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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与致富的悖谬--谁制造了三农问题
康正果
去冬以来，报刊网站上常读到三农问题的文章，友人周剑岐与我多次谈及此一话题。我因有过农村落户经验，提及三农，有感于心而一时难以诉诸口者甚多，踌躇旬月，欲言又止者再三焉。周君因促我全面研读相关文字，写一篇面向普通读者的文章。周君持论冷峻，深思明辨，常发人之所未发，交谈中使我获益尤深。此文之写成，实我与周君学问砥砺，思想互动之成果也。写作过程中，我发现国内外朋友每听我提及“三农”一词，多有不知我所云的反应，故不避繁冗浅露，在以下的讨论中，就先从该词的提出谈起。
一
“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一词本为中共官方用语，常见于各级政府的文件，也常传于干部们人云亦云之口。像很多行政套语一样，其作用不过给相关的政策法令干巴巴贴上个归类的标签而已。长期以来，这标签一直都向下面和外界显示出党和政府对农业的重视，对农民疾苦的关怀，以及党的农村工作中不可否认的重大成就。当然，所有这些表面文章的效果早已是党和政府很久以前良好的自我感觉。近些年来，风衰俗怨，三农方面出了成堆的问题，且越来越多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上访的成群结队，暴力抗议事件接二连三，官员们实在担心乱了求稳定的大局，这才从他们口中不安地冒出了三农问题之说，而随后，报刊网站上就出现了日趋激烈的相关论坛。
“三农”这一标签于是从过去的封条式官语变成了今日公众群策群论的话题。其中有激起社会公愤的记者报导，有触目惊心的实地调查，还有个别普通农民网上跟贴上去的怨诉，更有乡镇干部站出来为民请命的呼喊……所有的事实都让听惯了官方套语的公众感到失望和吃惊，原来这个靠农民运动起家，且自称是为贫苦农民谋福利的执政党一直都在坑害农民，原来立法中声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中国打一开始就把农民压在最底层！那麽农民到底是怎样失去了原先属于他们的土地的？为什么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三的农村居民一直要受户口隔离制度的管制？政府既然明知农民的收入微薄之极，何以至今仍未对他们减免高额的税费征收？农民都被剥夺了哪些社会保障？而同时他们又遭受了哪些严苛的行政束缚？在网上的中国农奴控诉论坛中，诸如此类的问题真是多得在此不胜枚举，你若拉出其中的任何一个事例叫那些还记得土改中诉苦大会情景的人看一眼，其悲惨的情节都足以使他们生出时间倒流的感觉来。当年曾以自家成分为荣的贫下中农们恐怕一时还难以想通，这改革开放的好年头何以无端罩上了如此浓重的旧社会阴影？受过党的阶级教育的几代人自然不难从中看出他们熟知的社会不平现象，特别是读了乡党委书记李昌平那本名叫《我向总理说实话》的书，读到书中村民弃田成群外流和留在村里的老人都说这世道再没有什么活头的叙述，义愤填膺者想必都由不得要慨叹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那句老话了。
中国农村到底都出了什么问题？有人把种种不良现象简单地归罪于腐败——由官员的腐败到制度的腐败。有人则认为中央的政策倒不错，错的是下边的干部没能贯彻好。或期待臃肿的县乡级机构主动裁员，或面对联产承包制的困境怀念起集体耕作的好处。三农问题形同一团乱麻，只是就事论事地评说是非，很难把问题全部说清楚，因为並非实行了土地承包政策以后才出了这三农问题。手头有一本1999年厦门大学出版社所出的新书，题为《毛泽东农民观透视》。让我感到十分惊讶的是，时至今日，该书从头到尾仍对毛在农村工作方面的种种言论和作为满口的赞赏。显然，按照官方的论调，包括很多普通中国人模糊的认识，像土改和合作化那样的运动似乎仍然属于伟大的革命实验，即使其执行过程中有所偏差，也都已划入保险柜似的括弧，可以封起来存而不论了。但也有众多的论著突破了这样的设限，如白沙洲散见于网上和报刊上的系列文章所作的历史性揭示，曹锦清等人在他们合著的《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一书详实的记录中所指点出来的清晰脉络，全都让我们看到，今日的三农问题不只是孤立地发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问题，而是历次运动和共产党整个农村工作留下的后遗症，甚至可以说是百年来中国激进的土地改革思潮闹腾出来的总报应。应该把它置于中国土地制度变迁史的背景中，特别是中共创立至今各阶段农村工作路线的参照中作一认真的梳理和检讨。本文的探源就是尝试追寻那被掩埋的踪迹，触摸其祸根，揭示其症结，为澄清当前三农问题的前因后果勾画出一个可供参照的历史坐标来。
二
