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暗中》：第一部第一节－

第一部第一节－－第十节
作者：江南羌笛
   第一部第一节老鸟初飞
    鲜血从他的头颅中射出的时候,战斗打响了。
    我的对手犯了严重的错误，由于交易地点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我苍白的脸又明明白白地表明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个谨慎却贪婪的军火商人。以至他们对危险缺乏应有的警惕，没有检查附近的制高点，也没有带来足够的人手，甚至没有打开自己的武器保险。一群在和各种势力的较量中游刃有余的兵油子就这么轻易地被我们这些毫无战斗经验的人打败了。
    我留在"带货"皮卡周围的朋友闪电般迅速地抽出冲锋枪射倒了附近的4个枪手，两个制高点上的10名射手同时用密集的枪弹控制住了其他的皮卡上的目标，20秒后枪声沉寂下来，6个人随后走上前去，向已无生命迹象的血肉之驱补射，确保我们的敌人不久后发现的只能是不会说话的尸体。
    沙龙说过：只有死的恐怖分子才是好的恐怖分子。
    我轻轻地问正检查那个大箱子的老专家：何工，是多大当量？
    回答：几百吨吧。
    我：那么我们救了很多人了。
    他回过头，看了看我，郑重地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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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接到命令赶往乌鲁木齐时，我的伤刚好。我对总部急急忙忙地派一个在中亚已经“走光”的人去执行十万火急的任务十分的不解。
    到了地方，我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在当地发展的一个朋友报告说：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民兵组织的一个小头目手里有一件原苏联制造的手提箱式原子武器，要向外出售（我的同事一般将在国外发展的情报员称为特情，也有的学ＣＩＡ的叫法称他们为帐户account，而我更愿意将这些朝夕相处、荣辱与共的战友称之为朋友）。
    总部在派人核实了这一情报后，制定了一个夺取该件武器的计划。由于，刚刚发生过一系列针对我国的未遂恐怖事件，中央政治局很快批准了该计划，并要求总参二部、兰州军区给予协助。然而，总部却为此犯了难，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安全部系统就几乎不再培养干“湿活”（暗杀、策动政变等暴力型秘密工作）的人员，而如果请求国家安全部甚至军方派人担任这次行动的直接指挥官，难免被人抢功。于是，他们想起了我。的确，我是部里能找到的最好的人，我是个能业余干点“湿活”的人，刚刚从中亚返回，在当地有一个合作过3年的情报网络，更重要的是由于我的身份在当地已经“暴光”，我永远不会再回当地执行长期任务，无论任务成败，他们都不会在让一个特工在当地失效。
    于是，我在新疆伊犁遥控指挥我的朋友和对手进行了几轮谈判，敲定了交易时间、地点和交易金额，与此同时，在总参、军区主管情报和特种部队军官们的帮助下，我制定了一个简单的攻击计划，从军区直属警侦部队中挑选了10名指战员。出于对于这些只参加过演戏而从未打过仗的军人的不信任，同时也为了在部门间搞点平衡，我还通过新疆安全厅找到了6名维族、哈萨克族特警参加这次行动。另外，为了减少外交上的麻烦，我还通过朋友弄到了一批9成新的AK-74和SKD。
    3月6日，我和我的队员以及总参的一位上校、一位核武器方面的专家踏上了征程。我们毫无顾忌地穿过数百公里中哈边界上的一段，前面的几国边防军早已打好了招呼（当然是以走私的名义，为此要花一些钱），我们顺利地进入了异国他乡。
    3月8日，我们到达乌兹别克斯坦。
    3月10日凌晨，行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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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米-17的货舱里，靠着我的上级要的箱子（有微量反射性，所以我得以身作则，坐的离它最近），我拿出随身带的阿语版古兰经，轻吟着。有时候花钱是一种很爽的感觉，尤其是当那钱不是属于你的时候。我通过一位朋友从俄罗斯在当地的驻军那里租了一架飞机，当然钱是要放进主管军官的兜里的，为了在行动完成后迅速撤离，同时不惊动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和俄罗斯军方（且不说他们内部有恐怖分子的间谍，就算没有，我也不敢通知他们我要弄走前苏联的尖端武器），我们的人花了大量的美金去和方方面面沟通。想到这，我笑了，想想似乎是我的这分工作让我从一个善良的大男孩变成现在这么一个事故、狡猾、甚至有点冷酷和阴险的职业间谍。
    这让我想起了过去那个母校中的我。
    我曾经是个满脑子齐家治国平天下梦想的人。
   第一部第二节我的菜鸟生涯(一)
    在情报界，对于培养特工通常有两种观点：
    西方（以英国军事情报局MI为代表）的主流观点是一个间谍之所以成为一个间谍，是因为他具有作为一个间谍的卓越天赋，后天的培养只能教会他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技术，而永远不能带给他作出判断、合理处置的能力和心理素质，而这划定了一个普通人和一个超级间谍的边线；
    东方（仅指KGB——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间谍首领却认为，一个人只要不是有致命的缺陷，通过后天的培养和工作中的经验积累，是完全能够达到一个优秀间谍的工作水平的，至于是否成为超级间谍，则依靠个人的运气和领导者的运筹了很难说我属于那一类间谍。
