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常被外人詬病為「文化沙漠」，但是研究香港文學的眾多學者乃至修纂香港文學史、小說史的專家們似乎都遺忘了一百年前香港有一位作家寫過廿多部長篇小說鼓吹反清革命，還寫了大量詩詞、劇本、政論，批駁康有為保皇主張，揭露封建王朝專制昏憒，抨擊帝國主義瓜分中國陰謀；他所提倡的「以小說開啟民智」、反對「褒貶過於渲染，過為雕琢」等文學理論對於新文學運動的發韌以及中國近代文學的發展作出了不朽的貢獻。此人就是著名文史學家、曾在本報撰寫〈包教曉信箱〉專欄的謝永光先生稱頌的「在中國文學史上最具影響力的香港作家」黃世仲，誠如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黃霖所說「在近代小說史上，沒有第二個作家像黃世仲這樣，創作如此繁富的作品來全面反映反清鬥爭」。
   然而近百年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中，黃世仲研究是陷於低谷的，事緣民國成立四個月後，他在廣東都督府秘書長兼民團總長任上，被廣東代督陳炯明以「私購軍火，私准招兵，冒領軍餉」等三項罪名，假手胡漢民處決。陳炯明背叛革命兵敗後，革命元勛高劍父、謝英伯等人曾呈請當局為此民國肇建後第一宗冤案平反昭雪，不幸因政局多變而未果。直至胡漢民被幽禁湯山乃至出亡香港後，才有錢杏��、馮自由、楊世驥等學者敢於涉足黃世仲研究這一禁區，闡述黃世仲對辛亥革命、對小說創作的貢獻。然一九四九年前公開發表的研究黃世仲文章，總共祗有七篇。
   黃世仲被殺前一日曾在香港華字日報發表獄中寫下的遺書，申述民軍各統領所報軍數及餉銀係由經理部核准，往支應處支領，實未經其手，均有三聯存根可核，並無虧空；所謂私買槍支，係因各路民軍北伐無槍，前由胡漢民都督發給執照派員赴日本購買，絕非私買；至於關仁甫軍軍餉，原按代督陳炯明指示，非為擅發。可惜此文只刊了半截就被腰斬了。
   據孫中山的摯友，曾任國民政府委員、國史館館長的張繼題詞作序的《陳炯明叛國史》披露，陳炯明「欲害世仲，陰使大紳控其勒索情事，竟將世仲下獄，迫使招供曰：『認供我亦不難為君，君乃老同志也。』世仲仍不承認，炯明乃改謂之曰：『既不招供，我亦難強。君不如報效十萬金作為罰款了事可乎？』世仲以無款對，炯明故誘之曰：『先立單，後付款，亦易易耳』世仲不知是計，乃大書『黃世仲報效軍餉銀十萬元』一紙與炯明。炯明遂以此製成黃世仲罪名，謂『世仲如無勒索民財，何得有此鉅款？今款雖未交出，然彼無把握，又何得書此？』厥後追款不得，竟定世仲死刑」。
   孫中山的親密戰友尢列在遺作《尢列集》中透露：「廣州易幟後，黃世仲領銜電請尢列回粵主持大計，雖事未成，但犯了陳炯明、胡漢民輩大忌，這是黃世仲被冤殺的主因」。按，王和順、關仁甫等民軍領袖盡皆中和堂黨人，又都是在中和堂堂主尢列的心腹黃世仲統領下參加廣州光復之役的。

   據老報人、華字日報總主筆勞緯孟在五十年前的華僑日報上撰文說，胡漢民北上出任總統府秘書長時，中山先生曾有「漢民離粵即以競存(炯明)任正都督，如競存不就，即以小配(世仲)繼任」之言。這位曾與黃世仲同事的都督府秘書回憶道：「當時雖有外交司長陳少白等替世仲向陳氏請求保釋，陳答謂如世仲能繳罰鍰十萬元，或可免其一死等語，陳少白以陳炯明既不賣人情，只得去電南京，為世仲營救。陳炯明知之，遂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將黃世仲提出槍斃。時人對黃世仲之被殺，咸認為起禍乃由於王和順諸人之發出『打倒陳炯明，擁護黃世仲』兩句口號有以致之，而對陳氏所稱世仲能繳罰款十萬元或可免一死之言，多謂世仲自任革命黨官職以來，黨人一致許其居官廉介，何來十萬元繳罰？就算拿得出十萬元來，恐亦難免一死也。」
   另一位老報人吳灞陵也在同期華僑日報〈僑賢軼事〉欄說，陳少白對此案十分憤慨曰：「黃世仲對革命有極大的功勞，陳炯明在黨的歷史不深，也許不曉得黃世仲，但胡漢民是應該曉得的，即使罪名成立，也應從輕判處，不能夠不問情由便置之死地！」
