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暗中》：第三十一节翻云覆雨--第三十五节见日

    我不知道国内接到我的加急电报后会是什么反应，或许全体党委常委们会坐下来讨论这份情报，掂量里面的轻重；或许部长会心急火燎地找到总书记，添油加醋、危言耸听；或许它会被再研究、研究，再讨论、讨论，再思考、思考地搁置起来。我不知道，我身处于远离祖国的孤岛之上，即使是身边的战友也只以为我不过是个少年得志、志得意满的官僚。
    这种感觉不好受，尽管我只是这盘棋局中的一颗不起眼的棋子，但是我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冷漠地当然也就是理智地面对着自己的任务。我想起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故事，这位苏联装甲兵之父、伟大的军事统帅，就是因为斯大林的猜忌和德国谍报机构散布的假情报而死于残酷的肃反。我也想起了前东德总理德梅齐埃的故事，正是这位身居高位的共产党高级官员，在他执政的末期，与西德领导人密切“沟通”，共同结束了民主德国的政治生命，完成了德国的统一。无论情报真假，它都意味着严重的事态。
    如果斯蒂芬·彭罗斯是故意向我们提供假情报，那么它将严重激化党的领导层内部的政治斗争，影响新老领导班子的权力交接，进而引起国内的混乱。然而如果中国共产党内真有那么一些人试图用军事政变的手段颠覆现领导层，摧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那么中国共产党乃至国家的命运则危在旦夕。这两方面的后果都是我这个普普通通的特工或者是安全部那些所谓的高级官员们所承受不起的（安全部只有党委书记和部长是中央委员，部长级的官员在中国北京这个中央权力中枢也算不上什么大官）。当我重新理清头绪，开始冷静地分析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明白，这个案子的关键是找到那两个信使，如果真有两个省部级官员卷入，那么这件事情应该是不假的。但是彭罗斯无法提供这方面的详细情报，显然他的安全级别还不够，这一点他在自己的“日记”当中已经有所交代。不过至少我已经得到了他们来美国的大致的时间范围。
    斯蒂芬·彭罗斯在日记当中感慨过中国到底有多少个部长级官员，实际上我要查找的范围的确有点太大了。中国人所谓的省部级官员包括正、副省部级官员，中国有30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5个经济特区和30多个副省级城市，前者的所有党委常委都是省部级官员，后者的一、二把手也是。中国海关有若干个重要的关口，它们的关长是省部级（副）。国务院一级有20余个部委和总局，几十个直属的局办，前者级别相当于省级地方，后者的情况类似于副省级城市。中国有几十家大型国有企业，他们的行政级别相当于省部级或者是副省级。……
    中国到底有多少所谓的省部级官员，我也不清楚。然而有一点我知道，纽约总领事馆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总领事或者第一副总领事只陪国内来的省部级官员吃饭，然而就是这样，天天应酬不断！从时间上判断，第一个信使的来美时间是2011年的暑期，第二个大约是在2011年10月到2012年1月。地点可能是在华盛顿也可能是在纽约，而且据说那两个信使可以把电话
    直接打到了CIA兰利总部的中国处处长的那里，似乎这两个人的确有一点背景（这意味着可能安全部也有他们的人，电话簿上是查不到那位处长的电话的）。
    我调查了这两个时间段的省部级官员入境情况，发现这两个时间段是中国官员来美国谈判、考察的高峰期，我的怀疑名单上有103个人。以我一人之力根本无法查清，我只能等待国内的指示。这一等就是两个星期。在等待的煎熬中，我就这么放任自流地又和斯蒂芬·彭罗斯接触了一次。他的情报使我的调查范围缩小到了69个人，因为两个人都是来美国做商务考察的。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上级们和我一样在经受着煎熬，他们反复权衡最终决定向总书记汇报此事。然而总书记在得知这一切后，也认为这不过是美国人在挑拨离间，他正在忙于复杂的权力运作，不想让自己的人事安排因为所谓的军事政变而搞得人仰马翻。不过性格温和的他还是很客气地感谢了安全部同志们的工作，表示会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之后碰了软钉子的安全部党委
    成员们谁也不愿意和这件事情有任何瓜葛了。关于这个案子的讨论结束了。我的“保护人”老胡负责收拾残局的工作，这一切我当然无从知晓，因为他给发回的电文只有四个字：继续调查。
    调查的难度是很大的，尽管我也感觉到了国内对这件事情表现出的冷淡，尽管69个人总归还是一个很大的范围，但是我还是很认真地投入了调查。尽管我的妻子并不知道我让她做的事情的目的为何，但是她还是用心地帮助我，我们一个半特工的工作的成效是极其有限的。我们试图找到他们之间的联系，工作方面的、个人关系的或者是亲戚关系，然后把他们编成组。彭罗斯也在为我们的工作提供方便，他按照我们的要求开始搜集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对来美中国人的监视和调查工作报告。由于CIA和FBI、NSA没有隶属关系，他们对中国的情报工作是分开的，由于高度保密，中央情报局肯定不会对他们透露任何这方面的东西，而CIA和中国人的接触是躲不开这些眼睛的。
    3月份，华盛顿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乍暖还寒的天气里，我和RAIN出现在了华盛顿郊区的公园里。几天前，一些身份不明的美国佬出现在了我周围，他们不是我见过的FBI的特工，他们的跟踪手段比他们更娴熟，但是对华盛顿地面的熟悉程度远不如他们。通过对他们的初步判断，我意识到是CIA的反情报部门正在对他们怀疑的“可能是调查叛国者的中国间谍”进行监控（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他们的特工一般在国外执行任务，因此他们对华盛顿地面的熟悉程度自然不如一直在这里混的FBI，但是CIA和FBI爱打架也是很出名的，显然他们不愿意FBI参与到这件事情当中）。原先用过的欺骗手段已经不能再用了，那太费时间。我思考着速效的打发CIA的方法，并且在商场里给彭罗斯发短信息，通知他暂停接触（我担心CIA的人能监控手机信号，就找了个人多的地方）。
    几分钟后，我打了个电话，让我的一个同事小何出来。这个小伙子是华盛顿站里和我关系最好的人，前几天他还说过要我夫人为他挑一些衣服（他还没结婚，生活很邋遢），于是我借机会把他拖了出来。他是FBI一直在监控的人，因此他一来，就不出所料地调来了FBI中国组的特工。我们很认真地为他选起了衣服，而美国两大安全机构的特工在我们的后面亦步亦趋地跟着。
    小何：喂，老哥。好象有人在跟着我们。
    我：你这个家伙，从来就是麻烦制造机，别管他们，我们买我们的衣服。
    汉斯·沃尔克用手机给自己的上级打电话：老板，好象有几个CIA的狗杂种在跟着我们的监视对象……对，他们在华盛顿。……是那几个中国人……好吧，老板。
    当FBI还在胡佛手里时，FBI和CIA就矛盾深重。在战略情报局刚刚解散，朝野正在讨论是否有必要建立和平时期的间谍情报部门的时候，胡佛就千方百计地阻挠CIA的建立，处处给CIA小鞋穿。在此之后，两个部门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止过，特别是在机构职能重叠的反情报业务方面，FBI的反间谍处和CIA的反情报处就更是水火难容。根据美国宪法、国家安全法规定，CIA的业务限于国外任务，FBI控制着国内的地盘。两个反情报部门在冷战期间就曾经因为对苏东工作的失败互相指责、互相提防对手机关内的“苏联间谍”（事实上，后来的埃姆斯和汉森案证明他们都有责任）。
    我利用了他们之间的这种特殊的矛盾，让FBI把那些CIA赶走。当几天后，我从彭罗斯那里知道，为这事情，CIA的反情报处处长乔治·布伦特和FBI的反间谍处长马丁·弗伦斯大吵了一架，用马丁·弗伦斯的话说：“中央情报局只要给我们来个电话就能拿到那几个中国人全部监视资料，可是他们却让那些拿着我探员2倍津贴的家伙跑到我的地方干我们干过的事情。”最后CIA妥协了，他们同意停止在华盛顿的监视工作，和FBI分享他们的工作成果。当然CIA还是留了尾巴，至少他们还在我的车上装了电子定位装置。我没费什么事情就把它找了出来，我把它留了下来，好让RAIN能够开车领着他们逛街。

