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活著最想做的事情莫过于旅游和写作。旅游给了我无比的快乐和自由。不知道其他的人是怎麽长时间生活在一个城市里一动不动也其乐无比的。我就不行。我会对一个陌生的土地産生狂热的激情。这样一来，就使得我的生活和精神经常处于不安状态。
   
   一梁说：“那是因爲你这样的人对生活没有安全感的缘故，尤其是对一个地方甚至于指对一个国家没有安全感。"
   
   听后我恍然大悟。

   
   住在北京我们恐惧。住在上海我们也恐惧。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我们的生活都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从写作发表文章到生活中的小事情，比如电话被监听，行动被监视，网路被骚扰，遇到新的朋友会怀疑他或她是中共派来的“克格勃”，会陷害我们，出外归来会检查自己的写字台是否被人翻动过，检查电脑是否被清洗过，对面那家人的灯火老向著我们的房间，他们是不是也在监视我们的行动，我们把所有的证件都捆在一起随身带著，等等等等——长时间活在这样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地方，我们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会感到难受，会受不了，会精神失控，甚至精神分裂。所以我们会想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喘喘气，去躲开一个国家的骚扰和监控。在旅途中我们也许能把一时的不安忘却，抛弃忧愁，放开胸襟，投入到一个作家诗人的情怀之中。大自然给了我们安慰和生存的热情。我们也需要这种安慰和热情。
   
   2004年的中共两会期间，我们拒绝与任何陌生人或者长久未见面的朋友联系，突然一梁阔别了20年的老同学发来伊妹儿，说什麽敍旧之类的话，把我们吓得半夜也爬起来谈论他是否“别有来头”？于是一连几夜陷入失眠的烦躁与困惑之中。后来大著胆子跟他联系了，还要对上20年前一梁大学时期写的诗句才放心，才证实确是其人。再后来就是两人抱头苦笑一场。当时我们的邮箱一天有上百封巨重病毒信件，电话时好时坏。我们的呼吸也时长时短。
   
   好了，终于等到这帮兔崽子开完会了，迎来的是激动人心的“6．4”15周年。我们的电话早在5月初就有问题了，竟然打不到一梁母亲家里，别的任何地方都试过没问题。他母亲说应该致电到112查询。无奈，就是112打不通。我们放弃了。5月中旬，一梁母亲家里警察上门了。我在大陆的诗歌专栏被“咯嚓”了。于是我们决定搬家，搬到上海郊区一个叫西渡的地方。没几天传来吴非及其他数位中文独立作家笔会成员也遭当局监控、骚扰、警告的消息。不到几分钟我们的手提电话“无间断”地受到骚扰。我们刚到宝地，警察再次上门来，不谈“6．4”的事情，也不谈写作的事情。他们说来“看”我们是履行公事。于是，5月27夜我们致电李国涛，问他那边的情况如何。其实我们已经得知杨天水被逮捕了。
   
   5月31深夜，我们收到李国涛的邮件，知道警察就在6月1日□晨把他带走。而我们在6月1日中午，警察又再度上门来，说我们租房子的人需要办理“租房许可证”，（还是没有提起关于“6．4”的事情）我顿时傻了。我们从来没听过这等事，致电问一梁母亲，她说，她也没听过有这样的事。但是警察还是把我们的证件带走了，说拿去复印，几分钟之后又给还我们。
   
   6月1日我们还不能在家里上网，恰好我们新安装的电话在早晨就开通了，当时并不知道李国涛被警察带走的消息。一整天我们都在揣摩警察的下一步行动将会是什麽。直到夜里9点多锺，电话通了，可以上网了，我们才得悉这个消息。当时一梁看见楼下的警车，便明白了他们的来意。我们才赶快把电脑关掉，拎起简单的行装往另一条路走了。我们自己把这一行爲称之爲旅行。
   
