年六二年——“要说苦，六一年六二年那才叫苦呢”!由此可见，对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旧社会”造成的各种苦难，通通比不上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这才是中国的历史给我们的最深刻最惨痛的教训!
    另一个例子就是文化大革命，连中共官方也承认文革是“十年动乱”。众所周知，文化革命是从毛泽东下令批判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开始的，这正是以言论治罪的典型案例。刘少奇死无葬身之地，这表明连国家主席都没有半点个人权利。文革期间，受迫害者加上被连累的家人数以亿计，归根结底都是没有个人权利造成的。凭着大跃进四千万死者的名义，凭着十年动乱亿万受迫害者的名义，谁敢说当代中国的动乱是因为有了个人权利造成的而不是相反?任何以社会稳定的名义继续压制个人权利的说法做法都是对我们民族苦难历史的最大背叛。
    克林顿在上海讲的这句话，看来是受了江泽民观点的影响。现在，中共当局一再告诉外界，根据中国的历史教训，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相对不发达，因此需要“稳定压倒一切”，因此需要牺牲个人权利。克林顿看来把这种说法当了真。我这里仅作一简单说明，其实更是批评中共当局的这种错误的理论。

   
   ——《北京之春》1998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