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了有史以来最长的篇幅给总局起草了一份电报，不过因为事关重大，我最终还是决定亲自把它交到对岸去。我发电报给总局请他们派一个指导员到中朝边境地区，而我则以处理侨务的名义，到鸭绿江对岸跑了一趟，新义州与中国只有一江之隔，跑个来回时间很短，这是在我的掩护工作中经常出现的，相信朝鲜人也不会过分敏感。

    我等待着首都的那些高级行动策划人员们运筹帷幄，结合他们掌握的各种情报，给我一个结论。但是，等到这个命令却耗费了我很长的时间，可是他们给我的指令却何其简单：“真伪难辨，保持接触。前期计划继续执行，随时报告情况。”看来我们的学究们也认为男女之情只有上帝才说得清楚，在把理清头绪之前，他们也不敢妄下结论。

    尽管来自总局的指令颇有些模棱两可的意味，但是我的上级仍旧清楚地说明了我接下来的应当有的动作。我没有改变自己的作息习惯，也没有改变定期领着监视人员在大街上乱转的习惯。不过我对这些监视者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改变，频繁的戏耍代替了原先的两相无事。

    对于一个18岁刚过，就参加了驾校学习的“老司机”来说，有了在国际政治学院的学习中获得的丰富的反监视驾驶技能和早已熟记在心的新义州的地理知识，再加上我的红旗牌轿车的良好性能，我可以在大街上大耍车技，任意地在晚间空旷的大道上高速行驶，让那些开着二手车的社会安全部门的特工们追得吐血。我接连甩掉了几辆朝鲜人的跟踪车，迫使他们不断地使用新的监视车辆加入到行动之中。

    朝鲜人的监视队伍之间保持联络主要依靠车载无线电台，这种技术设备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最早在美国加入到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队伍中来的，光阴荏苒，尽管这些设备随着人类微电子技术的伟大进步而不断更新换代，但是它们所仰赖的科学原理却没有改变。它们传播所依赖的电磁波成为了最容易暴露它们位置和所承载的内容的因素。据史料所载，似乎是苏联人最先想到要把那个非常简单而且已经在军事领域内被频繁使用的技术手段运用于人力情报战领域——跟踪、干扰、监听反间谍人员的无线电通讯。他们在伦敦的大使馆中的合法情报人员曾经用那种手段把MI5的反间谍人员搞得一团雾水，但是那是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事情。后来，由于跳频技术和加密技术的运用，各安全情报机关在这个领域的角斗渐渐平息了。而这种斗争后来似乎又在刑事侦查领域中有所体现，在我国的云南和广东，一些犯罪分子也用了类似的手段规避我们公安机关的追踪。

    但是，可笑的是，我们的朝鲜朋友却似乎没有注意到这场发生在谍报领域中的风暴，也可能是他们拮据的财政收支状况限制了他们购买先进的通讯设备的努力。而且据我们所知，社会安全部对于技术人员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如军队，他们手下的技术人员数量很少，而且估计都是人民军挑剩下的。要知道在这个奉行“先军主义”国家里，即使朝鲜军队使用的通讯设备也很糟糕，他们的电子通讯设备是像美国、韩国、日本之类的西方国家搜集其国内情报的最重要的情报源。而朝鲜人对此的应对只能是尽量使用他们的有线电话，甚至还像过去那样大量使用传令兵。不过，瞬息万变的反间谍监视领域却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机会使用有线电话和传令兵，他们仍然要对那个老掉牙的无线电话筒大喊大叫，协调对可疑对象的跟踪。

    正是因为朝鲜人在这方面的落后，为我们搜集他们社会安全部门的情报提供了帮助，就在我领着特工们在大街上乱转时，鸭绿江对岸的信号情报站都在悄无声息地倾听着这边的动静。我们的技术人员通过监听，能够知晓朝鲜人对着话筒说的几乎所有东西，借此我们可以了解朝鲜监视人员的数量、活动习惯以及他们的具体动向。更妙的是，由于他们的无线电几乎每时每刻都保持着通路状态（使用无线电设备大多要有一个预热的过程，如果临时打开很可能无法向外界发射信号），设备向外辐射的信号可以让我们获知监视人员的实时位置。

    我的车技秀恐怕招惹了好斗的朝鲜特工们，在他们眼里，这个爱出风头的中国年轻人意味着令人难以忍受的挑衅，他竭力告诉自己的对手，他正在执行着某种危害朝鲜国家安全的特别行动，而他的对手却无法抓到他。不过这也让总局感到了某种程度上的不安，我的上级——亚洲司朝鲜处处长通过外交部架设的直通线路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要有所收敛，不要过分招惹我们的朝鲜同行，不要让自己成为焦点。我不知道监听电话的朝鲜情报人员会怎么解读这段谈话，我们都知道架设在两国之间的专线电话被朝鲜情报机关窃听，所以包括外交官在内，谁都不会在专线电话上谈论机密事宜。平常我们使用这种电话都是给国内的亲友打电话，说些家庭琐事。即使是给国内的同事打电话，我们谈论的事情也都是些鸡毛蒜皮的技术性事宜。但是，我的处长给我打电话，却用暗语知会我隐蔽斗争的注意事项，显然这是说给朝鲜人听的，有点平息战火的意味。

    当然我的确按照处长的要求收敛了一点自己的行为，因为我们已经锁定了朝鲜人的通讯频率。但是，朝鲜人似乎没有把处长的话当真，他们也明白我们知道电话被窃听。对付我的监视人员换了自己的座驾，二手丰田鸟枪换炮地变成了速度很快的雪铁龙汽车。