第三十二节一线天日

    虽然和CIA反情报部门的交道基本上打到头了，但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我和彭罗斯之间的联系比原来更收敛更小心了。我对我的这个情报员的了解还很少，在仅有的三次提问机会中，我问过他为什么要为我们工作，或者说他需要我们为他做什么。他始终没有回答我，介于特殊的通讯手段，我也无法观察到他看到我的问题时的表情，但是有一点我已经确信，他为我们工作不是为了钱。
    很久以后，尘埃落定，当我有机会在香港见到他的时候，我问过他这个问题，我们之间有这么一段对话：
    他：你听说过亨利·基兴格吗？
    我：很多中国人都知道他，在上个世纪，他是在中国名气最大的美国国务卿。不过，在美国，他不是一直被认为是亲华派的人物嘛？
    他：我年轻的时候在哈佛大学读国际政治学博士学位，这个犹太人是我的校友，也是我的老师。我听过他的演讲，也研究过他的国际力量平衡理论。应该说，我是认同他的理论的，力量平衡的世界才会是稳定的世界。很遗憾，冷战结束后直到现在，平衡再没有回来。
    我：他的理论的确比那个白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要让人信服。
    他：我爱美国，我也爱这个世界。如果中国衰落、或者成为美国的小弟弟，那么这个世界就建立不了新的平衡。之所以帮助你们并不是因为我喜欢中国，而是因为我不想美国人亲手毁掉自己的世界。
    ……………………
    按照我的指示，他开始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搜集目标时间段里FBI、CIA、NSA的监视记录。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安全机构当中都有一条类似的保密格言：每个人都只知道一部分东西。然而再严格的保密规定对于一个直接执掌全部安全机构的高级官员都是没有意义的。在FBI内部网当中有一个自动文件支持系统（ACSS），那里储存着FBI几乎所有的保密资料，另外CIA和NSA等13个政府情报机构间有一个被称为INTERLINK的局域网，这些网络对于内部人员来说是完美的情报金矿，而彭罗斯恰恰拥有访问这些网络的最高权限。
    不过自从FBI俄罗斯工作主管汉森因为充当间谍被捕以后，美国安全机构对这些内部网的可靠性多少有了点怀疑，CIA和FBI经常删除上面的关键性文件。彭罗斯发现在CIA局长汤纳德·吉尔摩的要求下，FBI删除了那两个目标时间段内十几个中国人的监视记录。当然这也许是欲盖弥彰的行为，不过美国人智慧一般也就到用一大堆假目标掩盖几个真目标的水平，我和彭罗斯都认为两个信使就在这十几个人当中。这些人有两位是来美公干的国务院部委的副部长，五位是省级地方的省长或副省长，剩下的都是国有大企业集团来美商谈业务和考察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科学家。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些企业家的嫌疑最大，因为来美国的官员们大多带着很多下属或者关系单位的人，因此他们溜出来和美国人接触的可能性很小。而那些企业家则不然，他们往往只带着几个翻译、秘书，频繁来往中外，和外人接触就很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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