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正果
   

    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在位於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一個教室內，中國獨立筆會中心和傾向雜誌社舉行了兩項文學獎的頒獎典禮。兩項獎分別獎給兩位中國大陸作家，其中首屆寫作自由獎獎給王力雄，第二屆傾向文學獎獎給廖亦武。這是一次褒獎寫作自由的聚會，會議自始至終，所有的發言都貫串了對“寫作自由”的重新界定。《傾向》雜誌創刊至今已有八九年之久，它的傾向本身就顯示了這一重新界定的軌跡。它專登那些其他刊物因為其作者的傾向而不願意接受的詩文，特別是地下文學或被排斥在各種文學勢力團體之外的作者的作品。雜誌主編人貝嶺多年來栽培這一發出不同聲音的邊緣園地，僅僅因印發這樣一個有明確的社會文化批評傾向的刊物，貝嶺本人在北京曾一度被粗暴拘捕。這說明在今日的中國大陸，作家雖獲得了毛的時代所不容許的寫作自由，但實際上存在的問題比早先更加複雜。就拿與會的幾名主要作家來說，劉賓雁、鄭義和孟浪，他們都是身居北美而一心想回到中國，並為中國的讀者寫作的作家，之所以被迫放逐海外，就是因為他們拒不認同那些安居國內的作家們所標榜的“自由”。
    關於這一點，身為獨立筆會中心主席的劉賓雁，在他的致辭中做出了尖銳的爭辯。在“寫作自由”的問題上，劉賓雁向我們指出了中國當前文學界的一個怪現象﹕“作家享有的自由越多，遭受政治迫害的和干涉的可能越小，他們就反而更加不願意承擔社會責任。”這其實也不奇怪，在党國體制下的中國作家大部分都生活在體制之中，過去政治強制文學為政治服務，作家不歌功頌德，就會丟掉飯碗。劉賓雁進而告訴我們，這種強制今日已經失效，但“很多作家卻自願地、不露行跡地以各種形式通過自己的作品和言論來使麻木的人更麻木，糊涂的人更糊涂，這就能夠比人們早已厭惡透頂的歌功頌德更有效地維護現狀，同時又可以使人覺得作者好像和當權者還保持一定距離，最聰明的作家甚至能使不明真相的外國人和海外中國人士覺得他們是對當局持不同政見的異議分子。”
    原來今日的中國作家與當權者的共謀已發生了不同於往日的變化。王力雄在他的受獎答詞中對劉賓雁提出的問題進一步做了分析。作家與整個的文人團體正在加入既得利益階層，他們頭頂的“自由”乃是當權者恩准的招牌，按王力雄的說法，“那不是寫作本身的自由，而是接受訂貨與出售產品的自由。”今日的党國體制乃是政治與商業私通的體制，藝術與文化商品只要不觸及社會現實，無論多麼惡俗——即劉賓雁所謂“使麻木的人更麻木，糊涂的人更糊涂”——都無關要緊。這種寫作的“自由”不但起了粉飾升平的作用，還使作家及文學走向墮落，成為中國社會全面腐敗的一個構成部分。它正好消解了王力雄所呼籲的“面對真實的自由，堅持正義的自由，揭露邪惡的自由，以及反抗強權的自由。”中國的現實就是這樣的醬缸，連自由的觀念也被染得洗不清白，“偽自由書”的作者們，正如王力雄一針見血地指出那樣偽造自由﹕“他們要求的自由並非是對不自由的反抗，而是對不自由的認可。”於是在這樣的語境中，“寫作自由”成了党國體制花錢贊助的“自由”作秀。現在寫作自由的最大敗壞者就是文人團體的大部分成員，從廖亦武的答謝辭中即可看出，他們甚至打擊極少數追求寫作自由的作家。廖亦武在“六．四”事件後因寫作、朗誦並錄制長詩《大屠殺》，被當局判刑四年，出獄後，他發現，“那些標榜先鋒或前衛的經院評論家們，與官方達成的默契是﹕自覺地一次次改寫書面的歷史，檢查並剔除我這類異端的名字。”廖亦武覺得，詩人或作家的名稱甚至對他成了一種羞辱。
