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江青为“红都女皇”，是再确切不过的了。

   她的“女皇梦”，在一九七二年越做越美：

   一九七二年一月，毛泽东突然休克，意味着毛泽东的余生已经屈指可数；他说；“我已经收到上帝的请柬。”

   就在毛泽东休克不久，一九七二年四月，在例行的体检中，发现周恩来患有早期癌症！这表明，周恩来也余日不多了！

   这么一来，排名于江青之前的毛泽东、周恩来、康生都在受疾病困扰，“第四号人物”江青充满信心，仿佛未来的党的主席非她莫属了！

   毛泽东在思索着，斟酌着，在考虑着第三回挑选自己的接班人……

   毛泽东早就注意接班人的问题。一九六一年，当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跟他谈起了接班人问题。

   毛泽东注意到，斯大林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他说：“斯大林是最有权威的领袖，但缺乏远见，没有解决继承人的问题，搞了三驾马车，只会用皮鞋敲桌子”。毛泽东又说：“不是三驾马车，而是三马驾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呢！赫鲁晓夫脱下皮鞋敲桌子，是两面派。斯大林在时和死后，完全是两副面孔。”蒙哥马利问起，将来谁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他要对此作“战略观察”。

   毛泽东答道：“主席谁来当？七个副主席第一个是刘少奇。前年开会选了国家主席。原来两个主席都姓毛（引者注：指中国共产党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了。过几年两个主席就都姓刘了。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

   毛泽东的话，明白无误地道出，他所选的接班人是刘少奇。

   后来，毛泽东渐渐不满于刘少奇，在“文革”中打倒了刘少奇。

   于是林彪成了毛泽东选定的第二个接班人。

   “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粉身碎骨，毛泽东第二次遴选接班人失败。眼下，毛泽东不能不郑重其事地第三次考虑他的接班人。

   虽然江青自以为这第三个接班人非她莫属，但毛泽东的视野里却没有她。毛泽东早在中共“九大”前，当江青想当党的副主席时，就明确地说：“江青不能当副主席！”

   也正因为这样，当刘松林后来问及江青会不会成为党的副主席时，毛泽东一口否定：“不会的，她不行！”为此，尽管江青暴跳如雷，把刘松林投入监狱，毛泽东仍不改口。

   毛泽东深知，不论是就理论水平、领导能力、革命经验、个人品格，江青都够不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第三次遴选接班人时，根本没有考虑江青。何况江青是他的夫人，就连有人提议江青担任政治局常委，毛泽东都未同意。

   当然，除了江青之外，张春桥也是很有可能入选的人物。他在党内的地位紧挨在江青之后，何况他在庐山上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立了“大功”。可是，也许因为他跟江青的关系过分密切，毛泽东也没有考虑张春桥作为接班人。

   毛泽东在思索着，斟酌着。当年，在他第一次选定接班人时，确定刘少奇是非他莫属；在他第二次选定接班人时，林彪的地位也是明摆着的。可是，如今第三次选择接班人，却不那么容易，没有一个人是“呼之欲出”的！

   毛泽东在着手做各种调整工作：

   林彪倒台后，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于是，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在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建军四十五周年的招待会上，陈云、王震显眼地露面了——他们“下放”到江西，已经三年多未曾露面。

   也就在陈云、王震露面后的第四天，毛泽东接到了一封从江西寄来的信。这封信使毛泽东的眼睛忽地一亮……

   那封信来自江西省南昌市附近的新建县望城岗原步兵学校一座小院里。小院里有一幢两层红砖小楼，本是步兵学校校长住的。自一九六九年十月下旬起，一位六十五岁的老人成了那里的新居民。这位老人是从北京用专机押去的。从此，他默默地“贬居”于这座小院里。

   他，便是中国当年“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

   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培根生活在一起，他成了家中的“壮劳力”，扫地、劈柴、砸煤之类活儿，都由他“承包”。他还“奉命”每日上午去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

   每当黄昏来临，邓小平总是在小院子里散步，走了一圈又一圈，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邓小平在小院里走出了一条“邓小平小道”。他一边散步，一边沉思。他在思索着中国的未来，思索着中国共产党的未来……

