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叹小平

闾巷间有这样一个政治幽默：一次，克林顿、叶利钦同邓小平和江澤民三大国领导人相聚在一起，国务活动结束，各自开车上路。克林顿打开右向灯，毫不犹豫地向右开了过去。叶利钦没打右向灯，紧随其后，也向右开了过去。这时江泽民紧张地问邓小平：我们怎么办？邓小平说：慌什么！开左灯，向右开就是！这是民间社会对邓小平矛盾现象的讽刺。

邓小平现象，欲说还休，是一个既吊诡而又矛盾的现象。在许多人的眼里，真是雾里看花、扑朔迷离。非有心者，始终百思不得其解，一头雾水。邓小平现象，令我扼腕叹息：

第一可叹者，遥想公谨当年，邓小平协助胡耀邦反击两个凡是，把顽固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赶下了台。权力分赃的结果，党政大权落进了胡耀邦的手上，而枪杆子——军权却落在了邓小平的口袋中。中共数十年“枪”指挥“党”的传统，使邓小平掌握了党国的命门死穴。以致邓小平呵斥胡赵两任党国领导人，竟如使唤小儿婢女。最后竟因胡赵两公稍仵逆鳞，而遭以邓为首的军头元老的废黜。

遥想当年，在毛式法西斯的长期奴役下，大部分国人人妖颠倒，皂白不分。习非成是，遂致以是为非。大部分国人混沌懵懂，民智未开。改革开放，正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又如滚巨石上山，稍有松懈，则粉身碎骨。胡公拨乱反正，赵公萧规曹随，邓在幕后用枪杆子给他们撑腰，为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居功甚伟。而此时的邓小平，以民智未开，害怕否定毛，引起毛的余党的反扑，使前功尽弃。从而反对胡公之拨乱反正之步步深入，反对追问这种罪恶的制度根源，以“忘掉过去，一切向前看”为毛解脱，以“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为毛打马虎眼，死死护住毛澤東的木主牌位，坚持跛足改革路线，尚情有可原。

但经过八十年代的长期酝酿，当民智已开，国人急切呼唤宪政民主之时，邓小平正可以顺应历史的潮流，做一个中兴之主。可惜的是，邓小平却反其道而行之，竟然以坦克机枪来射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平民，酿成6·4惊天惨案。直到今天，这仍然是国人心中的滴血剧痛。这滴血之剧痛啊，也是邓后中共当局的政治死结。从此以后，邓的政治遗产，将他们摆在了进退两难的处境之中——如果不为八九平反，改革没法深入，民心如干柴烈火，这样下去，中共政权当然是死路一条；如果为八九平反，推进改革，却又触动国人心中的剧痛，必然酿成巨大的社会振荡，这样下去，中共政权也是一条死路。

中共今后何去何从？如果要死死维护一党獨裁的地位，恐怕上帝都没法解决！也许真的要像黄力雄先生在《黄祸》一书所描写的那样，最后只有把全民族拖入血光火海之中，才能有个结局。

第二可叹者，邓小平虽然远涉重洋，求学于欧陆，但其年纪輕輕，一门心思搞共产运动，哪能学到什么真正的东西？因此他仍然是一个十足的專製文化熏陶出来的獨裁专制加威权主义者，没有受到半点欧风美雨的洗礼，更无从知道当代宪政、民主、人權、法治为何方怪物！留存于邓小平头脑中的，只有“打江山坐江山”的山大王逻辑。

他当然明白，毛的罪恶罄竹难书。古今中外的独夫民贼，没有一个能与其相匹敌。走毛的老路，也只能将中华民族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但因他缺乏民主宪政的学识涵养，只认定“打江山”才是“坐江山”的理由，把“打江山”等同于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因而他十分害怕揭露毛的罪恶，害怕中共因此而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想邓小平的后半生，始终处于这种矛盾和苦恼之中。其进退失据，其动辄受到未死的毛死党的攻讦，他却无法进行有效的反击。仅仅凭借其军中政界的深厚根基，以强项横蛮来因应，并依靠把持着枪杆子，硬着头皮来反抗，以“不争论，干了再说”、“摸着石头过江”来搪塞。其表面上要披着毛的虎皮，但在行动上却又不能走毛的老路。因此使他成为典型的“行动的巨人，理论的矮子”。其改革理论之贫乏，必然使其改革没有后劲。其改革理论之混沌懵懂，必然使他的改革没有设计的“图纸”，而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只能手忙脚乱地来维持既成事实。这就像没有设计图纸，却想兴建万丈高楼，其茫然无绪，其盲人骑瞎马的抓瞎乱闯，是其必然的結侷。

邓小平晚年，见“改革开放”大业之茫然无绪，又想为中华民族做一点济世之功，其内心之苦恼，又很难与人倾诉。只好哑巴吞黄连，苦在自己的心头。因此国人常常笑话他：你七老八十了摸着石头过河，虽然勇气可嘉，万一一脚不慎，也请你不要将一国之人与你陪葬才是！

第三可叹者，邓小平在行动上，是獨裁專製制度的掘墓人，但在理论中，又是獨裁專製製度的死命维护者。这种矛盾和吊诡集于邓一身，岂有不把中华民族带进混乱无序的泥潭的？邓小平的理论，正是没有任何理论的理论，正是一切以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理论。在这种“理论”的误导下，大部分国人岂有不灵魂堕落、人面兽心的？国家的政治体制，岂有不变成贪污腐败、贿赂公行的政治怪胎的？各级官僚，岂不是沐猴而冠的？

第四可叹者，邓小平走了一条一百多年前走了一次、并证明是死路一条的老路。这就是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核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洋务运动的先驱们，顽固拒绝学习西方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却急功近利地以制造坚船利炮为最终目的。其最上乘者，也不过是以模仿西方“制器之器”为最高追求。

邓小平不知道洋务运动的历史教训，更不知道西方价值观（如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人權、法治，保障民权、限制公权等）才是激发国民创造力和开拓性创造性思維能力的根本动力。二十多年来，这种新洋务运动，国人始终在学习模仿的低层次上徘徊，始终不能有所发明、有所创新，这就是新洋务运动的必然结果。

由于中国的國計民生的长期停止，人家上百年摸索出来的东西，我们可以在一夜之间学会拿来为己所用，当然可以取得较为明显的后发优势。面对这种后发优势，中共当局被这种表面现象冲昏了头脑，因此而大吹大擂，恬不知耻。以为长期这样下去，就可以到达胜利的彼岸。由于不改革獨裁專製制度，仅仅过了二十多年，社会矛盾积聚如山，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也使这种新洋务运动走进了死胡同。

第五可叹者，共产主义运动肆虐世界一百多年，给二十世纪的世界造成了空前的血泪和苦难。这空前的血泪和苦难，客观上证明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完全破产。它留给世界的意义，就是做了世界文明进步的反面教材。虽然邓小平将共产主义这面木主灵牌戳得千疮百孔，由于他没有现代的民主宪政的基本素养，从而不能跳出“打江山才是坐江山”的山大王逻辑，逼迫他只能死死护住这面千疮百孔的共产主义的灵牌。其“新洋务运动”或称“改革开放”，说穿了，只不过是从这共产主义的灵牌的千疮百孔的缝隙中，讨得点生活、借得点亮光而已。其自相矛盾、掩耳盗铃，怎不令世人笑掉大牙？

咳！邓大人乃天簧贵胄，我一个斗米小民，哪里就轮到我来感叹呢！真是不自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