    八十年代初以來的所謂“新時期”給中國作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與機會，只要接受王力雄所說的“不逾矩”或廖亦武所說的“默契”，就可以坐享劉賓雁所說的“安全、舒適而又名利雙收的道路”。有人甚至真誠的宣揚說，現在是中國幾千年從未有過的文采風流的時代。在這樣一種大勢所趨的情況下，還有多少人不識時務，非要追求邊界以外的自由不可！一個人本來可以靠自己的才華去佔文采風流的鰲頭，然而他卻甘願為了寫作本身的自由而丟掉飯碗，甚至被投入大牢。王力雄和廖亦武正是這樣的作家，這就是中國獨立筆會中心和傾向雜誌社褒獎他們的理由。
    也許是政治在從前對中國作家造成了太多束亢涂謶值木壒剩�新時期以來的很多作家把遠離政治標榜為一種對自由的追求，連久已脫離中國的高行健也似乎帶著這一逆反心理，在清除文學與政治糾纏的辯解中搞得矯枉過了正。中國仍然是一個處處都陷入政治糾結的國度，文學既然在政治語境的房檐下，王力雄認為，“閉眼不看、絕口不提邪惡和強權的‘純然個人’的寫作自由，只能是一種放棄社會良心的自由，甚至是與邪惡和強權同謀的自由。”也正是基於這一明確的認識，王力雄自從從事寫作之日起，就對政治毒化下的中國社會生態與心態之病變進行了追蹤的報道和啟示錄式的末日預告。他為此付出的代價是游離党國體制之外，至今沒有正式工作，而且在新疆的田野調查工作過程中被當局以“竊密”罪拘捕。他進一步為了與偽自由作家團體劃清界線而毅然退出中國作家協會。目前，他剛剛在海外出版了《與達賴喇嘛對話》，他歸國後的人身安全還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
    寫作對於王力雄其實是一個走出狹義的純文學創作，向泛文學的記實和社會考察延伸的探索過程。有趣的是，記者兼作家的劉賓雁向來在這一條路上耕耘與開拓，而曾經以寫小說出了名的鄭義從《紅色紀念碑》到最近的《中國之毀滅》，也在有意用他本人文學的根底和語言向普通讀者抒寫其家國民族的關懷。廖亦武本是地下詩人，自從經過了監獄的煉丹爐，他的詩人的靈感煉成了對底層社會的關懷，現在他的《中國底層采訪錄》三卷本已在台灣出版，與中國的出版界和讀書界對名流發燒，媒體炒作泡沫文化佳話形成了明顯的對比，廖亦武采訪了形形色色的邊緣人，對他們被迫或自願構成腐爛之一部分的世界進行了放血出膿的描寫。這是中國新聞史上從未有過的采訪，只有一個心懷大悲大憤之人才會注目那些社會的潰瘍，只有殘酷的天才才敢於從一層層污穢中剝出人性受到的傷害，將無恥赤裸亮出，同時又呈現出其中被扭曲的真誠。在一個假面整個地內在化了的社會中，真實已完全抽空，對玩弄技巧，編造故事，把反映生活與拼湊大眾趣味混在一起的作家們來說，表現真實早已是走樣的徒勞。廖亦武甚至不屑於墨守文學家們蔽帚自珍的文學界定。從某種意義上說，寄生在文學創作上的作家們所劃定的文學的邊界也是對寫作自由的一種限制，因為他們脆弱的文學神經經不起真實的刺激。因此，他們才放棄了寫作自身的自由。寫作永遠高於文學，因為它比文學廣闊開放，它是走向自由的。斤斤計較於文學的純與不純，甚至以某種怪僻的禁忌心理作不接觸政治的姿態，最終只會“放棄對邊界之外的自由的追求。”由此可見，中共党國體制的邊界並不完全是從外面強加給中國社會的，每一個寄生其中的個人都在建立自己領地的過程中加固了那邊界的封閉。
   
    2002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