    我出生在一个双亲都在外事部门中工作的家庭里，在中国众多的安全情报部门和保安机关中，中国安全部是最早为我所熟悉的一个。原因很简单，当我的父母在驻外使馆工作期间，结交了几个安全系统的私人朋友，在他们回国后，彼此之间还有一些联系。我就不止一次地在安全部家属院的传达室里填会客登记表（家属院再往里走，就是安全部的办公地点），以期去尝尝某位叔叔拿手的烤肉。当然，在我的家庭中，对间谍这种职业的成见却十分强烈，以至于当我打算进安全部工作时，不得不只告诉我的父亲我在一家掩护公司里的身份。
    尽管在少年时，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去做这一行，但从小我就对各种间谍小说和间谍史实有一种特殊的偏好（我后来的辅导老师告诉我们，一个好的间谍永远不会上头条，我曾读到过的理查德·左尔格、阿贝尔通通都是失败者）。当然出于男孩子的天性，我实际上是对所有的强力部门的事情都感兴趣，我除午饭外的几乎全部花销都记在了《兵器知识》、《世界军事》之类的军事杂志购买上。
    在初中、高中，我总比同年龄的人显得成熟或者显得老气，我想除了因为我出生在南方的因由以外（南方气候潮湿，人的血液循环快，因而人发育得早，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家乡的女孩出落得水灵，男孩长得没有北方人高了，不过由于我14岁就在北京居住，我已经是“南人北相”了），多半是看多了战事中的血腥，因而过早地洗脱了孩子气。
    这得益于我父母的影响（我很早就开始看新华社的内参），在大多数时候，我都能冷静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即不为党的宣传所动，又不过分右倾。尤其是受我的父亲的影响（他供职于外交系统），我的思想更多的倒向所谓的“鸽派”（以外交、外贸部门为代表）。在炸馆和撞机事件前后，有很多人把钙片寄往外交部，以示对他们“缺钙”、没骨气的愤慨和嘲讽，然而他们不知道，在人类迎来21世纪的前后，中国庞大的外表下包含着多么虚弱的身体，和美国的对抗将会给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带来多么严重的损失，他们实在难以理解邓公“韬光养晦”的隐忍和睿智。当然，我当时的思想还没达到那种深度，还仅仅是在受家庭的熏染高考后，我成功地考入中国文科声誉最好的综合性大学，那座因为校园内的“一塔湖图”以及学生的恃才傲物而颇具声名的BJ大学（PKU）。我在其中的法学院上学，然而我渐渐发现我极重实务、沉默寡言的性格，完全与母校活泼的学术风气、法学学者热衷辩论的习惯相背离，要知道在中国高考成绩最好的一个群体当中生存是多多少少让人感到窒息的。不仅如此，我的性格还拖累了我的感情生活，当周围的男女生大多成双成对时，我还在固守着单身汉的阵地。
    在我们的学校中，一个没有女生垂青的男孩子似乎只有两种生活：埋身于知识的海洋，考研、考托、出国，再或者在网络游戏中蹉跎人生。无奈，由于我对游戏的掌握能力极差，我只得选择知识的殿堂。不过，我走的道路依旧与众不同，我选修了公共阿拉伯语和俄语课，连同英语和法律条文将我的大脑挤占得塞不进一点点的风花雪月、儿女情长。
    当我已经能够熟练地吟读古兰经时，我的大学生活也近终结，正在思量着毕业后该走那条路时，我遇到人生的十字路口。
    大四上学期的一天清晨，我接到院办的一个电话，让我去一趟。在一间办公室里，我见到了两个四十出头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乍一看，我还以为是哪家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的办事人员。不过很快，我意识到了他们的身份。即使是正规的大公司、大单位在我的学校也不会享有专门拥有一间办公室找人单独谈话的特权，而只能在学校羽毛球场之类的地方开开招聘会。
    他们简单地问了问我的情况，不过他们似乎不比我知道的少，一通寒暄之后，他们问我是否知道中国有一个叫中国安全部的机构（特别强调了不是国家安全部）。当他们准备为此大费一番唇舌来解释时，我笑着告诉他们我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部门，如果我能加入那样一个部门，我会感到由衷的快慰和自豪。······历史在我的父亲和我两代人间叉开了，很多年后，我的父亲告诉我，在我还很小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没有进外交部门），也曾有安全部的人问他相似的问题，不过他和我做出了相反的选择。
   第一部第三节我的菜鸟生涯(二)
    在中国庞大的门类众多的情报和保安机关中，中国安全部扮演着颇为有趣的角色。
    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国都有一套庞大的多部门的情报和保安系统。
    如美国有CIA、NSA（国家安全局，负责电子情报监听和分析工作）、海军情报局、国家侦察局、美国家地图管理中心（上面两个部门负责图象侦察卫星情报的搜集），五角大楼在拥有强大的技术情报系统之余，还经常吵嚷着要建立自己的人力情报系统；国内的反间谍、反恐怖机关除去FBI和国土安全部外，还有各州所属的调查部门。
    再如以色列，除了拥有赫赫声名的摩萨德（秘密情报局），还有总参谋部所属的阿曼（军事情报局）、外交部的情报研究司，以及负责国内安全的辛贝特等等，不一而足。
    某种程度上，多部门的情报和保安系统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做能够拓宽情报来源，减少漏掉重要信息的可能性。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分工水平的急剧提高，各个门类的情报也需要不同部门的专业人员来处理。另外，情报部门权柄甚大，为防止其坐大一方，对当政者构成威胁，也完全有必要对其进行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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