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

   写下这段文字之前，我要事先声明，我写这段文字的依据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依据闾巷民间的“贾雨村言”。在这个党官们违法乱纪、贪污腐败、堕落腐化、乱搞女人等资讯都成为“国家机密”的时代，如果这种“贾雨村言”与现实惊人的相符，那不是我的错。犯错的，是那将“贾雨村言”透露出来的渠道。其二是依据我的分析、判断加猜测。如果这种分析、判断加猜测与现实惊人的相符，那也不是我的错，而是我的父母和父母的祖上的错。谁让他们养下了我，却不傻不木也不呆！要是追究“泄露国家机密”的“罪行”的话，你们就找他们去，别找我！

   万里先生在八九年以前，曾多次向他的同僚和秘书们问道：“共产党还有救吗？”。而杨小凯教授也在他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就天性早慧地问道：“中国向何处去？”。这两个人所问的问题，一个站在维护党的特权利益的角度上，一个是站在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立场上。虽然两者是这样的不同，虽然有时两者甚至相互悖反——不亡党即亡国。可以说，两者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但共产党长期教导我们，党就是政府，政府就是国家。所以今天一般的中国人很难把这些基本概念区分清楚。我就尊重这种思维习惯，把这两个问题硬扯在一起，以免大家不习惯。

   亡党亡国亡党国，这很可怕！那么中国由共产党用暴力夺取政权后，有没有避免这种悲惨结局的可能性呢？有！大大的有！

   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一席谈话，曾自豪地宣称：找到了跳出历代专制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亦忽矣”周期率的金钥匙。“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可惜的是，毛泽东一贯善于言而无信，一贯善于食言而肥，一贯善于使用法西斯手段。到了他坐上金銮宝殿之后，就把他当初的承诺，抛到了九霄云外。只晓得使用他使用惯了的手段，用他那“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伎俩，根本就不知道用文明法治的方法。因而在他多次瞎胡闹而使整个国家面临崩溃的时候，他就多次使用了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残酷血腥手段，来维护他的皇帝宝座。使他痛失了党国走向正常化的机会。历史没有后悔药吃，历史也不能假设。今天我们来感慨毛诗人的巨大“失误”，也没有用。

   邓小平“拨乱反正”（这“拨乱反正”，其实是胡耀邦、万里、赵紫阳等人的功劳。邓小平贪天之功，把一切好事都扯在自己身上，把一切坏事都推到死了而不能说话的毛诗人和林彪等人身上。中南海也要这样说，我只好跟着他们也这样讲），到了八九年，民智已开，民心已活。深受国人爱戴的胡耀邦被气绝身亡。国人痛恨贼害胡公的人，要求追究这种罪恶，并借机反思这种不人道的制度，进而要求改良变法。在这种情况下，听说邓的一家，抱在一起、哭成了一团：“他奶奶的！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一家！不用坚决强硬的手段镇压下去，我邓家岂不要断了香火绝了后吗？！”于是邓小平使用了“英明、果断”的“铁拳”，砸在了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身上。使邓小平从一个改革的功臣，蜕变成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罪人。也使他的党国痛失了一个绝佳的脱胎换骨、走向新生的机会。历史没有后悔药吃，历史也不能假设。今天我们来感慨邓小平的巨大“失误”，也没有用。

   江泽民踏着广场烈士的鲜血，踩着赵紫阳的躯体，登上了金銮宝殿。他十多年来做了三件“丰功伟绩”：其一是大开历史的倒车，大力恢复毛式法西斯那一套，而排斥一切使国家可能走向民主、文明、法治、健康、和谐的价值观念。其二是极力讨好北极熊，出卖被北极熊非法劫夺的北方领土，以便向北极熊购进一些下三滥的武器系统，以显示他有能力穷兵黩武。其三就是在他上任后，便想法设法周游列国，到列国去骚首弄姿、做秀演戏，出尽了中国人的洋相，丢尽了中国人的丑。这样的“丰功伟绩”，指望他抓住历史机遇，把国家引向民主、文明、法治、健康、和谐的轨道。不说也罢。

