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暗中》：第十一节硕鼠－

许超后来在自己的日记中得意地宣称：“起先我只是意识到这男子是中共谍报人员，而她的女伴仅仅是他出行的掩护。然我于当年发展此女的陈姓中校处得知其真正身份后，我戏谑之心骤起，于是随意地向那个名为陈雪的女子打招呼。其时那个男子脸上闪过一丝惊惧的神色，这令我扫清了自己的疑惑。他们是一对情侣，而这似乎被那个男人认为是我们用来敲诈他们、吸收他加入我方之砝码。其实我们此时对他们的详细身份一无所知，后来我方知道这个男人是中共国家安全部的高级特工，而他深谙策反之道，我所作所为被他误认为他平素同等行为。而我因势利导，遂将他策反成功。这也难怪，如若我换了他的位置，也难免会有这样的念头，只是上天佑护，我们得到此人，便打开了接近中共国安部之大门。这不仅有赖运气，而实与我情报人员大量发展对方人员之功绩有关。”

杜铭成为了台湾法务部调查局在国家安全部发展的最高级情报员，实际上他也是台湾六大情治机关在对大陆情报部门的渗透中取得的最高战绩，这一度为许超赢得了极好的声誉。许超开始亲自指挥和杜铭之间的情报联系，因为发展陈雪有功的孙明瑞此时也被他从军事情报局要了出来，加官进爵，负责和杜铭之间的交通。杜铭代号“武周”，他们双方约定通过电子邮件传输密码讯息，确定接头时间、地点。通常地点都是远离北京的河北省或者内蒙古自治区的中小型城市，那里的反间谍力量相对比较薄弱。到时候，孙明瑞或者调查局的另几位间谍会和他见面，每次带给他10000——20000美元现金和新的情报搜集要求，取走他拍摄的微缩胶卷。

但是，杜铭并没有成为许超所称的通往国安部的大门，杜铭在和调查局打交道的最初过程中，提供的情报大多是国安部的高级官员的生平和仕途轨迹或者是国安部的组织架构。而这些情报并没有损及国安部在台湾和日本的情报网，尽管台湾情治机关对此确实知之甚少，并一度为此津津乐道。

但是，很快经验老道的许超便不再满足于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他希望能够搞到国安部对台湾渗透的情报人员名单，他希望知道国安部在进行情报搜集时的出牌规律。但是，杜铭却对许超亲自拟定的情报搜集大纲置若罔闻，这位经验老道的反间谍特工对策反者的心态再了解不过，他恰到好处地控制了自己提供的情报的范围，而且他还让自己对岸的控制者不敢逼他过甚。后人分析起来，杜铭这样做的原因大抵有二：首先避免对岸得到大陆情报网络的具体情报，因为一旦情报网被调查局的人破坏，那么他作为接触这些秘密的人必然会被国安部的反间谍人员怀疑，导致他自己的暴露。其二，这是大多数他的同事坚持的观点，他的本性不愿意出卖国安部的情报人员，特别是那些大陆出生的人。

许超和杜铭这样微妙的相互利用的关系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尽管许超对国安部内部的事情了解的细致程度已经达到获知副部长们之间的矛盾，但是杜铭仍然坚持不透露任何有价值的关于情报网的线索。而许超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和金钱利诱对杜铭并没有产生什么积极的作用。

这个时候，2012年的北京事件打乱了一切稳定和平衡。国安部受到亲白克锐人员的清洗，杜铭作为国安部的中层干部也没有幸免。由于当时国家前途陷入了一片迷茫之中，赋闲在家的杜铭开始考虑个人的生计问题，他这段时间向台湾人提供了大量关于时局的情报，这让他和许超在台湾情治机关的地位大大的提高了。但是几个月后，坦克隆隆地开进北京，白克锐集团被一网打尽，国安部和国家政治生活一样重新恢复了秩序后，杜铭又开始减少自己和台湾人的接触了。

许超很恼火地开始了将杜铭逼上梁山的计划，他下令让孙明瑞把由陈雪亲笔签名的加入大陆工作会的文件复印件交给杜铭。这多少起到了一点作用，杜铭终于向调查局提供了3个日本人的名字，他们是第二总局反间谍情报局和第一总局合作发展的情报人员，他们主要负责搜集日本与台湾之间政治军事关系的情报。杜铭对于其掌握的情报作了有利于自己的分类，他只把反间谍情报局和其他部门合作进行的行动中的情报资料透露给了台湾人，而且这些人的价值十分有限，即使他们被发现，国安部也不会对此太过注意。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杜铭透露了国安部在日本的合法情报人员名单，因为那些在驻日使领馆里工作的情报人员向来受到日本公安委员会和警视厅的严密监视之下，即使他们的身份暴露，因为他们拥有外交豁免权，也不会出什么安全上的问题。许超的胃口被慢慢地撑大了，他开始一次次地利用陈雪的身份做文章，进而用大把的金钱开路，逼迫杜铭提供国安部情报网的情况。从2011年末到2015年初，杜铭一共会见台湾间谍或投递情报32次，获得台湾方面的赏金和活动经费共计102万美元。

