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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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4年12月12日星期日
   　　
   
   孟浪，中文独立笔会理事，1995年9月流亡美国，现居波士顿。
   　　
   
   井：请问国家安全局是什么时候盯上您的？
   
   
   孟：国家安全局不光在上海这个地方盯我，是在全国各地的每一个角
   　　落。据我所知，1984或1985年他们就盯上我了。包括我们上海的
   　　一帮从事文学创作和地下刊物出版的同行朋友们，他们也受到当
   　　局的监控，象王一梁、京不特、默默、阿钟、郭吟等人。一旦走
   　　进安全局的视野，我们就无法摆脱代表国家权力人士的监控、传
   　　讯、干扰。有段时间，我到深圳当记者，安全局也就跟踪到深
   　　圳，于是我就落入深圳警方的视野里；我走到北京，安全局就通
   　　报北京，于是我又落入北京警方的视野里，等等。我不希望任何
   　　人仅仅因为从事文学创作和出版而受到干预或迫害，因为言论自
   　　由是我们的天赋人权。我当时和朋友开始从事独立创作、出版和
   　　传播活动。渐渐地，上海警方于1992年4月17日将我秘密拘押了
   　　36天。他们未经司法程序就对我非法拘押。17日上午，上海公安
   　　局政保处一处的警察闯进我家进行拘传，说我必须被拘留性地传
   　　讯。如果不应讯的话，会被强制性拘留。他们出示了搜查令，将
   　　我家中的书籍、信件、电话本、作品以及私人财物等搜了个遍。
   　　他们搜查到100多种与我从事文学活动有关的地下刊物，于是就
   　　将我带到当地派出所。在那里，他们对我进行了初步的审讯。等
   　　到天黑才把我送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那儿突然出现很多便衣警
   　　察。他们窃窃私语，似乎在作交接仪式。接着，我就被送到了窗
   　　户上贴满了报纸的小楼，一间象是病房的房间里。我猜测那儿应
   　　该是上海的西郊。他们强迫我签监视居住通知书。我就在这样一
   　　个特定的监牢──20平方米左右的病房──里被监视居住了36
   　　天。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我被关在公安局的康复医院。虽然，这
   　　期间他们没对我使用刑具，但这不代表我的身心没受到伤害。防
   　　暴特警三班制轮流监视我，24小时不关灯，还有，白天6、7名档
   　　案人员没完没了地对我审讯。主要盘问我关于从事独立文学创
   　　作、出版问题。这种过程对任何人都是莫大的伤害。
   
   
   井：您如实回答了吗？
   
   
   孟：当然。我认为我所从事的文学活动都是合法的，那是每一个公民
   　　的权利。
   
   
   井：那您作为一位诗人，您是怎样与这个政权相对抗的呢？
   
   
   孟：我不会因为他们对我监控、拘押和各种干预而妥协，我的继续自
   　　由地写作、表达和传播人文思想也不会受到影响。1992年那次迫
   　　害，上海警方对我审讯的主要目标是《现代汉诗》——一本由全
   　　国36名地下诗人、评论家共同创办的刊物。当时，上海是由我和
   　　默默主持编辑的。所以说，他们那次对我和默默所遭受的迫害绝
   　　对不是上海的孤立行动，甚至是高于上海地方政府的压力──国
   　　家的压力。他们对我们施行“又打又拉”的方式：一方面是拘留
   　　你，另一方面要让我们知道，把你拘留在病房里──而不是看守
   　　所，似乎要我们对他们感恩戴德，否则我们关的就是看守所了。
   　　在我1995年9月离开中国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他们都没停止过对
   　　我的监控。他们的理由是：我是海外《倾向》杂志的国内协调
   　　人。甚至就以这个理由迫害我。所以，我就只好跟警察打交道
   　　了。他们频繁地盘问我的家人和朋友。当时我在大连工作。我跟
   　　他们说，你们可以询问我，我的一切活动都是正常而公开的，我
   　　并不是钻进深山老林或地洞里去了。哪怕2001年10月，我父母先
   　　后去世，我从美国回上海呆了21天，警察一连来“拜访”了3
   　　次。他们说我在海外的一切活动他们都了解，其实是要我知道：
   　　“你自己小心！”我不需要小心，我对得起我的良心，对得起我
   　　的国家（我还是爱国者）。何况言论自由是我的权利。
   
