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蛙文集：诗人林牧晨──上海作家牢狱史记（之6）—

林：我写诗歌但我不认为我是诗人；我也画画，但也不觉得自己是一　　名画家。但我一直在为中国的民主运动做努力。1982年，王炳章　　提出“海外民运”的口号，给很多人带来误解。其实国内才是主　　战场。我们在国外只做后勤工作。现在脱离了战场，中共很放心　　让你出来，而基本上不让你回去。要干点事情还得回去干。民众　　（拆迁户等）上街游行示威，虽然打著的不是民主的旗号，但事　　实上他们向政府表达自己的诉求，就是在要求民主。

井：您还写诗吧？

林：我已经没心思写诗了。主要是思考战场上的事情。老百姓在国内　　打得水深火热，看看是否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文革前就开始写诗了。那时候思想挺左的，写一些豪言壮语的东　　西。1968年春天，我对诗歌的理解已经成熟了。在这之前，我以　　为中国会实现“巴黎公社”式的制度。可以说，1968年我的这个　　理想彻底破灭了。诗歌是对自我情感的一种梳理。这时我就写一　　些很抒情的诗歌。比如冬天的小草啊、田园之类的诗。跟逍遥派　　不一样。他们完全脱离政治，而我是被政治打垮了的人，但对民　　族、对国家没有放弃。所以，渐渐地，诗歌中就有叛逆的情感夹　　杂进去，由抒情转向言志。那时候朋友们很随意地聚集在一起谈　　谈文学。

　　但1968年4月我就被逮捕了，罪名是“反革命罪”。由于我是老　　造反派，又不愿意加入行政班子，当时由于我能写作、又把毛泽　　东语录倒背如流，我在厂里便有了特殊地位──无形中的领袖。　　厂革会、“三结合”的当权派都想把我拉进去。帮他们（清理阶　　级队伍）把以前被打倒的干部──我们厂里的第二把手──邀请　　入党。上海王维国手下的人，清除异己的工作做得很好。他们老　　早就看我不顺眼了。

　　我被群众扭送到公安局，拘押了半年时间。当时我想，我是最忠　　于党的人，为何自己人抓自己人。后来我告诉他们：“你们抓错　　了我，也放错了我。”“因为抓的时候我是拥护你们的，但放出　　来的时候已经是反对你们的了。”

　　在牢里，我亲眼看见有人被活活打死，有人因为写了6封信被枪　　毙了。这些对我的影响很大。牢里的人都知道这个常识：进去的　　时候先认罪，把错误承认得越彻底对自己越有利。我对他们说我　　是反革命，那样他们就拿你没办法了。

　　牢里有一个浙江人名钱建中，孤儿。他是靠父老乡亲养大并供书　　教学的。毕业后，他就回到乡下帮老百姓写写信。从中他了解到　　政府很多黑暗的东西。反右后期，他也写过信，就把他打成右　　派。

　　牢里还有一个年仅13岁的小男孩。他只写了“刘少奇万岁”，公　　安就逼他要他承认是他爷爷（一个有政治背景的人）教他这么说　　的。但他就是不愿意。整个牢房只有钱建中跟他在一起，教他识　　字和一些文化知识。这些经历对我的冲击很大。当时钱建中这个　　农民知识分子在我心目中就如王若飞在狱中一样非常高大。我出　　来后，又不断被整。他们说我只看到“大墙后面”（《大墙后　　面》是一部电影）的阴暗面。当然，我对社会下层的认识越来越　　深，反动思想也越来越牢固了。我已经成了“老运动员”了，每　　每什么事情一来都要“登台表演”──挨批斗。

井：您是上海人民广场运动的组织者。对吗？

林：1978年底开始参与“民主墙”运动，并创办了地下刊物《海　　燕》。1979年初，新疆等地的知青拦铁路游行，要求回沪。一连　　3天，人山人海。我是发起组织者之一，还有温定凯、傅申奇等　　人。同年6月，我们被上海市公安局拘禁。

　　1981年10月才被逮去劳教。判决书上是这样写的：撰写及散发大　　量反社会主义文章。1983年，当局的9号文件点了很多名，其中　　就有《海燕》。

　　我是大丰劳教所的第1个政治犯。他们说第1个政治犯是林立果的　　妃子，关在果园大队。我在一大队二中队。我说她不算是政治　　犯。由于我是画画的，所以他们让我画了一张农场的鸟瞰图。但　　果园大队没让我去。酒场、四岔河上的画都是我画的。一开始我　　也挖河、插秧、扛包（咬紧牙关扛的，因为脚正受伤的缘故）。　　关在里面的小伙子们（流氓）天天开小灶。他们把窗框都拿来　　烧，让我去参加他们的“宴会”。要我去，因为跟一个政治犯打　　交道脸上有光。

　　丁干事想整我。他说：“自从一个大胡子的人来了之后，开口闭　　口都是共产党什么的……”但是老头场长对我蛮好。

井：劳教最多3年时间。为何您却是4年呢？

林：没有任何理由给我。3年过后，我也问为什么不让我走？他们说　　你等著吧。最后1年，也就是第4年，他们打算让我在四岔河当教　　师，等于把我的户口弄过去，是半管制人员。我不干。

　　在那里谈感想的材料中，其中提到傅申奇。我强调我们是对的。　　他们说我们是不打引号的民运人士。出来后，场长让我在司法管　　理学院任职。后来被搅了。再后来，让我去图书馆，我留了下　　来，但公安局也找上门了（他们与司法局有矛盾），也被搅了。　　再再后来，让我去杭州中央美术学院，公安局又找上门，我只好　　回上海。

井：您在虹桥机场被当局绑架的事很传奇，能否谈谈？

林：我的行李在机场已经寄走了，不过一开始我就知道有人注意我，　　录像机对著我。海关人员把我带到一间小房间的时候，我并不　　慌。但是，不多久就把我送到闸北分局，后来又把我送到火车站　　附近的庐山饭店的14楼。他们在隔壁弄了两套房间监视我。我当　　时话说得很厉害，他们听了接受不来。那样我就在闸北分局的一　　个防空洞里关了50天。

井：当时您的心情如何？

林：60%会被判刑，我猜想，另有20%会放我，出国就剩下20%了，够　　绝望的。50天里我感到一切都无所谓了，因为在出国之前我很谨　　慎，已经没什么好怕了。我在里面愤怒地对他们声明我的“三不　　主义”：不合作、不提任何要求、我有权不回答他们任何问题。

　　临送我来美国的时候，他们说：“大家都是爱国的。”我说：　　“不对，你们爱的是党，我爱的是国。”然后两个便衣把我送到　　虹桥机场（车子逆道行驶）。机票、登机牌都捏在他们手里。等　　我到了侯机室的时候，已经有便衣守在门口了。

井：谢谢您！（2004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