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作品选编：时局与策略散论

时局与策略散论
一、关於“势不均力不敌”的特殊局面
    预测中国大陆政局有如预测地震：长期性预测较有把握，短期性预测则相当困难。道理很简单，毕竟，人事不同於天事，其间本无“铁的必然性”，而纯粹的偶然性按定义就是不可预测的。这对於共产专制国家而言尤其如此。共产专制国家的特点是封闭或曰不透明。在这里，不仅被统治者由於缺乏自由交往的公共空间而彼此隔绝，难以了解事态真相；就连统治者自己，尽管掌握着现代化的情报系统，仍免不了被自己一手制造的屏幕所蒙蔽。“四人帮”在垮台前夕，一不忙於调兵遣将，二不准备狡兔三窟，却在那里摆姿势照标准相，以至於到头来束手就擒，可谓突出一例。八九年初，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发表《大失败》一书，对现存十五个共产党国家的危机状况作出分析。按照布氏的分析，三分之二的共产国家都不存在严重危机，保加利亚和东德则分居“第一稳定”和“第二稳定”。殊不知在一年
   之内，超过三分之二的共产国家便改变了颜色，其中就包括了保加利亚与东德。布氏能够在八九年初便预见到共产国家失败的大趋势，不能说没有眼光；但他在具体判断上又出了那么大的偏差，可见要准确的短期预测是何等的不易。
    在我看来，造成短期预测“测不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今中国大陆，正处於势不均力不敌的特殊局面。“势均力敌”这句成语本身就告诉我们“势”和“力”是两件事。好比打仗，敌寡我众，我方在“力”上更强大；但敌方凭借天险，“一夫挡关，万夫莫开”，敌方在“势”上更优越。这就导致了双方僵持不下。在这种情况下，若靠我方正面攻坚，短期内恐很难获胜；但若是敌方营垒发生某种变故，则局面可能急转直下。今日之中国，从“力”的角度看，也就是从人心向背的角度看，民主力量已经超过专制力量。所谓三百万军队、五千万党员，其中支持宪政民主，或者是至少可以接受宪政民主者也不在少数。但从“势”的角度看，也就是从现存的社会政治结构的角度看，少数专制者所处的“势”却要优越得多。正是出於这种“势”与“力”的极大不对称，因而形成了中国政局既可能稳定相当时期，又可能须臾之间发生戏剧性变化的奇妙特点。这就是为什么关切中国政局的人都要对中共上层的人事变动、权力斗争以至於某些领导者的生老病死格外注意的原因。记得当年波兰团结工会再度崛起时，针对军政府关於前阶段军管有理的自我辩护，瓦文萨说：难道不就是因为一个叫做勃列日涅夫的人多活了十八个月吗？
   二、关於“江核心”与“集体领导”
    众所周知，中共上层正在进行权力交接。陈云去世，邓小平风烛残年，第三代领导人正在逐步接管大权。对於第三代领导人，官方报纸有时称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有时称为“集体领导”，不少观察家分析说，在这两种不尽相同的称呼中，暗示了权力斗争的某种迹象。此事姑且不论。我下面要讲的是，所谓“江核心”，所谓“集体领导”，分别包含着什么问题。
    毫无疑问，如今的江核心不同於昔日的毛核心和邓核心。假如说以往的中共行的是强人统治，那么，随着邓小平退出权力中心，强人统治这种方式便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以江泽民的本钱，而欲建成新的强人统治，其前景实在不容乐观。
    再说“集体领导”。其实，“集体领导”只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天下并没有一种叫“集体领导”的统治方式，除非你对其中各个成员的权力大小和议决规则有所界定。问题在於，当大家意见不一，通过协商讨论也达不成一致时究竟该怎么办？靠票决吗？党主席一票算几票？如果党主席一票也只算一票，即是说，党主席的一票与政治局常委或委员的一票具有同等效力，那么，党主席便称不上“核心”。如果党主席拥有绝对否决权，他又成了独裁者，“集体领导”便落了空。要么，规定党主席的一票相当於“集体领导”中其它成员票数总和的三分之一或诸如此类。这样，党主席与其他领导成员的关系就有些类似於美国的总统与国会的关系。不过中共并无此类规定，而且它也很难通过这样的规定。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共领导者的职位既不是靠广大党员，也不是靠广大选民自由选举而获得的，因而也就不是通过党意或民意而免除的。同时，他们并不享有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所享有的终身制的保护，甚至於没有美国参议员或众议员所享有的任期保护。这就是说，每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随时都有可能在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中被排挤出局。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不安全的，连头把手也不能例外(想想华国锋、赫鲁晓夫)。既然共产党成功地使自己的上层斗争隔绝了社会一般民意的影响和干预，那就使得宫廷斗争的失败者很难凭借民意东山再起。假如你确实拥有广泛的民意基础，那么你的存在就会对当权的人物构成威胁，因而你一旦失势，你的处境便相当危险。例如赵紫阳，名义上只是辞职，实际上形同软禁。这还是发生在邓健在之时，邓以後赵的命运更难预料。简而言之，所谓集体领导，由於它缺乏明确的权力界定，缺乏基本的议决程序和规则，甚至於缺乏对其成员的人身保障，因此，它不是一种可以有效而稳定运作的统治方式。