   
   井：您对共产党抱过幻想吗？
   
   
   孟：毛、邓、江、胡都是制度问题，不是个人问题。只要一党执政，
   　　不光是中国，任何一个国家都有问题。不仅是中国，越南、北韩
   　　和古巴，凡是对人民言论自由严控的国家几乎都是民不聊生的。
   　　中国的经济似乎在增长，但共产党却牺牲了他们当初的阶级基础
   　　──民众的利益。从他们剥夺民众的权利上看，毛、邓、江、胡
   　　手段和方式有所调整，但本质是不变的。党控制一切包括文化、
   　　行政等等资源。这个政权不让人民表达意见，不清醒地考虑自身
   　　的改革，这个国家机器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光明的前景。我们还是
   　　生活在林昭时代的毛泽东极权主义──中世纪遗址之中。
   
   
   井：很多流亡作家诗人都有面对一个陌生的语境难以创作的问题，您
   　　有吗？
   
   
   孟：我没有。但我更愿意回到自己的祖国。用自己的母语，和平地、
   　　安全地从事我的文学事业。9年的流亡生活，前半部分是被迫
   　　的，我在中国因为追求自由，希望看到自由的天空，呼吸自由的
   　　空气，所以才受迫害；后半部分是自觉的，我终于看到自由的天
   　　空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了。我在海外参与推动华文发展的工作，比
   　　如在独立笔会的工作等。我希望所有流亡作家诗人们，不管他们
   　　是自愿选择流亡或被迫流亡，我都希望大家可以更早、更快地回
   　　到一个安全的、自由的、民主的祖国继续和平地宁静地写作和出
   　　版。但现在看，似乎要流亡更长的时间。因为中国还是以前那个
   　　中国，而我还是以前那个孟浪。
   
   
   井：您对中国现在的知识分子有何看法？
   
   
   孟：中国的文化群体可以分三类：其一，少数有勇气、道德感、广阔
   　　国际视野的比如刘晓波、余杰、廖亦武等人。“6．4”以后他们
   　　一直在说话。他们始终真实、勇敢地表达自己的言论。这些都是
   　　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但是他们表达自由的空间只局限在海外的互
   　　联网，所以，生活在国内的普通大众是看不到的。其二，大部分
   　　知识分子都在沉默。但是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看到了这个
   　　政权的残酷。无疑，他们始终存在对光明的追求，渴望生活在民
   　　主、自由的社会。但他们没敢站起来说话，是可以理解的：谁都
   　　恐惧失去自由。罗斯福说过一句话：“人民应有免于恐惧的自
   　　由。”这些大多数人因为没有可以自由表达言论的地方，所以他
   　　们仍在恐惧。其三，一些知识分子附庸于共产党，堕落成为共产
   　　党的帮凶、帮忙、帮闲。他们如鱼得水，但，他们更没有自由。
   
   
   井：您认为香港的前景乐观吗？
   
   
   孟：纳粹和极权共产党都是被20世纪历史唾弃的两大毒瘤。少部分当
   　　权者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才是真正的唯心主义。不正视历
   　　史现实──人类普适的价值。共产党法西斯是要不得的。他们在
   　　香港问题上是垂死挣扎。2003年50万人的“7．1”大游行，不是
   　　向董建华say“no”，而是向中共say“no”！香港的市民是全中
   　　国民众的榜样。可惜，他们不知道香港有那么一件伟大的事情发
   　　生。中国的改变首先在于言论自由的改变，从普通民众开始。中
   　　国除了需要象《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那样的新闻工作
   　　者，我们还希望继续保持国际压力。我认同人权大于主权。
   
   
   井：您支持台湾独立吗？
   
   
   孟：台湾独立已经不是内政问题，它是个国际问题，是中、美、台三
   　　角甚至超过三角复杂的关系。三方需要有更高的智慧和胸怀去解
   　　决这个问题。我希望台湾维持现状。台湾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
   　　阿扁政府也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但是，政府行为要谨慎。
   
   
   井：谢谢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