   那时是10点20分。
   
   上海的空气凝漫著石灰的味道，令人窒息。
   
   我把手提电话的电池也拔掉了。
   
   顿时，上海的街道好像出现两个与世隔绝的人。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呼吸困难。
   
   通往浙江海宁的火车是□晨03:33分，6点抵达。一梁在火车上一度精神出现幻觉。他去了洗手间回来，找不到自己的座位，以爲我丢了，激动得几乎大声叫出来。火车徐徐前进，旅客寥寥无几，都很平静地倒在座位上睡觉。国民并没有爲这个悲惨的日子的来临而动情、而悲伤。也许大家都忘记了，毕竟那是别人身上的伤痛。也许大家都恐惧受到伤害。总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平静的□晨，一列没有激情的火车在向著一个普通的江南水乡前进。可我们却陷入惊慌恐惧之中。
   
   6月2日早晨抵达海甯——徐志摩的故乡。似乎世间的不平事、悲惨事都逃离我们的脑袋而去。我感到被《再别康桥》的诗意包围。我们两人是“再别上海：，高兴，真的体验到人活著的目的就是爲了高兴二字，而高兴的基础就是安宁，安宁的基础就是自由和满足。
   
   海宁人的脸上都现出和平与满足的笑。他们也许是我旅游过的城市、除了西藏拉萨之外，是最友好的城市居民。那里物价便宜，环境乾净整洁。一梁说，“我们搬到这儿居住吧。”我笑了，想起《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来，便故作聪明把书名改了改，变成《谁在中国能过好日子？》
   
   参观过徐志摩的故居和墓地。6月3日到王国维的故居——海宁盐官镇。国学大师的房子并不大，里面工作人员说：“过去盐官是海宁的首府，王国维家算是现在的小康之家，尽管他出身显赫。再说，当时这里并没有穷人。”
   
   可是，大师是自杀死的，谁也忘不了。
   
   在海宁，小食店的老板热情地给我们端茶倒水。我说海宁人真的很富裕，几乎看不到破破烂烂的房子或者穿得破破烂烂、粗里粗气的市民。他笑著说：“但是，我们这儿的贪官可不少。”
   
   那晚，我们的晚餐花了14元人民币。
   
   6月4日，一梁问我：“你觉得李国涛是否被放出来了？一般不超过48小时，若过了就得关1个月。假如他被关起来，我们一定要呼吁营救他！他是民运的灵魂人物，他身上闪烁著人格的魅力。”
   
   我们好像总是在赶车。今天我们还是没上网，不敢打电话。车通往嘉兴，再由嘉兴转到嘉善的西塘江南古镇。
   
   夜幕已经降临。
   
   在古镇的门口，写著60元门票。当然，我们不买票就进去了。票只是留给那些被旅行社要挟的旅客来买。
   
   找了家客栈住下，在一条小巷里一家名叫“大塘人家”的餐馆吃晚膳。这家餐馆是一位上海年轻人开的，人很和善，桌子脚下就是流动的河水。江南人家的门口都挂满了红彤彤的灯笼，似乎与这个15周年的“6．4”大屠杀的纪念日不大相符。人们都在爲桌上的杯盘而陶醉。
   
   一梁叼著烟卷，迷惘地望著河上红灯笼的倒影。
   
   通向河岸上人家的石阶上，蹲著一位妇人，正在唰唰唰地洗衣服。此时此刻，我想起秦淮河，想起“商女不知亡国恨”来。
   
   6月5日，回到我们暂时的家，一梁致电李国涛家里，电话长响。再拨打杨勤恒，他母亲接。再拨打戴学武，他家也没人接。
   
   晚上8时许，再次致电戴学武。他接电话了。他说，大家6点锺才解除警报。他说，李国涛6月1日□晨被带走后。警方不允许他走出家门。6月3日他要求出去，在马路上被警察带到警察局关了48小时，1日后才回到家里。
   
   一梁最后跟李国涛联系上了。
   
   我感到无比的疲惫和虚脱。（2004年6月6日下午于上海西渡）
   
   ——转自《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