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来到延安，从蓝苹变为江青，是她一生的转折点。

   关于她是怎样由上海进入延安的，向来众说纷坛。

   传说最多的，是她经重庆进入延安。

   后来细查这一说法的根源，乃是依据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是一本严谨的史著。在第二卷的第六十页，写及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中华儿女》一片：

   “同年九月（引者注：指一九三九年），‘中电’又完成了《中华儿女》，由洪伟烈摄影。这是沈西苓抗战时期编导的唯一的一部作品，也是他最后的一部影片。……一九三八年夏，他加入‘中电’，担任编导委员，即着手拍摄《中华儿女》，前后花了近一年时间，于一九三九年秋完成公映。”

   该书一九六三年二月第一版上，清清楚楚地印着，饰演《中华儿女》中刘二嫂一角的是蓝苹！

   这就是说，蓝苹离开上海之后，曾到重庆参加过《中华儿女》一片的摄制。于是，说她从上海经重庆赴延安，也就言之有据了。

   不料，那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小小的疏忽。在一九八○年八月所印第二版上，那刘二嫂一角由“蓝苹饰”改成了“康健饰”。

   康健，亦即章向璞，原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的女演员。

   随着这一笔误的更正，种种关于江青由重庆进入延安的传说也就失去了依据。也有人说她经武汉去延安，那是根据当时上海其他文化人进入延安的路线而作出的判断，难以证明江青也是走这一路线。

   笔者采访了关键性的当事人徐明清之后，也就廓清了这一历史迷雾……

   江青前两次来上海，都跟徐明清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三回来上海时，开初找过徐明清，后来失去了联系，其中的原因是徐明清被捕了！

   徐明清记得，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由于一个名叫莫仲乔的人的出卖，便衣警察来到浦东，在女工夜校里抓住了她。

   徐明清落入了敌人的魔爪。她急中生智，说要小便，进入学生何淑君家里，悄悄告诉这个学生：“我被捕了，叛徒是XXX，你赶紧转告王洞若！”这样，党组织很快就知道了这一重要信息。

   徐明清在上海关押了三个月之后，被解往杭州。经党组织和陶行知先生多方营救。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保释出狱。在狱中关押了一年多。

   出狱后，徐明清回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的领导人丁华、王洞若。王洞若是她过去在南京晓庄师范时的同学，也曾在“晨更工学团”共事。王洞若是徐明清在一九三三年介绍入党的，这时成了党组织领导人。她在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之后，问起了江青。她这才知道，在她入狱那段时间里，江青不仅在上海演话剧，而且演电影，“蓝苹”成了上海滩的“名演员”。不过，“蓝苹”出名，多半并非因为她的演技，倒是因为她在电通影业公司。跟编剧、剧评家唐纳闹恋爱、然后又吵离婚，一唐蓝事件”闹得沸沸扬扬。那时，上海大报、小报正在刊登江青和唐纳在杭州六和塔举行婚礼的消息，转眼间，又纷纷刊登江青离沪北上，唐纳追到济南，在济南宾馆自杀却又被救，唐纳、江青双双重返上海……

   王洞若告诉徐明清，江青在生活上如此“浪漫”，大家对她都有看法，不过，她仍和王洞若保持一定的联系——虽然这时她的党组织关系并未恢复，也没有参加共青团的活动。她曾对王洞若说：“我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只好‘灰色’。”徐明清回到上海，已经很难在上海开展工作，加上敌人已经抓过她，知道她的情况。

   一九三六年七月，“东工委”向上海临时工委要求给西安增派干部，以加强东北军中地下党的工作。王洞若考虑到西北方面需要干部，便把徐明清派往西安工作。买好火车票之后，徐明清听人说江青“瘦得像个吊死鬼”，便决定去看看她。那时，唐纳刚和江青一起从济南回沪不久，“唐蓝事件”闹得满城风雨。

   徐明清打听到江青住在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找到了那里。那是一座楼房的底楼，一间半房子。不巧，江青不在家，倒是唐纳在那里。徐明清记得，唐纳梳着油光可鉴的小分头，看上去像“奶油小生”，讲一口软绵绵的苏州话。屋里只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徐明清跟唐纳是第一次见面，彼此不熟悉，话不多。她告诉唐纳：“我是蓝苹的朋友，叫徐一冰，明天要离开上海了。如果她有空，明天在火车站见一面。”徐明清说着，拿出火车票，把明天离沪的时间、车次告诉唐纳，并给江青留了一张字条。

   那天，徐明清回到浦东过夜。

   第二天，十多个学生送徐明清到上海火车站。到了那里，不见江青。徐明清想，江青成了“名演员”，大约一定很忙。

   火车快开了，徐明清看见一个脸色蜡黄的女人跑过来。细细一看，竟是江青。她真的“瘦得像个吊死鬼”，跟一年多前离开临海时大不一样。“一冰，你上哪儿去？”江青问她。

   “我去西北。这一去，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徐明清答道。

   看着江青又瘦又黄，徐明清叮嘱她要多多注意身体。

   江青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有苦难言！”迄今，徐明清仍清清楚楚记得这句话。

   火车开了。她们只说了这么几句，就分手了。徐明清回眸望去，江青久久地在向她挥动着手臂。

   此后，她与江青没有联系。她没有给江青去过信，江青也不知道她究竟在西北何处。

   徐明清到了西安之后，不再用“徐一冰”原名，改名“徐明”。她先在东北军中任中共妇女支部书记，不久调往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工作，后来担任中共西安市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当然，她的这些党内职务，都是秘密的，中共处于地下状态。她的公开职业是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主任——这倒是她本来的专业，因为她在南京晓庄师范学的是幼儿教育。

