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暗中》：第四十五节在那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第四十九节黑手

    ２０１２年美国总统选举大战已经开打，唐宁和他的班子成员不得不丢下手边的中国事务，为选举疲于奔命。而我们则开始专心致志地清理门户。
    因为白克锐是中纪委书记的副手，他的政变对于这位一把手来说可以算的上是一种耻辱。总书记为了让他光光彩彩地退休，把清理白克锐集团问题的事情交给了他。但是中纪委监察部的工作人员多多少少卷入了这场风波，因此实际上真正执行这项使命的主要还是国家安全部门的人。我作为所谓的１２·１６专案组的副组长（这一点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追认），成为主持这项工作的常务主管。
    在追查白克锐集团分子的问题上，中央出现了分歧。一些人主张要彻底查清党内的坏分子，对他们从严惩处。但是另一些人主张宽以待人，对那些白系骨干和所谓受骗参加政变的人之间的“灰色地带”中的人统统划进受骗上当的那一群中去。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僵持不下，总书记只好做出批示，要求我们专案组秉公处理，依法办事，把皮球踢给了我们。我和我的战友们秘密开了几次会后，说服他们按照从宽、从轻的原则办理事情，因此最后被我们送到刑事打击范围的人并不算很多。
    在检察院基本完成起诉准备之后，对白克锐集团首要分子的审判工作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由于我是学法律的出身，因此程序上的事情便直接由我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萧阳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秋旺商议了。原本中央意见中的由最高人民法院一审终结判决（像审判四人帮一样），我们商议后，决定由北京和其他几个省区的高级人民法院一审，最高人民法院担当二审，以两审终审制体现对他的判决的公正性。程序上是可以由司法机关自由处置的，但是对白克锐如何定刑却必须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行讨论、决定。中央原先存在的对白克锐集团成员处置上有分歧的两派，也自然地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对白采取最严厉的刑罚，另一派则主张适可而止。
    我在双方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争辩中一言不发，安静地听着政治局委员们和几位军方将领的发言（扩大会议包括了四大军区的常务副司令员、国家安全部和安全部的几个正副部长，也就是对这次军事行动中有较大贡献几个系统的负责人）。当双方再一次争执不下时，总书记要求我做发言。
    我：对于白克锐这样试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大恶极者，采取最严厉的刑罚是不为过的，也是符合我国刑法的规定的。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一点，从毛泽东主席时代以来，我党从来没有因为政治斗争中处死过任何党内高级官员，毛泽东于刘少齐、华国风于江桥姚以及邓公、***同志都没有对政敌采取过生命上的剥夺行为。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共产党内也形成了惯例，不对政敌施以死刑。我们不能够打破这个先例，就像我们不能容忍党内出现“枪指挥党”这样的事情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考虑适当长度的监禁更符合现在中国的政治形势。……
    在我的发言后，总书记对我的观点表示了支持，最后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处白以无期徒刑。其他几个重要参与者将被处以相同的刑罚。半个月后,北京等省区的高级人民法院对于白克锐集团主犯的审判开始，中央电视台在庭审后，将一部分经过删改的白克锐受审的庭审录象向全国播出。在这一幕幕极其吸引世人眼球的大戏不断地在神州大地开场的时候，另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也在以其特有的方式进行着。
    北京突袭行动后，中央权力中枢自然地出现了两大利益集团：一派是在白克锐主政时受到打压，被剥夺权力的所谓“勋旧派”，另一派是在反白行动中建立起功勋的军队和国家安全部门的“强力部门”集团。在尘埃落定之后，“勋旧派”势力希望恢复自己的权力，而强力部门则希望得到应有的奖赏，这两派都希望在未来的中央权力中枢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由于显然的僧多粥少的局面，两派之间的明争暗斗很快就成为了清理门户之外，中共党内高层中间最热闹的一件事情。而由于原本准备在十八大接班的诸位共产党高级官员大多在白克锐的清洗中，受到了人身或心理上巨大伤害，还出现了一些人倒戈相向，投入白克锐阵营中的情况，中央的权力交接计划被彻底打乱，未来由谁来接班，什么时候接班，很多问题都需要解决。同时，由于民间被白克锐的反共旋风调教的，对民主的期望值很高，特别是知识分子中间对白克锐的倒台普遍出现了惋惜的情绪，党内对于再发生一次政治风波的担心增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总书记等行将退职的党内高层领导们挑灯夜战，试图在这个混乱纷扰的局面中理出一个头绪来，但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些直接涉身于各种利益关系的人在很多问题上都无法想出能让各方满意的方案，于是他们想到了我。作为国家安全系统和军队势力之间的和事老以及反白行动中的功臣，我在强力部门中的威望很高，处理事情有我特殊的优势。另一方面，在反白行动中的果断表现和对于白克锐处理问题上表现出的政治头脑，使得他们对我的印象深刻。总之，出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我被总书记召到了中南海，与他面议国事。
    这位曾长期在青年组织中工作的总书记对于把握我这样的人的心理还是有一定经验的，他很客气但又很直率地告诉我，他面临的种种困难，希望听听我的意见。我略微思考了一下，开始发表我的“高论”。