   在江统的这段时间里，国内国外之人，沉寝于广场刻骨铭心的惨痛之中，恨不能将广场屠夫们寝皮食肉。国人原来以为，杨尚昆也是广场血腥的四大罪魁之一。但杨尚昆却把自己劝说邓小平不要用“动武”的过程抖弄了出来，这使得他和他的家人，因此而获得了国人的些许谅解，不再看着他们一家，就无名火起；不再看到他们一家，就骂娘发狠戳脊梁骨。李月月鸟一看有戏，于是他也要写一写当年的回忆录。想把他当年“被迫”的情形摆一摆，撇清自己担待了许久的旷世恶名。可惜专制制度不但误国害民，也害了他自己。他虽然有那么大的官职，却连出版自己言论的权利都没有。要是他的回忆录能够公开出版，如果他真的有证据，自然可以撇清他的旷世恶名，使国人不再是一听到的他的名字，就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如果他没有可靠的证据来撇清自己的干系，也可以让国人认识他的虚伪和无耻。这样的利国、利民、利自己的大好事，有什么不可以的？！

   朱鎔基先生的一身浩然之气，我很佩服。但从他“台湾的选举根本就是一个笑话”的话来看，他也没有现代民主宪政的基本素养。他还不知道他的这句话，也是一个根本的笑话。这实在让人遗憾！他主政国务院，要严惩贪官，不少人为之热烈鼓掌，但我却知道，他是用他祖上的方法来治国理政的。他的祖上曾经因为贪污四十两银子就剥皮囊草，并建立了重重叠叠的东厂、西厂、内厂、锦衣卫等“反腐惩贪”机构。朱元璋用这种以特权来反制特权，不但不能消除特权腐败，反而是增益了特权腐败。明末之时，照样是腐败重生，千疮百孔。李闯从内部闹，满清从外部攻，大明皇朝不过几年，照样灰飞烟灭。朱鎔基仍然用这种方法治国行政，显然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接下来就看胡锦涛是否具有宪政、法治、民权等方面的慧心和灵性？是否具有从善如流、洗心革面地使国家步入民主、文明、宪政、法治的胆量？他是否仍然还是一个像他的历任一样的固权或守成的材料？只知道使用威权和專製的权力，而不知现代民主宪政是何方“怪物”？他也许根本就没有现代社会之宪政、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的人文素养和学术背景。他究竟是一块怎样的料？从他几次公开讲话来看，后一种可能性比较大。

   这令我想起满清末年的历史来了。康梁谭变法，慈禧为了护住自己的权杖，就死死进行破坏和阻绕，加上袁世凯的告密出卖，使变法只发出了一些虚应故事的诏告。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戊戌变法中途流产。睿智的光绪皇，他从此成了名副其实的傀儡皇帝。他从此变得无比消沉、无比悲凉、无比绝望，干脆啥事都撒手不管。幸亏他因变法而造成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尊敬。这样一来，慈禧太后才不敢随便地将他的小命就玩完。可是国家却在慈禧太后治理下，变得越来越虚弱不堪。眼看自己的权杖因此就要丢失，她只好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竟然远远走在了当年康梁谭的前面。又是预备立宪，又是制订宪法，又是选举民意代表，又是废除科举，又是推崇新式学堂，又是派五大臣求经出洋，又是“放权让利”允许实业民办，又是大力办学办报，又是推进新文化……她连连向国人赌咒、发誓、许愿，可谓是上心殷殷、信誓旦旦，可谓是态度恳恳、言辞切切。忙得不亦乐乎。可是刚成立的内阁，因为人选有点欠考虑，竟成了国人嗤笑的“皇族内阁”……武昌城头愤而一声枪响，全国各地纷纷宣布脱离中央。维持了两百多年满清江山，就这样在顷刻间土崩瓦解、灰飞烟灭。历史没有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时间，他们的子孙也只能为此而堕泪悲叹！

   历史有时很宽容。宽容之处在于，胡锦涛的不少前任们，尽管做了那么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族的事情，国人往往鉴于新朝的崇敬和强力，往往是“不敢言亦不敢怒”。历史有时也很严酷。严酷之处则在于，胡锦涛的不少前任，已经把这种“不敢言亦不敢怒”的矿藏采掘殆尽，没有给胡锦涛留下任何矿脉。留给胡锦涛的，只有历史的严酷。胡锦涛集团将何去何从？是脱胎换骨、顺时因变，还是泥古不化、循规蹈矩？前者给中华民族一线希望、一线生机。后者则使我多灾多难的民族，到最后玉石俱焚、重新洗牌。我想从胡温的亲民之举上来看，他们是应该知道如何决择的！但从他们的几次公开讲话来看，胡锦涛很可能选择后一条路。

   这段历史很有趣，如果胡锦涛先生不清楚这段历史，在此，就算是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山野草民给他献策好了。如果胡锦涛先生知道这段历史，那更好！我为他有一定的历史素养而高兴。

   草于2004年11月18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