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和英国人参加的一个联合稳定委员会宣告成立。    稳定委员会成立两年之后，在喜马拉雅山上空艰难飞行着的物资护送队，运载着成吨成吨在国外印刷的纸币，以填进严重通货膨胀的无底洞。

   珍珠港事件刚刚结束中国的孤立局面，蒋介石就要帮助英美这两个新的盟国。在日本进攻后的第二天，他就向罗斯福总统、温斯顿·丘吉尔以及斯大林作出了相同的表示，他建议马上召开一次联合军事会议。

   斯大林答复说俄国尚未准备好参加太平洋战争；罗斯福和丘吉尔则表示赞同。

   这次会议与12月23日在重庆召开，在重庆还成立了一个联合军事委员会，以协调东亚的战略。阿基鲍尔德·韦弗尔将军指出，就英国而言，头等大事就是挽救缅甸，当时日本对缅甸的进攻已迫在眉睫。最后大家同意，从中采取行动。于1941年10月重新开放的缅甸公路，确系中国生死攸关的一条供给线，委员长急于使这条道路保持通畅。除了缅甸和经过俄国的陆路之外，中国现在通向外部世界的另一桥梁就是香港。

   但是，此时的香港本身就处在日本人日益加大的压力之下，1941年12月，蒋介石提出派遣大批中国军队帮助英国保卫他们的直辖殖民地。尽管这个建议没有被接受，但他还是出动了相当多的兵力从大陆这边攻打日本人。

   这是一种唐吉河德式的行动，因为英国人12月18日就撤离了九龙，香港于圣诞节那天沦陷。在蔡廷锴（此人1932年在上海抗击过日军）领导下的中国军队落入了日本人的夹击之中，逐被来自九龙和广州两个方面的日军击溃。

   后来，蒋介石又提出派兵帮助缅甸的英国人。他的建议再次遭到了拒绝，英国人担心中国军队的到来会损害与缅甸人的关系。但是，随着日本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英国人又改变了主意。这样，委员长把他的第五、第六军派到了缅甸前线，在那里，中国军队于1942年2月16日首次与日军交战。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作了一次密而不宣的印度之行他此行的动机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他的确希望能利用目己的影响，为盟国的事业扭转印度的公众舆论。因为当时大英帝国的威望已降到了很低的水平。另外一个不那么无私但又十分体面的动机是，他要争取在战后的世界上做一位伟大的亚洲领袖。罗斯福认为这次访问是个好主意，但丘吉尔却把它看作是未经允许的一种干涉。

   这次印度之行十分秘密，委员长和蒋夫人到达印度五天之后才宣布消息。

   很快他们就遇到了一个礼仪上的奇怪问题。按照中国的礼节，委员长应该到孟买附近甘地的住处沃尔塔去登门拜访。但是印度的习惯则要求甘地前往客人的住处（这次是在新德里）去会面，总督要求按照印度的习惯去做，当时的印度总督是林利恩戈勋爵。英国驻中国的大使阿基鲍尔德·克拉克——克尔将总督的一封信交给了蒋夫人，信上说：如果蒋氏夫妇到沃尔塔去，那么总督将处于政治上十分尴尬的境地，他真诚地希望不要这样做，丘吉尔首相此时也打电报给蒋介石，请他不要违背总督的意愿。他说，否则“就可能使我们联合全印度参加抗日的共同愿望受到损害”，而且“还可能会在这个最需要团结的时刻，无意之中造成突出社会差异的效果”。

   委员长十分宽厚地屈从了这些同时而来的各种压力，加尔各答便被选为妥协后的会谈地点。印度的这位领导人是乘坐三等车厢而来的，他与穷苦人一起经受了旅途的辛劳。委员长得知此事后极受感动，随后，两人大谈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

   在2月21日，即访问的最后一天，蒋夫人广播了委员长对印度人民讲话的英译稿。不顾英国的不快，他表示希望印度尽快得到自治权，井同时号召印度人民全心全意地支持世界范围内的反侵略斗争。

   在他离开后不久，甘地和其他一些国会领导人被捕入狱，这种事在他们与英国统治者的斗争中时常发生。

   委员长为了不得罪他以前的英国主子，请罗斯福总统从中调解，总统谢绝了这番好意。蒋介石回到重庆后没几天，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就于1942年3月6日抵达中国的战时首都，中美之间的重大争执从此便开始了。

   关于史迪威与蒋介石的争论，美国方面己有了许多的记载，特别是史迪威那些尖刻的日记发表之后。因此，我们更应该记住中国方面对此也有自己的观点。

   实际上，磨擦始于史迪威从华盛顿带来的多种交叉重叠的任务。第一次见面他就通知委员长，他将指挥在中国、缅甸和印度战场（一般简称“中缅印”）的所有美国军队，在中国所有的国际战争委员会中代表美国政府，并负责对中国根据租借法获得的物资以及其他美国的国际援助计划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又是中国最高司令蒋委员长的参谋长。除了这些之外，他还负责蒋介石与韦弗尔将军之间的联络，韦弗尔当时指挥着缅甸和印度的英国军队。作为最高司令的参谋长，史迪威应接受委员长的命令。但是在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总统的命令自然要高于蒋介石的。

   尤其让蒋介石讨厌的是，史迪威还担任租借官员的工作，这样一来，如果史迪威认为发放给中国军队的某批援助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就可以予以扣压。

   使事情更槽的是，中国在享受租借法时没有别国那么“平等”。英国、俄国和其他受援国可以在自己的国家内把美国的援助用于自己认为合适的地方，只有蒋介石必须把他的要求一项一项地呈报给史迪威将军。

   显然，这种侮辱性的规定是华盛顿那些支持苏联的人设置的，他们不愿让蒋介石享有阻止向中共提供物资的否决权。

   即使史迪威是个讲究策略、精于外交的完人，遇到这种情况也够棘手的，何况他并不是这么一个完人。

   在他寄往华盛顿的快件里，这位“刺头儿”把委员长称作是“花生米”（无聊的小人物）、“小响尾蛇”（爱吵架的人）,可是后来人们从他的日记中又发现，他把罗斯福叫作“老软蛋”，并给当时其他许多知名人士起了他爱用的侮骂性的绰号。

   此外，他是带着某种野心回到中国的，对此他起初还是藏而不露的，但后来却干脆不加掩饰了，他想取代蒋介石作为中国军队最高司令的位置。

   这种愿望只不过是一种梦想，这一点史迪威当时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然而，他只看到了蒋介石战略上的弱点，却对自己的军事天才无比自信。

   与史迪威发生冲突的并不只有蒋介石一个人，另外一个便是陈纳德。

   珍珠港事件之后，陈纳德被并入美国军队，级别是空军少将，陈纳德和他那些志愿兵的到来已经大大鼓舞了中国人的士气，这支“飞虎队”很快使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在此之前，面对日本的空袭，中国毫无防御，现在他们觉得自己有了保护。陈纳德的志愿兵成了美国的中国空军特遣部队，后来又成为第十四航空队，按照史迪威和蒋介石制定的战略计划，陈纳德统管湖南、广西和云南的一系列空军基地，这些基地将用美国的援助修建，并用飞机从印度翻过喜玛拉雅山空运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