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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面临审查 延安杨家岭修建大礼堂,人来人往,大闹太杂了。 一九四二年夏初,毛泽东和江青迁往延安枣园。毛泽东住在靠山的一排窑洞里,江青则在枣林中一幢平房里居住。她和毛泽东分开住,据说是因为毛泽东工作忙,生活没规律,常常通宵达旦工作,而她则严格地按规律作息,不愿让毛泽东扰乱她的生活规律。
延安的整风运动开始了。那是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重要讲话开始的。 毛泽东处于风华正茂的年月。紧接着,同年二月八日,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反对党八股》的演讲。 五月二日起,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很少露面的江青,出现在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讲话时,她坐在前排显眼的座位,在她的往昔的同行们面前显示了她今日的地位。 整风运动从整顿“三风”,即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开始,逐步深入,转向审查干部、消除内奸。 在审查干部时,干部们要回顾自己的历史,清理自己的思想。 江青作为一名干部,自然,也要过这一关。对于她来说,这是第三次接受组织的审查了——第一次是刚进延安时审查党籍问题,第二次是为和毛泽东结婚审查她的历史。前两次审查,都很顺利地通过了。 这一回,她却遇上了麻烦,虽说她已是毛泽东的妻子,还是审到她的头上。 事情的起因,恰恰正是在于她跟毛泽东结婚,变得引人注目:共产党人从爱护自己的领袖出发,向组织上报告江青的历史问题,表明江青不宜也不配作为毛泽东夫人;国民党报纸则借江青的历史问题做文章,指桑骂槐…… 各地的共产党人,通过不同渠道,向中共中央反映了江青的历史问题。 其一是来自新四军军部的电报,明确地写着“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 伟斯、兆琼的《“神剑”与沉镣——杨帆传略》①一文披露: “一九三九年,杨帆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副军长项英有次看了一张报纸上登载蓝苹(江青)在延安时的一些新闻报导,他指着报纸问杨帆:‘蓝苹在上海的情况怎样?’ ①一九八九年第四期《大江南北》杂志。 “杨帆如实谈出了他的看法,还声明:‘蓝苹被捕是实,是否自首不清楚。’项英则要杨帆把讲的情况和意见写一份书面材料,并拟了一份电报打给康生,电文末尾他加上:‘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 杨帆,五十年代曾以“潘杨案件”震惊全国,“潘”即潘汉年,“杨”即杨帆。杨帆原名石蕴华,江苏常熟人氏,一九一二年生。他出自名门,自幼喜爱诗画、一九三二年以初中文化水平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三五年夏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任训导处秘书,介入戏剧界。 一九三七年三月,他改名殷扬来到上海,八月加入中共。 杨帆在上海影剧界活动,跟唐纳等均熟悉,所以知道蓝苹。他也认识蓝苹。一九八九年出版的《杨帆自述》①一书中,他这么谈及往事: ①《杨帆自述》,群众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那是在一九三九年,第三战区国民党办的一个报上登载了蓝苹(即江青)在延安的一些所谓新闻,我当时担任军部的秘书,和项英同志经常接触,项英同志问我是否知道蓝苹其人,我如实地说明我在上海时认识她,而且和她原来的丈夫也认识。唐纳曾是《大公报》副刊编辑,也是电影演员,经常写电影评论和介绍话剧等文艺活动;唐纳还参加了我任主席的“上海影评人协会”的组织,我们每周都要碰一次头或在一起聚餐。江青是一名影剧演员,原是党员,被敌人逮捕过,但是否自首我不清楚。我也讲了关于她个人生活作风等情况和一些看法。项英同志要我把讲的情况和意见写一份材料,并拟了一份电报给延安的康生。电文上他最后加上“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的一句话。这件事,我再也没有对别人讲过。 当时项英打电报给康生,是因为康生兼任中共中央社会和情报部部长。为了这份电报,杨帆后来吃尽苦头,这将在后面述及。 除了项英、杨帆的告发之外,其二是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也发来电报。 一九三七年杨帆在上海影剧界从事地下工作时,是受沙文汉领导的。沙文汉在解放后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也曾受“潘杨案件”的株连。沙文汉夫人陈修良,曾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她在一九九○年发表《刘晓在上海》①忆及刘晓的情况: ①一九九○年一期《大江南北》杂志。 一九七九年,他到上海治病,我几乎每星期都去看望他一二次。在这期间他还能记起旧事,断断续续地同我谈了他的遭遇和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从他的谈话中我了解了不少过去不太清楚的问题。 他说:“我们弄到这种地步(引者注:指刘晓在“文革”中被整),是同江苏省委时期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的事有关。”一九三九年周总理(引者注:这是人们对周恩来的习惯称谓,尽管他在一九四九年才成为总理)曾打来一个电报给省委,问江青的历史情况。我们省委负责人联名回电,一致反对,认为江青历史上不清白,生活腐化,毛主席不宜同她结为夫妇。这个电报落在康生手中,江青当然会知道,于是种下了深仇的根。 刘晓是湖南辰溪人。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参加过三次武装起义,和周恩来颇熟。此后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多年。一九三二年被派往福建,曾任中共福建代理书记。他参加了长征。一九三七年五、六月间,奉中共中央之命,前来上海,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共上海党组织,建立中共上海临时委员会。