   终于，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当邓小平坐在工人之中，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听完中共中央有关“九·一三事件”的文件的传达，邓小平回家后说了一句：“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林彪的倒台，给了“左”派们沉重一击。

   差不多同时跟邓小平来到江西的陈云和王震，被调回了北京。那些日子里，陈云在南昌的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调查”，王震则在东乡红星垦殖场“蹲点调查”。

   一九七二年“五一”节前夕，邓小平的身患残疾的儿子邓朴方获准去京就医。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陪同哥哥邓朴方前往北京。

   在北京，王震托人找到毛毛，要毛毛上他家。王震详细询问了邓小平的近况，他对毛毛说：“我要向主席及中央上书，让你父亲出来工作。”

   毛毛回到南昌，把“胡子叔叔”王震的话，转告了父亲。

   周恩来更是关心着邓小平，最初，在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毛泽东突然出现在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那天在与张茜的谈话中，提及邓小平，说邓“属人民内部矛盾”。在侧的周恩来注意了这一重要信息，他知道毛泽东已原谅了邓小平。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在那小院里写了给毛泽东的信。此信很快地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给了毛泽东。

   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语：（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一九八八年版。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印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提及的“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章、谢维俊、古柏，由于支持毛泽东，在一九三三年四月在中央苏区遭到王明路线执行者们的批判。毛泽东的这一批示，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意味着将重新起用邓小平！

   周恩来一边把毛泽东的批语和邓小平的信派人送往印刷厂排印，一边通知中共江西省委，解除对邓小平的监督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邓小平终于离开了那小院，从江西返回北京。

   邓小平在北京出现，使周恩来有了一位得力助手，对中国的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就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批示后的二十多天——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毛泽东从上海调回一个年轻人，说是来京“学习”，连此人自己也一时闹不清来京干什么。

   此人只有三十七岁，标准的“少壮派”。在“文革”中，他靠造反起家，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后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在上海，他排名于主任张春桥和副主任姚文元之后，是那里的第三把手。毛泽东十分看重这位年轻人，称他是“工农兵”干部——工人出身，在农村干过，又当过兵。早在中共“九大”时，王洪文便跃升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还作为上海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

   毛泽东还从湖南调来了一位中年人。此人五十一岁，名唤“华国锋”。其实他本姓苏，单名铸。一九三八年参加游击队时苏铸取了个化名“华国锋”——取义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后来他以“华国锋”这一化名闻名于世，以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苏铸。其实，如今他的子女，仍用苏姓，并不姓“华”。

   华国锋是山西交城县南关街人氏。一九四五年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一九四九年南下。一九五一年六月出任中共湖南湘潭县委书记——成了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由于这一历史的机缘，他得以结识毛泽东，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一九五八年，华国锋任湖南省副省长。翌年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一九六八年八月，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一九六九年，当中共“九大”召开时，华国锋与王洪文一起进入大会主席团，同时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一九七○年十二月，华国锋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南军区第一政委、广州部队政委、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代理主任。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跟斯诺谈话时，谈到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接下去的谈话如下：

   斯：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阻挠？

   毛：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作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

   毛泽东亲切地称华国锋是“老人”，表明了他对华国锋的关注和信赖。一九七一年二月，华国锋除了仍任中共湖南第一书记外，还兼任国务院的一些工作，参与农业、财政、商业方面的领导，表明他开始迈入中央。

   毛泽东还看重了李德生。李德生比华国锋大四岁，河南新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他在一九三○年参加红军，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共。李德生是“打”出来的，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逐级提升。解放战争时，他已是第二野战军师长。一九五一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副军长。回国后，升为军长，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仍任军长。因主持总结“郭兴福教学法”引起广泛注意，一九六八年后，升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北京军区司令。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从江西调来邓小平，从上海调来王洪文，从湖南调来华国锋，从南京调来李德生——毛泽东在考虑中国政治舞台的新布局。因为在爆发“九·一三事件”之后，他要召开中共“十大”，以对林彪、陈伯达问题作出决议，对林彪、陈伯达以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倒台所造成的政治局内的空缺，作出组织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