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三月，江青在上海写给钱浩梁——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者（“文革”中江青为之改名“浩亮”，不要“钱”之意）的一封信，透露了她的行踪：“你二月二十二日的来信，我收到的比较晚，大概是医生压了。

   “我病了二十多天，目前已有好转，请放心。……

   “我知道你们已经到上海，我心脏不好，没什么，等我好些去看你们。”钱浩梁是随京剧《红灯记》剧组从北京到深圳演出，在深圳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报告深圳演出情况。此后，他们来到上海。

   四月二十七日，她在上海会见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六月上旬，江青也在上海。前文已提及，她六月七日在上海看京剧《海港》，六月十一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见剧组。

   六月一日，江青在上海写信给云南省剧团《战火中的青春》剧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

   “我一直违反医生的意见，断断续续地工作着，六月份还不能完全休息，七月、八月我一定得休息，否则，我将丧失工作能力，那对党、对人民都不利。我是由于全身植物神经不平衡，引起心脏不好。你不要替我着急，我会控制地使用的。所以你的戏九、十月到北京最好。这样，我好给你改。”

   六月二十四日，她在上海再度和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座谈。

   就在这些日子里，在上海锦江饭店，江青秘密地策划着写作第二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

   已经无法再找俞铭横写了。俞铭磺在一九六三年底病危、去世。江青曾试图在北京找当年向俞平伯挑战的“小人物”写，因为她那时支持过他们。可是，他们竟没有应承下来。

   江青再度求助于柯庆施。柯庆施一口答应下来，把任务交给张春桥。已经成为“京剧书记”的张春桥，为了树立“样板”戏，跟江青有着密切的交往，何况此人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大批判”正属于他的工作范畴。

   张春桥对于京剧是外行，对于“大批判”却是行家里手。早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上海《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便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尖锐地批判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此书由鲁迅作序），署名“狄克”，此“狄克”，便是张春桥的笔名。在一九五七年，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许多批判“右派分子”的文章，化名“徐汇”、“吴松”、“常轨”、“子渔”“何泽”、“蒲西”、“龙山”等等，均出自张春桥手笔。

   照理，这位宣传部长，完全可以独力承担江青交给的重任。不过，张春桥心眼颇多，不像俞铭璜那般直来直去。张春桥知道这次交办的任务来头不小，牵涉颇广颇深，他宁可退居幕后指挥，向江青另荐上海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

   此人应召而来，名唤姚文元。据上海锦江饭店经理任百尊回忆，江青是在锦江俱乐部首次召见姚文元。任百尊看见，姚文元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来的。

   三十四岁的姚文元，一身蓝卡其中山装，一双草绿帆布胶鞋，一对金鱼眼睛。其父姚蓬子，也算是一位“名人”。一九四九年九月由上海春明书店出版、胡济涛主编的《新名词辞典》中，在“人物之部”中列有“姚蓬子”条目，全文如下：

   （姚蓬子）浙江诸暨人，出版家。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之一。曾主编《文艺生活》，并与周起应（引者注：即周扬）创刊《文学月报》，抗战时在重庆创办作家书屋，为全国文协委员之一，与老舍合编《抗战文艺》。现作家书屋已迁移上海。著作有《剪影集》、《浮世画》等。

   这条目中未曾写及的是，姚莲子于一九二七年底加入中共，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被捕，不久叛变，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上海解放后，作家书屋停业，姚蓬子闲赋在家，靠着利息打发日子。

   姚文元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加入中共。此人擅长“批判”，人称“姚棍子”。一九五五年“批胡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姚文元两度大打出手，批胡风，打丁玲，驳流沙河，骂巴金，揍艾青……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关于文艺界的谈话中，曾批评过当年的“小人物”李希凡，说他“过去当小媳时兢兢业业，而当了婆婆后就板起面孔了。”就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表扬了姚文元：“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文汇报》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题目是《教条与原则》）。我看是不错的。”不久，姚文元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文汇报》上所发表的《录以备考》，再度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下令《人民日报》于六月十四日全文转载，毛泽东还亲自为这天的《人民日报》写了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社论称赞了姚文元的文章。由此，姚文元名声大振。