    我：中央未来领导班子的位置是有限的，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改变的，因此无论是过去担任党内高层领导的同志，还是在这次反白行动中表现突出的同志，让他们都满意是不现实的。所以现在需要有一个人，让他来处理、斡旋这些权力分配的问题。他必须有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的勇气，因为这意味着他将同时得罪两派人，并且不能在他亲手处置的权力分配中得到任何好处。
    总书记：你认为什么人合适来做这件事情呢？
    我：我。我是最合适的人选。
    总书记：为什么？你愿意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
    我：我很年轻。如果，几年后，我淡出政治，去经商，去干别的工作的话，我还可以从头学。而其他人，在政治舞台上已经活跃了几十年，你让他们放弃自己的政治生命是不现实的。另外，他们都有很复杂的人际关系脉络，这对他们保持公正性不利。而我是一个专业的特工人员，我实际上和政界、军界人士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尽管我这次能挑动各路诸侯反白，但是实际上靠的还是所谓的中央调查组的背景，靠的是党内对白克锐的不满。像我这样一个人，是再合适不过的。另外，投身政治也不符合我的愿望。
    总书记：有道理，你的愿望是什么呢？
    我：您见笑了。我从小就有这样的想法，在毕业后第一个十年为党和政府工作，第二个十年为自己工作，去赚大钱给父母妻儿拼出一个好生活。第三个十年，我会选择投身学界或者去当人大代表，为人民群众直接服务。在往后呢？
    总书记：你也该退休了。你参加工作几年了。
    我：7年，2006年到12年。
    总书记：那好，剩下的三年你就给我工作了。看来你真的是最好的人选了。
    ………………
    从那天起，我开始在党内的几大阵营中往来穿梭，斡旋、游说、调解权力的纷争。在我的软磨硬泡和软硬兼施之下，再加上总书记等人的努力，党内达成了妥协：在十八大上，中共十七大政治局委员班底基本不动、略微调整，总书记继续担任他的职务，等到十八届二中或者三中全会时，政治局常委全部退休，第五代中央领导集体接班。中央委员会要进行一定的调整，人数进一步扩充，增加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强力部门的负责人的份额。与此同时，我得到了国家安全系统的承诺，将会在今后的任何政治斗争中站在总书记一边（实际上是分化了强力部门，当然国家安全系统本来就和军方在很多问题上有矛盾，如果不是我一直在起润滑油的作用，双方关系在反白未成功前就会出现大的裂痕），条件是支持加强国家安全系统权力。另外，我也得到军方领导的谅解，他们表示会支持我的实现党内民主的想法（这对他们有很大益处，因为这可以合法地削弱“勋旧派”的地位）。
    在党内的矛盾暂时得到平息后，国内的事情开始棘手起来了，老百姓开始从北京事件的震惊中缓过神后，社会上要求实现民主和加强反腐的呼声日趋强烈。由于白克锐集团的煽动性言论，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普遍感到不信任。有组织的罢工和群访事件增多，国内政治气氛再次出现异样。网络和手机短信上出现了一些拥护白克锐和反对共产党的言论。在这个背景下，党又一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内形势。会上再次出现两种意见，一些人主张采取高压措施，对煽动性言论的发布者进行刑事惩罚。另一些人则希望淡化此事，采取冷处理的方式。罕见的是，强力部门的代表都没有对此发表意见，这次会议又一次在吵吵嚷嚷中暂时休会。会下，总书记把我找了去，询问强力部门的想法。
    我：不论是国家安全部门还是军队都是不同意对人民群众采取高压措施的，我们是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党，应该给人民群众说话的权利。高压措施只能激化矛盾。另外过去的一些经验教训也表明，这样做是不利于政治稳定的。
    总书记：那么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我仅仅谈谈我个人的想法，这不是军队和安全部门的意见。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上看，当一个国家出现了大量的中产阶级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将不可避免地抛弃原先的威权性的政治体制，转而向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因为中产阶级的参政热情是很高的，他们比无产阶级有更强的经济实力，也不用为生计发愁，但是他们是不能像资产阶级那样通过走上层路线来影响国家政治生活的走向的，因此他们对于直接选举领导人、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欲望是很大的。而我们国家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经济实力有了很大增强，民间的中产阶级，那些先富裕起来的人，已经大幅度增加了。尽管这些人在人口总量上还不占绝对优势，但是其绝对值已经很大，其力量是不可以小视的。当然，这也符合我们发展经济的期望，所有的发达国家的人口都主要是由中产阶级组成的，我们要走强国富民之路，这是我们要经过的必然历史阶段。
    所以我认为，继续推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必要的。但是改革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仍然要坚持，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们还要捍卫。我国国家有８０００万党员和６千万共青团员，他们实际上包含了中国几乎所有的有政治热情的人，他们加上与他们相联系的亲戚、朋友，足以在中国具有选举权的人口中占有多数。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进党内民主，当然步子要很大，不然不足以抵消白克锐的空头支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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