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暗中》：第二十一节策反--第二十五节

    我向上级报告了我们的意外收获，在确定没有其他人捷足先登之后，我们开始对这位“李”先生进行全面的监视。我们通过内线查了他公司银行帐户情况，发现除了正常的货进货出，每月都会有一笔不少于5万美金的款项从新加坡汇丰银行分部进入他的帐户。显然，他的公司是一个负责掩护情报经费和特工往来的特别站点，不过从资金流量看，站点的规模很一般，看起来台湾情报部门“蚂蚁搬家”式渗透活动的组成部分。为了不惊动这位间谍老手，我们尽量对他的行踪采取技术手段监控。我们在他的办公室对面的大楼租了房间，摆好架势，准备和他打持久战。
    通过一段时间的监视，我们发现这位仁兄的社会关系并没有想象中复杂,似乎他真的只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商人，我们又调查了他的雇员，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我的上级认为他可能是所谓的观众，也就是长期“冬眠”在某一个地方，不参与任何情报搜集工作，一旦有特工出事，就由他们设法掩护他们出逃的人。但是我却认为以他这样曾经冒险在大陆活动的间谍，不可能沦落到如此的小角色。况且每月5万美金，就算台湾人爱当冤大头，也不会花那么多钱培养一个“观众”。我认为他如此深居简出、不惹是非完全是为了掩护他的情报员-一个对他们至关重要的人物。正是因为那个人的重要性，他才不能参与其他的情报工作，以免由于暴露了他，造成了那个人的暴露。
    终于，他的一次突然消失证实了我的判断。他去商场购物，我们负责跟踪的特工很快发现他混杂在人流当中，失去了踪影。我的手下担心他发现了我们对他的跟踪监视，他已经设法出逃了。但我明白，他肯定是去会那条“大鱼”去了。因为我们为了不惊动这只老狐狸，根本没上人近身跟踪，而台湾间谍的反跟踪技巧往往是下意识发挥出来的，即使他们没发现有危险，他们也造用不误。果然，3个小时后，他重新出现在了我们的视线里，还采购了些东西。
    虽然，我们的电子跟踪器让他的反跟踪技巧毫无用处，但是我们始终无法把电子设备装到他的身上。因为那样风险太大，而只把跟踪器装在他的汽车上证明无法完全掌握他的行踪。我苦思冥想了一段时间，想出了一个主意。我的一个手下很快以做生意的名义去接近他，两个人谈的正热乎，眼看到了中午吃饭的点，我的手下主动请他边吃边谈。他们在附近的一家湖南菜馆吃了一顿饭，进一步商量了一下合作意向。吃完饭，我的手下告辞，他们的生意显然没有谈成，不过我的目的已经达到。很快，“李”先生就开始牙疼不止，不得不去附近的一家牙科诊所就医，结果牙医手到病除。他的牙不疼了，不过从此他就开始了“广播员”的生涯，听众当然是我们。
    有了在他臼齿里藏着的窃听和定位装置，我们也无须再费神严密监视他了，这让我的那几位同行又一次恼恨不止，技术装备又把他们的活抢了。半个月之后，“李”先生就是再小心翼翼，也阻止不了我们发现那条“大鱼”了。他照例在人流密集区做了反跟踪动作处理，之后他来到一个停车场，开走了里面的一辆车，开到了新界的一条很空旷的道路上。不久，一辆别克车出现了，一个胖乎乎的中年男人从车里走了出来，进了他的车……这一切都被我们的微型无人机拍了下来，加上窃听器中的音频信号，我们找出了那条大鱼。一个在新华社驻港分社工作的副局级干部，一个因为钱财女色被拉下水的败类。
    此人名叫程军，是福建人，父母都在部队工作，也算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他没有赶上文革，也没有受上山下乡之苦，连他的父母也因为在战备部队工作，也遭遇过文革批斗、抄家的厄运。这样一个人似乎没什么理由对共产党有深仇大恨。在他大学毕业进入外办机关工作后，也颇受上级领导的赏识，仕途顺利。然而在他35岁爬到某市的外办副主任时，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偏向。2001年，他在陪同领导去泰国“考察”时，他遇见了一位风情万种的当地华人刘小姐，一来二去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这位刘小姐不仅不向他索取钱财，还一个劲地往他口袋里塞好东西，这令他感动不已，以为自己的魅力令她爱上了自己。以后，程军借机多次来到泰国，与刘相会。后来，刘小姐介绍自己的“表哥”给他认识，双方吃喝玩乐混的交情极好。在程军回到大陆之后，那位表哥也以作生意之名，去了福建他的地头。程军在生意场上对他帮助有加，对方自然也是钱财相送，投桃报李。在程军受的“小意思”达到了几十万的时候，“表哥”明明白白告诉他，有“那边”情治单位的朋友对他感兴趣，在威逼利诱下，程军不得不成为了台湾军事情报局的情报员，沦为了叛国者。这位处级干部开始大量出卖我方的机密情报。台湾人没有亏待他，他的腰包鼓鼓之余，还替他出谋划策，为他“政治上进步”费思量。在他们的帮助下，程军一路“跑部钱进”，先后担任当地外办、台办主任，最后竟然混进了国务院台办，被外派到香港。随着他的升迁，他所到之处，台湾情报部门的触角不断地深入我方的要害单位，大量机密材料流失。最初策反他的那位表哥就是我们这位“李”先生，在他来到香港后，又和他接上了头。
    我的上级接手处理了这件事情，不过他们答应如果他们对程军采取行动，会事先通知我们，以求我们能同步对“李”先生采取行动。看来这个所谓的观众终于让他们重视起来了。我们对他的监视仍然在继续。尽管我们效忠的政权不同，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对这个同行流露出了敬重。尤其是在我从监听录音中听到他和自己海峡那边的妻女的通话时。我突然萌生出策反这个策反高手的愿望，不过还是把这个愿望埋在了心里，我们要保留这个窗口，监视我们对手的动向。不过，后来的一件事情居然令我的期望成为了现实。
    在我们的监听中，我们突然发现他把自己的妻女安排到香港来度假，而且他把他所有帐户上的钱财全部转进了几个新的户头。他又悄悄去了南非在香港的总领事馆，开始申请签证。为了这事情，我们内部产生了不同意见，有的人认为，这不过是他们全家一次境外大旅游而已，不过我在发现他的几个帐户当中的钱财数额时，我明白了他要出逃，逃离军情局的影响。我的机会来了！
    在他和他的家人出现在公寓外的停车场时，我走上去打了招呼。在他略带恐惧的眼神中，我明白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别害怕，我不是军情局的”。
    “是啊，他们的国语没你说的那么好”…………