杜铭在与许超的较量中作着有限的抵抗，他将很多道听途说的事情连同重组后国安部的内部架构情况塞进了给台湾的情报中间，以至于调查局不得不抽出最精干的情报分析人员先对杜铭的情报进行处理才能够使用情报中间有限的有用的部分。另外，杜铭没有出卖任何一个他认识的在台湾活动的大陆特工人员，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他的朝鲜族学弟李载孝。尽管如此，由于杜铭与调查局长时间的接触，他仍然出卖了相当多的国安部情报，特别是反间谍情报局策反的5个台湾人，这5个人几乎是反间谍情报局多年来对台工作的全部成果，他们分布于台湾的军事、经济、科技等重要部门，他们被调查局发觉并监视起来，使得国安部的情报工作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虽然许超对于杜铭的合作态度并不十分满意，但是他还是尽了全力保护这个情报来源，他没有将杜铭的真实身份透露给军情局和国安局，甚至不允许他们分享杜铭提供的情报中可能揭露其身份的部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即使是国安部的“红旗”也没有发现杜铭这只鼹鼠的存在。不过也正是因为情治机关彼此之间不能统一行动，才导致杜铭最终被国安部甄别出。

由于军事情报局能够分享杜铭提供的国安部在日本情报网的情况，他们对大陆情报机关可以监控到台湾与日本的秘密外交，特别是台湾国安局花重金收买日本政客以影响日本的对华政策和对台政策表示出了相当的不安。于是，军情局在没有知会许超的情况下，对国家安全部在日本的一个情报网进行了监视。而这最终被国家安全部的反监视人员发现。几乎与此同时，调查局也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他们将一个可以接触到机密情报的台湾人“隔离”了，尽管他并没有被捕，但是大陆方面很快从这件事情中觉察到不祥的气氛。第一总局认为在其内部存在着一个为台湾人工作的间谍，他们开始开展秘密调查，但是对外却坚称并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不过最终抓到“鼹鼠”踪迹的却是第二总局与杜铭密切共事的杨睿。他对杜铭的怀疑让国家安全部在寻找叛徒的路途上找对了方向，而且这一次负责调查此事的，不再是第一总局或者第二总局，而是更加超脱的国安部监察办公室。

为了减少可能的损失，所有的嫌疑人都被“隔离”了。这当然也包括要去理论学习的杜铭。他们开始面对监察办公室领导下的特别小组的调查。而这时候，杜铭作了一件最终让第二总局翻了天的大事情。他叛逃了！

杜铭心里很是清楚，国家安全部一旦盯上了他，他不被发现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尽管在这个时候，他已经与调查局断绝了一切联系。同时，他也要求陈雪设法离开大陆暂避风头。不过，这个时候，陈雪出国受阻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而实际上，调查小组并没有把陈雪和杜铭联系在一起，她无法出行是因为她申请的是新加坡的签证，而那段时间，新加坡正和中国大陆在签证的技术问题上闹矛盾。杜铭却把这件事情看作了国安部对他们下手的信号，他很清楚，一旦陈雪落到国安部的手里，以他们的手段，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让陈雪彻底招供。

………………

杜铭是最优秀的间谍，他在国安部受过严格的训练，其中也包括在被监视和被追捕的情况下逃离的内容。20年的特工生涯让他对国安部的反间谍监视手段一清二楚，筹划几时，他很无奈却很从容地走上了叛逃的不归路。他没有带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不可能将这么多人从国安部的眼皮底下弄走，而且他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为此冒险。

杜铭在从国安部监视人员的视线中消失前，他一直呆在自己的家里。那是一个星期五晚上，他破天荒地按时回了家，带来一瓶好酒。在酒桌上，他和自己的豪爽好酒的妻子喝了很多，因为他对他的自私和不忠对自己的结发妻子充满愧疚，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负责任的离去会给他们什么，因为未来的岁月中儿子将作为一个叛徒的儿子承受太多的耻辱和苦难，因为……在妻儿因为酒精的麻醉而熟睡后，他默默地流着泪水，吻别了他们，开始了自己的潜逃。

杜铭逃走了，监视他的特工们和这个老牌间谍相比还是太年轻了。他们没有人会想到这样一个身材臃肿胖大的男人可以从自己家的阳台翻出，爬到另外一家无人居住的房子的阳台上，用特种钥匙打开阳台门进入。在里面稍作化装后，他走出了公寓楼，当着监视者的面从容不迫地离开了。附近有杜铭事先用假名字租用的汽车。在空旷的大街上，杜铭接上陈雪，两个人直奔首都机场赶去。杜铭自己的护照已经不能使用了，但是早已经策划过撤退方案的杜铭现在手里还有两份日本护照，那是调查局提供给他们的。在此之前，他们并没有通知调查局的人，杜铭知道只有自己掌握自己的行程才是最安全的。

不过他们的计划还是出了纰漏，当他们出现在首都机场时，尽管没有大批神色严峻的特工和警察在等着他们，事先准备搭乘的航班却因为日本机场的气象问题而延误了。他们感到了由衷的恐惧，因为任何一分钟的延迟都可能意味着被捕。杜铭只得当机立断，买了两张当晚飞往韩国的机票，尽管没有去韩国的签证，但是中国的边防人员才不会去管两个“日本人”是否在韩国涉嫌非法入境。

他们顺利地登机了，却提心吊胆地等待了很久，直到飞机腾空而起，飞向远方。

………………

睡梦中的江南感觉到两臂被轻轻地摇晃着，他太累了，不想给这试图唤醒他的举动任何回应，但是片刻后，他的眼睛睁开了。妻子听到了电话铃响，叫醒了还在熟睡中的他。江南突然意识到这个时候如果不是有天塌下的事情，没有人会打电话来吵醒他。他感到了些许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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