    劳动党调查局的特工们对我戏耍他们国内同行的举动显然没有太多的不快，至少雨珠在见到我的时候没有谈到这方面的事情。我们的第二次见面的惊险程度并不亚于上一次，因为不管怎么说，我都要摆脱监视我的社会安全部的特工们。劳动党调查局在我们的公寓里有自己的内线，他或者她在我居住的房间里留下了纸条，通知我雨珠要和我见面。

    朝鲜特工已经不止一次地闯进我的家里，搜寻敏感的东西，当然谁也不会傻到把重要的东西留在自己的公寓里，我只是希望这些毛手毛脚的家伙进那些真正合法的外交官的屋子时不要把东西翻乱，弄得不习惯这类窥探的年轻人们对自己的隐私被侵犯感到压抑。不过好在朝鲜的侦查人员很守规矩，他们像大街上那些很懂礼貌的朝鲜普通人一样，有着不错的道德素质，至少我们从来没有听那个外交官抱怨说自己的东西丢了，而这种事情在其他国家发生的不在少数。

    那是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朝鲜人大多出门享受他们难得的周末假日，因此当我出现在新义州闹市的一家电影院前，周围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人。摆脱了经济危机的朝鲜国内电影事业也算有了一些起色，更何况伟大的金将军还是个文艺爱好者，因此当天放映的电影居然是一部新片。我从来没有到当地的电影院里看过电影，因为之前放的电影都是老片，如果不是今天要和雨珠见面，我还真有兴趣把这部电影看完。监视人员也买了票坐在我的附近，我有意识地坐在了过道边，方便我随时离开。摆脱监视者花了我不少的心思，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因难得一见的电影新片分神，他们的眼睛始终盯在我的身上。不过好在社会安全部的人为了配合劳动党调查局与我的接触，他们派了两个新手来监视我。

    在电影开始放映前的一瞬间，电影院的灯全部熄灭，全场陷入到一片黑暗中。当微弱的光亮使人们重新恢复视觉时，监视我的朝鲜特工忽然发现他们座位前面的我已经离开了自己的座位，失去踪影。他们意识到目标趁机逃离了他们的视线。两个年轻人立刻起身向出口处冲去，当他们离开放映厅之后10分钟，此时坐在不远处的另一个座位上的我才起身离开。短暂的黑暗只允许我抽身移座到附近一个空座上，不过我特意准备的一套朝鲜式样的西装为我提供了融入周围环境的不错的掩护色。

    我走出电影院前，没有忘记在厕所里换了一套衣服，稍微改变了一下自己的面容，我走进电影院附近的一条街巷，那里有我托朋友事先放在那里的一辆自行车。半个小时后，我到了接头地点，雨珠穿着一套粉红色的传统朝鲜民族服装，她没有料到我会骑着自行车来见她，不然她也许也会骑辆自行车来，抑或是穿一套不那么拖泥带水的衣服。她很小心地坐在了我的自行车后座上，避免裙角被卷进自行车后轮里。她纤细的胳膊扶住了我的腰，这种感觉让我想起了我的大学生活。

    雨珠告诉我她给我带来了一些朝鲜劳动党调查局的秘密文件，是凭借自己的记忆整理出来的，因为她没有照相机和微缩设备。这就是她许诺过的用来以博取我和我的组织信任的东西，我很安静地听她用流利的中文给我讲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她的父亲是人民军总参谋部侦察局的军官，母亲在劳动党宣传和意识形态部担任普通干部，很早就在一次车祸中去世。家里有两个孩子，她的弟弟因为疾病早夭，她的父亲辛辛苦苦地把她养到12岁，但是他却得到命令执行对韩国的秘密渗透任务。

    在她13岁的时候，从父亲的同事那里得知已经一年不见的父亲牺牲在了韩国，据说他的父亲奉命指挥渔船进入韩国水域，接运一个进入韩国后暴露身份的朝鲜间谍人员，但是他们接应的朝鲜间谍已经被韩国安全人员逮捕，在他身上韩国人发现了接应地点的地图，他们的渔船一到就被韩国海军包围，在和韩国海军发生交火后，船上特工启动爆炸装置，他们的船自毁沉没。在失去双亲后，她被劳动党组织收养，14岁时开始接受特工训练。

    她在15岁时进入中国吉林省进行情报搜集工作，并执行过暗杀和绑架工作。她告诉我，她一直为自己能够为自己的祖国而战斗感到自豪，但是当她艰难地游过图们江回到朝鲜后却发现自己的国家与对岸的中国相比陷入惊人的落后和专制之中。再加上调查局在她回到朝鲜后对她进行了长达数月的隔离审查和政治学习教育，这让她感到很不满。调查部对她这个因为我的手下留情才勉强逃离中国的年轻女特工非常怀疑，经常对她与我的短暂爱情纠缠不清，她可能永远被挂起来。好在她父亲生前的老上级，时任劳动党调查局的副局长的姜永南中将为她做了担保，才让她离开学习班，重新进入劳动党调查局工作，在位于平壤的金正日政治军事大学里担任中文和情报学教师（朝鲜情报机关的特工训练学校）。在当了一段时间的老师后，她进入劳动党调查局在新义州的403联络处工作，司职对中国东北的渗透工作。

    在我到朝鲜后半个月后，劳动党情报办公室（负责管理劳动党系统的所有情报机构：调查局、作战部、第三厅等）的副主任金永林（主任就是后来问鼎朝鲜的崔金号）亲自把她调出原来的部门，命令她在社会安全部门的人员的配合下对我进行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