   姚文元出身于那样讳莫如深的家庭，能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挥舞“金棍子”，仰仗于主管宣传的张春桥的提携。姚文元对张春桥言听计从，成了张春桥手下的“小伙计”。

   正因为这样，当江青交下“大批判”任务，张春桥便力荐姚文元。知道姚文元是曾受到毛泽东赞许的“青年文艺评论家”，江青也就召见了……

   江青的第二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朝何方开火？

   那目标，她早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便已确定。那天她看了吴晗写的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就说“该剧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坚持禁演这出戏”。江青仿佛有着不同于众的眼睛和鼻子，看出和嗅出《海瑞罢官》是“毒草”。不过，光是江青嚷嚷“毒草”还不顶用。史学家黎澎曾对江青作过这么一番评语：“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回去报告——‘他们不听你的！’然而，就算她这个位置上换个人，老实本分，不会干这些事，也会换个形式出现的。”①

   ①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江青这“探测器”，确实需要“回去报告”。

   最初，毛泽东对于“探测器”的报告没有在意。因为学习“海瑞精神”，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

   那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会议期间，举行舞会。毛泽东和一位大学女教授跳舞。一边跳舞，一边聊天。女教授的答话，引起毛泽东的深思。毛泽东是这样叙述的：

   “我同一位女同志跳舞，问她，上海的工作情况如何。她说，我是大学教授，不能讲。我说，你不问政治？她答：不是不问，而是不敢问。我问柯庆施怎么样？她说：更不敢讲。又问她：我怎么样？她说：你英明伟大。看来，这位大学教授对我们的信任，是很有限度的。”①

   ①梅白，《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里》，《春秋》一九八八年五期。

   这位女教授的话，使毛泽东想及：“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也真巧，会议期间，知道毛泽东爱看湘剧，于是请毛泽东看湘剧《生死牌》。《生死牌》中海瑞刚直不阿的形象，又使毛泽东感触颇多。

   于是，毛泽东借来《明史》，看了《海瑞传》，大为感慨。

   这样，四月四日上午，毛泽东在会上说起了海瑞，希望大家能像海瑞那样，当面向嘉靖皇帝提出尖锐的批评。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向明史专家吴晗透露了毛泽东的讲话内容，鼓励他多写宣传“海瑞精神”的文章。

   这样一鼓励，吴晗也就积极响应。先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接着，又应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之约，写了京剧《海瑞罢官》剧本。江青这“探测器”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却硬要说剧中的皇帝是影射毛泽东，海瑞则是彭德怀。如此“索隐”，也就一口咬定《海瑞罢官》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是“大毒草”。

   不过，在一九六二年七月，江青要做这样的“索隐”文章，还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

   时光的流逝，“阶级斗争”的弦越拧越紧，对江青越来越有利。三个月后，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用“索隐”法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毛泽东则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这无疑使江青“批判”《海瑞罢官》的信心倍增。

   江青先是选择了孟超的《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作为“大批判”的靶子。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在关于《人民日报》的谈话中，支持了对‘有鬼无害论’的批判。毛泽东说：

   “一九六一年，《人民日报》宣传了‘有鬼无害论’，事后一直没有对这件事作过交代。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都在抓阶级斗争，但是《人民日报》》一直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在文化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不抓理论工作。从《人民日报》开始办起，我就批评了这个缺点，但是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工作。”①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知道了“梁壁辉”的文章的背景，知道了毛泽东的批评，“繁星”（廖沫沙）不得不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八日《北京日报》上发表《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一文。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何庆施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文艺界“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社会主义改造“至今收效甚微”。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又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这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便是毛泽东关于文艺界的著名的“两个批示”。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这样，在全国出现了批判高潮。

   康生支持了江青，于是，毛泽东也同意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批判。江青持“尚方宝剑”，前往上海秘密组稿。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那篇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时，“吹”出了她去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内幕：

   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扼杀这篇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