第二十二节香江迷局

    “李”先生本姓陈，名冠飞。1965年出生在台湾省桃园县，排行老三。双亲皆为山东人，解放前夕举家来台。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军队的一名中级陆军军官，在他父亲的影响下，19岁的陈冠飞考入台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进入台军方政战部工作，司职军内的“反共除奸”工作。1987年，他被调入台军方军事情报局，多次渗透大陆，完成策反、情报搜集工作，因工作出色多次被上级嘉奖，2007年他晋升上校。在台湾军事情报部门，以他的年龄资历，42岁就能升到上校，前途相当光明了，很可能在今后进入军情局的高层。但是命运弄人，他的上级，十分赏识他的军情局副局长殷成武因为得罪了新任民进党政府的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邱义仁，被迫去职。新任的业务副局长胡健明对他这个殷派人物很不买帐，眼看在台湾爹不亲娘不爱，陈冠飞只得请求去香港一线工作，仍旧和他的老关系程军同舟共济。
    眼见得自己在香港也毫无建树，显然要“上校军衔扛到死”，陈冠飞开始为自己安排后路。他凭借自己的谍报技能，成功地窃取了台湾军情局在香港、新加坡等秘密帐户的密码，准备一旦出事就携家人卷款出逃。其实，这样的例子在台湾情报界不在少数，比如闹的比较大的就有，2000年的刘冠军案。
    刘冠军原是“国安局”出纳组组长，2000年7月因涉嫌挪用、侵占一笔高达30亿元（新台币）的“国安基金”而遭司法部门调查。不久，他就潜逃国外，并把国安局的很多秘密披露出来，他指称高达三十六亿的“国安局”秘密经费系前“国安局长”殷宗文于1994年间，在前“总统”李登辉授意下将历年节余经费留存，设立总金额三十五亿零三百七十余万元的“奉天专案”、“当阳专案”基金，两项基金的利息加上投资股票获利约九亿多元新台币，由于这笔经费运用不受任何监督，这些秘密帐户演变成为李登辉的“法外小金库”，供他从事包括“务实外交”，“两国论”研究等各种台面下的内外活动。最后这件事情由台湾“监察院”通过了对包括国安局前后两任局长殷宗文、丁渝洲在内的6位官员的弹劾案而了结，这是台湾“监察院”首次弹劾最高情治机关首长。
    当然，陈冠飞并不打算把事情闹的那么大，他准备卷走军情局的100多万美圆的资金，然后以公开情报人员名单为威胁阻止军情局对他的追究。他还在这件事情上犹豫不决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的线人程军被我们的特工跟踪，他明白如果程军暴露，即使他能幸免，则他回到台湾后肯定也要被处理。不过，他也明白如果他们之间没有交易被当场抓住，我方的安全部门是不会轻易对程军下手的。这位心理素质惊人的间谍不动声色地将家里人接到香港，准备在一切揭幕以前，瞒过两岸情报部门，逃往南非。他设计了一个圈套，他让自己的雇员穿上他的衣服，带上墨镜，开着自己的车满处乱跑，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然后，他又运动到人流密集区去失踪了一回，之后他赶到了家人寄居的公寓，接他们走（在此之前，他们居然没在香港见面）。可惜，不管他的技巧有多么高超，他牙齿里的定位仪还是引导我们找到了他。
    在停车场里，我和他当着他的女儿很客气地寒暄了一番（我们当时身上都有枪）：
    我：我很佩服李先生的才华，希望和你谈一谈。可以在这，也可以在大陆，谈完之后，我们会为您和您的家人买飞机票，送你们去想去的地方。
    陈：我有什么好说的呢，你们连程飞都盯上了，我恐怕对你们已经没有用了。
    我：总会有我们不知道，而你知道的东西，总会有我们知道，但是您更清楚详情的东西。对了，如果你去大陆的话，我可以向我们的税务机关证明，你的钱是在香港赚的，他们是不会收你的个人所得税的。
    陈：你是说我以前的事情，你们可以既往不咎拉。……我还有选择的余地吗？
    我笑地看了一眼他的女儿：你说呢？
    陈冠飞一家被我们护送着，过了罗湖口岸，然后从深圳坐飞机去了北京。不过他上飞机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因为以后的事情就不是由我来控制的了。而关于他的资料，还是那个负责这个案子的处长后来私下里告诉我的，据说，后来他留在了北京，为国家安全部台港澳局充当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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