   至於反面的資料，人們祗能從陳炯明的兒子陳定炎投資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印行的《陳炯明文集》中見到那份抓捕黃世仲的命令以及胡漢民未經審訊便槍決黃世仲的告示，這兩篇公文是雷同的。近年大陸解密了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的《蔣介石日記類抄》，內有與胡漢民長期共事的蔣介石對胡的評價：「顛倒是非，欺罔民眾，圖謀不軌，危害黨國，投機取巧，毀滅廉恥，誠小人之尤者也！」「挑撥內部，詆毀政治，曲解遺教，欺惑民眾」「破壞黨國，阻礙革命」。從哈佛燕京圖書館保藏的胡漢民晚年往來未刊函電可知，卅年代的許多所謂「抗日」反蔣事件，如察哈爾同盟軍、閩變、孫殿英西進、陳濟棠叛亂等，背後都由胡漢民操縱。閩變失敗後，日閥不斷派人到香港聯絡胡漢民，表示願提供武器金錢以支持胡漢民當總統，只因胡漢民死得太快，他沒有親眼見到兩廣事變的爆發。從現已解密的文件可知，九‧一八與七‧七事變都是胡漢民指揮軍閥勾結日寇南北夾擊當時中國中央政府的惡果。抗戰十四年中國軍民同胞慘死三千多萬人，相比之下，殺一介文人黃世仲，實在不足掛齒也！
   中共建政後，對這位死於中共成立前九年的國民黨前輩，似未設置研究禁區，故研究黃世仲的文章在報刊、學報上出現逾兩百篇。光是近廿年來，大陸各省重印黃世仲小說就多達卅四個版本，收錄黃世仲事蹟的叢書、評論集、文學史、史料集、地方史、新聞史、辭典、百科全書、人物詞典共有卅一種。例如華南師大九十高齡的李育中教授指出，一九一一年五月起在廣州《南越報》連載五十七日的三萬言黃世仲作品《五日風聲》，實質是中國最早的報告文學，他以文學的筆法，藝術地再現了黃花崗起義的英雄事跡；福建師大中文系歐陽健教授指出：「在李伯元、吳趼人、劉鶚、黃世仲、曾樸、陸士諤這六位代表了晚清小說最高成就的最重要作家中，黃世仲是唯一的革命派作家。」
   在香港，嶺南大儒、港大終身榮譽教授羅香林在其傳世之作《乙堂劄記》中盛讚黃世仲弟兄「皆革命宣傳政論家、小說家，其鼓吹也，大裨革命宣傳，於武昌首義、廣東光復、民國肇造有文字之功。世仲且嘗躬督民軍以光復穗垣，聯絡會黨，統撫廣東光復後之四方民軍有勛，於中國、香港文化有賢勞……其小說之撰，實為廣東學術文化發展之里程碑，香港文學新型態發展與之關係，至鉅且大，而其置之全國，堪稱名家，足以媲美吳趼人，斯亦中國文學史上之盛事」。兩年前，受藝發局資助的文學刊物《香港筆薈》誠聘卅八位中外教授、文史專家、資深編輯、著名作家評選廿世紀香港小說經典名著百強，黃世仲一九○五年在香港發表的反清小說《洪秀全演義》榮膺第一名，這再次顯示了黃世仲在香港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今年二月底，香港紀念黃世仲基金會斥資重印了黃世仲遺著八種：《真本吳三桂演義》《鏡中影》《宦海冤魂》《黨人碑》《朝鮮血》《十日建國誌》《妾薄命》以及《黃世仲弟兄反清文集》，前兩種是從大英博物館版本圖書館尋回的原刊本，後者輯自清末省港兩地七種報刊，其中最珍貴的是辛亥武昌起義後，黃世仲為廣州南越報所撰的《擬民國軍政府檄漢賊袁世凱文》與《擬北伐誓師文》等十篇評論，他痛斥袁「戕同媚異，奴根深重」，倡議革命軍「犁庭掃穴，直搗黃龍府」，這是何等宏偉的氣魄！可惜當時革命陣營內不少人(包括胡漢民)逼迫孫中山同清廷鷹犬袁世凱講和并讓出總統位；十五個月後，老袁買兇在上海刺殺國民黨代理事長宋教仁，然國民黨多數領袖仍主張避免使用武力而採循法律途徑善後。相比之下，黃世仲的高瞻遠囑、明鑒萬里，顯然超出與他同時代的革命家。
   令人遺憾的是，黃世仲為之奮鬥終生並獻出生命的國民黨，迄今仍對這宗冤案態度曖昧。我們縱覽近代中國歷史，凡專制獨裁者竟欲消滅異己份子時，總會顧忌政治罪名引起社會同情與國際干預，而往往捏造「貪污公款」罪名或借刀殺人，或殺了無辜猶嫁禍於人，黃世仲案如此，焦達峰、張振武、宋教仁案也未嘗不是如此。在大陸，中共縱然有過種種不是，但它畢竟已公開發表了兩次〈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歷年來黨內鬥爭中的冤假錯案作了部份平反；然而彼岸的國民黨卻始終沒有勇氣面對她建黨一百零八年以來的一切失眨瑑嵐芩龘碛袛狄园儆嫷臍v史學家，但從來也沒有發表一份反省文件向冤案受害者的後代作一些安撫工作以挽回民心，以致於喪失了大陸，復又在「退此一步，即無死所」的海隅失去了政權。眾所週知，殺害焦達峰的主謀是已故副總統陳誠的岳父大人譚延闓，而殺害黃世仲的主兇則是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出於「家醜不可外揚」的陰暗心理，上述冤案在台灣仍然是不可觸及的禁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