“临委”之下,设立群众工作委员会。“群委”由五人组成,其中之一便是陈修良,另一位则是王洞若——江青正是通过王洞若这一关系,得知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从上海来到西安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鉴于上海已被日军占领,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共江苏省委(当时上海市属江苏省),刘晓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张爱萍、沙文汉、王尧山为领导成员,周恩来为了了解江青的政治历史情况,理所当然发电报给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刘晓等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也就联名回电,反映了江青的问题,同样认为“毛主席不宜同她结为夫妇”。刘晓还注意到了江青在上海时跟崔万秋的来往。 第三个向中共中央反映江青历史问题的是严朴。 笔者采访了严朴之女严昭①(严慰冰之妹)。严朴是江苏无锡人,出身望族。生于一八九八年。他反叛家庭,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一九二八年曾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一九三三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参加了长征。一九三五年秋和潘汉年一起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一九三八年三月回到延安。 ①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至三十一日,采访于北京。 严朴在上海工作多年,曾通过各种途径得知江青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反映。此外,原在上海影剧界工作的中共党员周扬、袁牧之也先后进入延安……
康生成了江青的“护身符” 江青的日子,变得不大好过。而对着组织上的审查,她唯一的王牌那就是求助于毛泽东。 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目击了这一幕①: ①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一九八九年版。 不久,三查、三整运动开始了②。那天,我服侍她吃饭,盘子里有一条贺老总送来的鱼。她吃一筷子,给我夹一筷子,我不吃,她不依。我只好吃了。那时天天吃黑豆,吃口鱼真是极大的享受。我有些感动,可心里也嘀咕:今天是怎么了?“见他妈的鬼了!”江青忽然愤愤地骂了一声。我一怔,她安慰说:“不是说你呢。我是说有些人呢,对我的党籍发生了怀疑。我明明是一九三三年入党,硬说我是一九三五年!” ②此处似应是延安整风、审干运动,不是三查、三整运动。三查三整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是从一九四七年冬开始的,而江青受到第三次审查是在她生了李讷后不久。 我什么话也没说。长期为首长当特务员和卫士,我知道首长都有这个习惯,心里有不痛快的事总要找人一吐为快。和同样的首长不便发牢骚,有时是可以朝我们这些贴身卫士发发的,我做出认真和同情的表情听她说。 江青自己仍在那里嘀咕,发泄郁积心底的愤懑。说三查运动查来查去竟查到她的头上,查起她的历史来了。有人就是想搞她。她说:“那时,是个姓王的介绍我入党的③,名字我忘记了。现在这个人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见我始终不吱声,即忽然望着我说:“对了,他们还说我对你好,给你衣服。我给过你吗?” ③此处指王弢,当时青岛大学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解放后在天津工作,改名王林。王弢是黄敬的入党介绍人。江青似乎不是王弢介绍加入中共的,因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一九七七年十号)《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之二》中明确指出:“一九三三年二月,江青在青岛由俞启威(黄敬)介绍加入共产党。” “没有!”这下子我憋不住,叫喊起来:“谁说的?” “你看,这不是造谣吗?”江青没讲是谁说的,她只是为了证明其他事也都是造谣。她咬着牙说:“有些人吃饱了不干事,整天琢磨着整人。运动一来就上劲。整么,这次你整别人,下次别人也可以整你!” 那天饭后,江青询问了毛泽东近来的生活情况。她是生活秘书,管我们卫士组这一摊,按理说我应当随时向她汇报主席的生活起居。这一次江青问得很细,可以看出,她是想摸清主席近来的情绪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愉快?我隐隐感觉到,江青担心她的历史问题传到主席耳朵里去。 第二天早晨,我送工作一夜的毛泽东回卧室休息。进门时,发现江青夜里睡在毛泽东的房间里,拥被而坐,还没起床。 我便退出屋,侍立在走廊里。 屋里隐隐约约传出他们两口子的谈话声。开始声音不大,是江青向毛泽东诉说什么,毛泽东的声音显出不高兴,不耐烦。毛泽东有几句声音很大:“按组织原则办,谁也不能特殊!”“你在上海既然那么革命,还要我讲什么话?”“心里没鬼还怕审查吗?” 后来,嘀咕变成了争吵。江青嚷道:“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还少吗?他们多次登报说你和朱德被击毙了,也有照片,不止一张照片,能相信吗?”又听到说:“这些人跟国民党反动派唱一个调子,他们想干什么?”我听到毛泽东声音很大的话:“你这个人混……”江青还在哭嚷:“我不过一个小小的行政秘书,犯不着他们兴师动众,他们搞我其实为了整你,矛头是指向你的……” 毛泽东吼起来,打雷一般:“滚!你给我滚!” 我慌忙走远几步,距门稍稍拉开点距离。刚站稳,江青已经披衣冲出窑洞,哭哭啼啼,从我身边一阵风似地走过去,直奔周恩来的窑洞。她跟毛泽东闹别担总是找周恩来哭诉。那天她在周恩来那里一直呆到中午十二点。出来时,恢复了平静。周恩来是解决矛盾的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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