   过了一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一辆黄包车忽然停在西安北大街幼稚园门前。从车上下来一位穿着旗袍的小姐，带着一只小皮箱，说是找徐老师。徐明清闻声出来，吃了一惊，喊道：“李鹤，你怎么来了？”来者正是江青！

   一别又一年，徐明清发觉江青的气色好了一些。江青说此行专为找她而来，就在徐明清那里住下——徐明清住在幼稚园里。

   徐明清问江青，怎么会知道她的地址？江青说是王洞着告诉的。江青在“晨更工学团”工作过，在那里认识王洞若，并知道王洞若是中共党员。徐明清是王洞若派往西安工作的，到西安后仍与王洞若保持联系，所以王洞若知道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

   江青提起王洞若，使徐明清记起一年前离开上海时，王洞若曾跟她谈起江青：“李鹤在上海，生活很不安定，让她离开这个环境，也许会好些。”在江青来西安之前，王洞若从上海写信告诉了徐明清，说江青要去延安。

   当徐明清问起唐纳，江青叹了一口气说：“一言难尽！”

   江青不愿多说，徐明清也就不便再问。当时，徐明清并不知道江青跟唐纳闹翻了，何况“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上海局面动荡，电影界萧条……思量再三，江青“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从王洞若那打听到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便悄然离开上海，在济南住了几天。

   江青见了徐明清，说出了真正的来意：“一冰，我想请你帮个忙。”

   尽管那时一冰已改名徐明，江青还是叫惯了老名字。

   “帮什么忙呢？”徐明清问。

   “我想到延安去学习，请你帮我找个关系进去。”江青说道。

   徐明清问她带了介绍信没有，江青摇摇头。徐明清所问的介绍信，亦即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

   江青这时打开了小皮箱，从中取出一本影集说：“这就是我的‘介绍信’。”徐明清翻看着那本影集，上面贴着江青演话剧、电影的许多剧照。徐明清从未看过江青演的话剧、电影，很有兴味地看着，看罢，倒是觉得这本影集可算“介绍信”——表明江青确实是来自上海的演员，而且所演的戏、电影在当时还算是进步的。

   在安排江青住下之后，徐明清立即把江青的情况和要求，向危拱之同志作了汇报。危拱之是叶剑英夫人，是一位经历过长征的女干部，当时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跟徐明清有着经常的工作联系。危拱之表示，可以把她带到八路军办事处谈一谈。因为当时党中央进驻延安只有半年多，生活艰苦，知识分子不多，十分欢迎知识分子投奔那里。

   于是，徐明清陪着江青，坐上黄包车，前往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她俩来到办事处。徐明清一看，邓颖超同志正坐在那里办公。徐明清跟邓颖超熟悉，就把江青介绍给她。江青恭恭敬敬地把照相册递了上去。

   邓颖超翻看了影集，看了看江青，说了一句：“嗬，电影明星呀！”

   这是周恩来夫人邓颖超跟江青第一次见面。

   邓颖超事忙，没有多谈，说是这样的事由博古主管。她要江青把那本影集留下来。

   此后，江青到八路军办事处又去了几次，徐明清没有陪她去。据江青说，她在那里见到了博古（即秦邦宪）。博古跟她作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实际上是对江青进行口头审查。江青谈及了黄敬，谈及了由黄敬介绍在青岛加入中共。不久，江青就搬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住。

   一天，江青坐着黄包车到北大街幼稚园，面带喜色。她告诉徐明清：“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进延安！”

   就这样，江青进入延安。时间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旬。

   徐明清的回忆，把江青如何从上海进入延安，说得一清二楚，江青是通过王洞若——徐明清——博古，从上海——济南——西安，进入延安的。

   至于江青为什么要从上海投奔延安，除了她在上海失意，除了当时投奔延安是左翼文化人的时代大潮，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那便是黄敬去了延安！　黄敬也去了延安

   虽然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但是她对黄敬毕竟还是有很深的感情。正因为这样，一九三六年春夏之交，黄敬化名黄文山来沪，她曾抛弃唐纳，又去北平跟黄敬生活在一起。只是唐纳在济南自杀未遂，江青姐姐发来电报，江青才赶往济南，不得不和唐纳携手同回上海……

   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原是李大约之子李葆华。一九三七年二月，李葆华调离北平。据当时跟黄敬一起共事的陈伯达向笔者叙述：“柯敬史同志宣布黄敬、林铁和我组织‘北平三人委员会’，主持北平工作。”

   柯敬史，亦即柯庆施。“三人委员会”，相当于市委书记。也就是说，中共北平市委由黄敬、林铁、陈伯达三人负责。

   不久，黄敬接到了前往延安的通知。那是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召开中共的苏区代表会议。据陈伯达回忆，中共中央北方局刘少奇、彭真前往延安出席会议，而中共北平市委去的代表是黄敬。会议定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

   黄敬从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即海伦·斯诺）同行。

   黄敬很早就结识美国记者斯诺，所以斯诺曾说：“北大有个好青年俞大卫。”

   俞大卫，亦即黄敬。斯诺在一九三六年六月进入延安采访，住了四个月，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斯诺的延安之行是通过宋庆龄安排的，黄敬也出了大力。斯诺夫人也希望访问延安，以写作《续西行漫记》。她的延安之行，是由黄敬直接安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