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在法国巴黎夏洛特宫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当时58个联合国成员国，有48个国家投了赞成票；有两个国家——洪都拉斯和也门——的代表团缺席；8个成员国弃权，它们是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沙特阿拉伯和南非。
    在起初，《世界人权宣言》只是一份意向性的声明，後来得到了充实，并且以国际法的形式得到确定。经过长期的不懈斗争，如今，人权观念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虽然还有某些国家的政府在实践中并不尊重人权，并不认真履行相关的规定，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敢於公开地反对人权；来自国际社会对那些侵犯人权行为的批评，尽管未必都能起倒制止或纠正的作用，但是，很少有几家政府敢於对这种批评无动於衷。
    人权观念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连人权的反对者也不得不在表面上承认人权。我们知道，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中共当局对人权观念仍然采取全盘拒绝的立场。它把人权观念斥为“资产阶级观念”。此後，中共对人权的态度逐渐转变。近些年来，中共已经表示接受人权观念，并同意签署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围绕着人权观念的争论就已经结束。现在，反人权者的基本策略是接过人权的词句，但歪曲其内容，用以抵制人权的真正要求。
    应该承认，反人权者之所以能够曲解人权的含义，那也和流行的人权理论本身的混乱有关。正象米兰.昆德拉在《不朽》里写道的那样:“因为在西方，人们并不生活在集中营的威胁之下，可以随便说、随便写，所以随着人权斗争的逐步开展，它的具体内容全部失去了，直到最後变成了所有人对所有事情的共同态度，一种把所有的愿望变成权利的力量。世界变成了一种人权，一切都变成了权利:爱情的愿望变成了爱情的权利，休息的愿望变成了休息的权利，友谊的愿望变成了友谊的权利，开快车的愿望变成了开快车的权利，幸福的愿望变成了幸福的权利，出版书的愿望变成了出版书的权利，深夜在街上大喊大叫的愿望变成了深夜在街上大喊大叫的权利。”按照这种被稀释、被泛化的人权观念，世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充分实现人权，未来也不可能充分实现。人权概念变得如此漫无边际，那不是增加了它的力量，而是削弱了它的力量。
    尽管现有的人权理论本身就不能令人满意，不过我们可以暂且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因为要反驳目前流行的那些反人权理论，我们还用不着涉及到那么精细的地步。

    现在，反人权者最常用的办法无非是以下几条:1、以文化相对主义的名义否认人权观念的普遍性，2、以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名义排斥和推迟言论自由一类权利，3、以稳定的名义压制个人权利。另外，作为以上三条的共同基础，则是强调所谓国情。最後，还有一种抵赖战术，“我们的人权状况有问题，你们的人权状况也不完美，谁也不比谁高明，所以谁也别说谁”。前面几条，我早先写文章已有所批判。这里，我不妨对最後以条略加辩驳。
    江泽民说:“没有任何国家的人权情况是完美的。”言外之意是，我们的人权情况有问题，别人也有问题，大家都有问题，充其量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这话不对。世上没有完人，凡人皆有过错，但那是否意味着世人就无好人善人与坏人恶人之分了呢?可见，在好坏善恶之间有一条分明的界限。同样的，在尊重人权与蔑视人权之间也有一条分明的界限。人们的财物被盗贼偷走抢走，无辜百姓被暴徒杀死，政府保护不周，破案不力，这是一回事；政府自己就去抄家去共产，去杀死无辜百姓，这显然是另一回事。没有一个政府能在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上做到万无一失。在这层意义上，你可以说没有任何国家的人权情况是完美的，无论那里的政府多么有诚意，多么能干。但是，一个政府只要有最起码的诚意，它就可以不去做出任何侵犯、践踏人权的罪行。在这层意义上，尊重人权的政府与蔑视人权的政府善恶立见，泾渭分明。□
   
   ——《北京之春》1998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