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月27日普林斯顿祝贺刘宾雁八十华诞的盛会上，宾雁谈到，在他八十年的生命中，能够在国内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自己文字的时间，前后加起来只有九年！从56年到57年算一年，从79年初到86年底算八年。我早先在心里也给宾雁算过这笔帐，闻此言格外感慨。
   　　
   　　一个作家，在自己的国家里公开发表自己文字的时间仅仅只有九年，却能留下如此广泛的影响，赢得如此崇高的声誉。这是何等传奇式的成就。对于这样一个终生不渝地为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写作的人，国家却只给了他区区九年的时间公开面对自己的人民讲话。这是怎样的一个国家？诚如林培瑞（Perry Link）所言，这不仅仅是宾雁的损失，这更是中国的损失。

   　　
   　　有时我们会听到一些来自大陆的学者文人，不是痛惜地或愤慨地，而是讥讽地、势利地说：现在的中国人，还有几个记得刘宾雁？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刘宾雁何许人。
   　　
   　　也许他们讲的是事实。但问题是，你们在做什么呢？尤其是负有传承历史记忆之责的知识份子们在做什么呢？专制者的遗忘术要生效，离不开我们大家、尤其是知识份子的配合。他们不提刘宾雁，而你们却要提，宾雁就不会被人们遗忘；如果他们不提，你们也不提，宾雁就不会再被人们记住了。问题是，你是否在尽其所能地提醒人们不要遗忘，使人们记住被权力抹煞的历史；还是在幸灾乐祸不动声色地促成人们的遗忘，参与对历史的抹煞？
   　　
   　　有人说，刘宾雁早就“过气”了。说起“过气”，且不说宾雁至今仍密切地关注中国现实，笔耕不止；事实上，在老一代作家中，宾雁作品的现实意义是罕见其匹的——无论是题材还是风格。去年，陈桂棣、春桃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问世，引起强烈反响。很多人都马上联想到宾雁的作品。这便是宾雁作品现实意义的一个例证。
   　　
   　　在宾雁华诞盛会上，我想起另一位更老的文学老人的华诞盛会。2003年11月25日是巴金的百岁华诞。据报导，那一天，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大驾光临上海华东医院，代表胡锦涛和党中央看望巴金先生。李长春还出席了国务院授予巴金先生“人民作家”荣誉称号的颁证仪式。李长春在讲话中特地强调巴老的人品，赞许巴金“始终不渝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由一个屠杀人民的政府授予巴金“人民作家”的荣誉称号，这决不是什么荣耀。这是荒谬，是讽刺。尤其是对巴金。尽人皆知，巴金的文学生命硬是生生地毁在共产党手上。就连李长春在提到巴金文学创作的成就时，也只是提到《家》、《春》、《秋》和《雾》、《雨》、《电》这几部“解放前”的作品。晚年的巴金力倡 “讲真话”，可是在“六四”之后的这许多年，他究竟讲了几句真话呢？以他的年龄和地位，就是讲了真话当局又能把他怎么样呢？记得在83年的作家代表大会上，巴金和宾雁以高票当选为作协的主席和副主席，一时传为文坛佳话。二十多年过去了，一个被专制者利用当作点缀“盛世”的花瓶，一个成了独立知识份子的象征。我无意苛责巴金这位老人。我只是说，在一个至今依然盛行文字狱的国度，作为一个以笔为生、以讲真话自命的作家，被专制当局宠幸不是证明你的幸运，而是证明你的不幸。
   　　
   　　宾雁不止一次谈起他在57年被打成右派是因祸得福，否则他很可能沦为平庸的文化官僚，甚至沦为姚文元一类的文化打手。如果说宾雁在57年的遭遇是命运的安排，那么他在89年之后的流亡则是自觉的选择。诚然，对于宾雁这种只有从自己的人民那里才能获得灵感获得激情的作家，被迫和自己的人民相脱离是极其痛苦的，并且极大地限制了他在文学上可能取得的更多的成就以及在当下产生更大的影响。流亡给宾雁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和无法弥补的。然而，宾雁是因为拒绝向强权低头，拒绝放弃自由批评才被隔离于国门之外，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坚定的道义原则。漫长的流亡岁月浪费了宾雁多少才华。“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但与此同时，它又为我们垒就了一个高大的人格榜样，其价值绝不低于、甚而远远高于几篇雄文华章。青史无欺，道是无情却有情。
   　　
   　　祝愿宾雁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