    那么，又如何解释长达十八年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呢？勃列日涅夫统治不是可称为以勃列日涅夫为核心的集体领导吗？问题在於，勃氏主政的十八年，是苏联历史上最保守、最僵化、最停滞的十八年。在那段时期，除了在经济上尝试过零星的小改小革之外，整个社会率由旧章，按部就班；没有什么大的、新的、尖锐的矛盾提交到最高统治者面前，这就避免了上层集团出现重大分歧，至少是避免了分歧的尖锐化。故而其统治方式的内在缺陷便无从彰显，好歹也就能维持下去。反观今日之中国，经济改革不可逆转，新问题层出不穷，各种社会矛盾有增无已，执政当局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的严峻挑战。再加上统治集团内部的高度腐败，思想混乱，对未来没有信心；还有历次权力斗争遗留下的深刻裂痕；更不必说“六四”事件引起的朝野之间的巨大紧张；凡此种种，都和当年苏联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江泽民若
   想扮演勃列日涅夫的角色，只怕没有那个好运气。
    也许有人会说，尽管中共上层矛盾重重，但目睹苏东一党专制的覆灭，他们可能会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因而有可能同舟共济，以保住大局。其实未必。首先，我们不要把共产党，包括党的上层集团，看成是一个利益一致的铁板一块。废除一党专制，对其中某些人而言是末日，是灾难；但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是新生，是机会。其次，就算第三代领导人个个都想维持现状，只求保住自己已有的权位，然而由於他们彼此之间不具有真诚的信任，由於党内斗争一无规则二无底线，这就造成了“先下手为强，後下手遭殃”的不稳定情势。因此，我们不应低估党内爆发激烈斗争的可能性。
   三、关於“人大议会化”
    在考查中共上层的未来变化时，全国人大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对象。
    不少人对全国人大寄予很高的期望。他们断言：“中国的民主化将从‘人大’的议会化开始”。我对此说颇有保留。我承认，在最近两次全国人大会议上，我们听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见到了更多的弃权票和反对票。但是，这并不表明在全国人大存在着一种迈向进一步开放的内在趋势。回顾以往十几年的历史，全国人大的表现起伏不定，有时显得开明活跃，有时又很沉闷保守；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定它在今後就会改变其上下摆动的特点而呈现出单向的持续增长。以往的经验还提醒我们，只有在中共上层温和势力略有上升之际，或者是社会上自由化气氛比较浓厚的时候，全国人大才会开得比较活泼开放。反过来，当中共上层强硬势力占优势的时候，或者是社会上自由化运动遭受严重压制的时候，全国人大也就变得保守沉闷。换言之，在中国的民主化演变之风中，全国人大不是风源而只是风向标，与其说中国的民主化将从人大的议会化开始，不如反过来说人大的议会化将从中国的民主化开始。中国民主化的风源首先来自於民间民主力量的成长壮大，其次来自於党内最高层内部温和势力的上升。众所周知，波兰的“人大”(当然，波兰的相应机构不叫“人大”)议会化是在团结工会胜利复兴之後，苏联的“人大”议会化则是在戈尔巴乔夫推行开放与重建政策之後，均可作为例证。
    在分析全国人大为何不能发挥最高权力机构这一法定功能时，严家其指出了两条原因。第一，全国人大的代表要经过二至三次间接选举，因此广大选民对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只具有很小的影响力。第二，拥有三千名代表的全国人大实际上是“三院制”，因此百分之九十的代表在其中不能有效地表达他们的意志。这一分析无疑是符合实际的，也极具启发性。不过联想到其它共产国家的状态，上述分析恐怕并未切中要害。例如阿尔巴尼亚、古巴、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国家小，人口少。“全国人大”的代表多半由一次的直接选举产生，“全国人大会议”也没有被肢解为“三个会议”，照说不存在严家其所指出的两个弊端，但这并不曾改变其同为“橡皮图章”的附庸角色。由此可见，纵然我们对这两项弊端都加以革除，那也并不足以使全国人大变成真正的民意机关，变成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
    依我之见，导致全国人大徒具形式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真正的言论自由，或者说是缺乏具有相当容量的表达异议的言论空间。一旦我们争得了广阔的言论空间，那么即便是眼下这三千名并非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也会在全国人大上发出相当体现民意的呼声；即便是遵循现有的选举办法，我们也能选出颇能体现民意的代表；即便是“三院制”的“全国人大”，也能一跃而成为真正的民意机关并成为全国的最高权力机构。
   四、关於公民请愿活动
    争取言论自由是推动自由化民主化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近年来，国内一波又一波的公民请愿活动，正体现了争取言论自由的英勇努力。
    从今年二月底到五月底，我们已经见到八封以上的请愿书，签名者超过两百人次。这些请愿书的内容分别涉及到惩治贪污腐败，废除劳动教养，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公正，以宽容精神对待不同政见，取消因言治罪，重新评价“六四”及实行宪政改革。在参加请愿活动的人中间，有资深的民运人士和异议份子，有“六四”死难者的亲属，还有一批著名的科学家和学者(例如我在北大求学时的指导教授、八十五岁高龄的周辅成教授)。其声势之大，实为“六四”以来所仅见。是故，有人将今年称为“公民请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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