农民靠土地务农，农业需通过合理而有利的使用土地以求得发展，因此土地是一切的基础，要谈论三农问题，首先得从土地制度谈起。
国内的历史教科书向来偏重阶级斗争史观的建构，在关于历代土地问题的叙述上多强调兼并土地的大地主与广大农民之间的敌对和矛盾。历史课堂上灌输给学生的往往是这样一幅图景：每到了王朝的末年，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便逼得广大农民造起了反。一场农民起义战争过去后，很多地主在战乱中灭亡，其产业遭到破坏，遂留下大量可供分配的空地。新王朝在建立之初吸取前朝的教训，一开始总要向农民实行让步政策，重新分配土地给农民耕种，社会经济从而得到发展。但因为封建王朝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权，承平日久，地主的兼并势必又趋严重，失去土地的农民随之增多，于是再起战乱。剥削造成了贫穷，穷极导致造反，历史便在这一贫困经济的怪圈内恶性循环，只有农民战争将社会向前缓慢地推动。这大约就是非专业的普通历史课堂上灌输给学生的历史概况，至少我这一代人小时候学的都是这一套。它无非要让我们记住这几条：其一，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其二，消灭地主是解决冲突和消除剥削压迫唯一有效的办法。其三，实现均田是劳动人民的社会理想，也是全体农民脱贫致富的基础。
这种迎合现实政治需要的历史观並不符合中国的历史真实。纵观中国历代各朝，出于充实赋税和稳定社会的考虑，对豪强的兼并土地，朝廷均持限制和阻止的政策。从某种程度上说，朝廷与大地主的利害冲突其实更甚于千万个小农户。土地兼并的实质是，国家实行了累退税制，官员又有免税的特权，小户贫者耕地无利可图，因负担不起才弃田逃入大户富室以求荫庇，从而摆脱官府的赋税。国家因此流失了大量提供赋税的人丁，自然国家在政策上要反对兼并。至于均田制，也並非后来的土地平分论者设想的那么理想。其实历史上曾实行过的均田制乃是大乱后土地荒芜，人丁锐减的情况下，朝廷强迫推行的一种经济恢复政策。与其说那是朝廷对人民的恩赐，不如说是国家为生息人口而派给受田者的负担，因为其论口授田的分配方案完全建立在土地国有的基础上。有趣的是，这一束缚耕者为国家种地的办法正与今日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形成了前呼后应的对比，制度的戏仿不能不令人遐思中共改革中的历史返祖现象。然而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不再受还的私田逐渐增多，必须受还的公地相应减少，多次划分后，耕地日益变成分散的小块，私有土地随之扩大起来，均田制终趋于破坏。 不管怎麽说，国家的需要始终是个无底洞，官府无尽的诛求必导致生产的破坏，结果又是逼得贫困户投靠了大户。个人或群体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往往就是这样地做出被动的选择，国家财政的过量汲取无形中竟促成了国家本不希望发生的情况。
但总的来说，唐宋以降，大地主的土地拥有量一直都在下降，无地农户也随之同步减少，据各方面的统计，截止二十世纪初，全国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农田都由业主自耕。可见农业的严重问题主要不在于地权的高度集中，而在于地少人多，资源匮乏，特别是小农户众多，土地在细密的耕作过程中被分得七零八碎，致使亩产量无法大幅度提高。据赵冈等人的研究，规模经营的庄园农业自宋以后即无利可图，地主因此转而出租土地给佃农耕种。不惟无地者租佃，少地者或虽有地却家中富于劳力者也需求租佃。农村的剩余劳力太多，租佃者宁愿交纳重租也不放弃多种庄稼多收获的机会。五四以来的革命话语始终强调租佃制的剥削因素，包括我个人在内，几乎所有按照教科书的灌输来想象历史的人，可以说对地主剥削农民的罪恶全都铭心刻骨而又深恶痛绝。我们的历史意识本能地仇视富人，谈起了旧时代农民的贫困，大都会不假思索地把它归罪于地主剥削的结果。但如果我们能搁置成见，屏弃熏染已久的义愤，去实际地考察历代的土地制度，我们也许会认识到，在整个社会无法给剩余劳力提供出路的情况下，正由于租佃制给需要租地的农户制造了耕田而食的机会，因而才逐渐发展成一种普遍适用的生产方式。所以我们可以初步总结说，中国历代土地制度的变化均因经济因素的影响自然而发生，並非人为的政治制度硬行设计的结果。其中人口的不断增长，始终都是最主要的动力。 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社会中，用垦荒和提高亩产量的方式发展农业都极有限度，且受到技术、资金的极大限制。除非降低人口出生率，或把过剩的劳力全转入非农业生产，均田或抑制兼并的措施都不足以彻底解决缺少耕地的严重问题。而要把过剩的劳力转入非农业生产，只有发展了工商经济，使地主士绅有条件集中土地投资工商业，建立城乡经济的交流，才可能逐步实现。可惜历朝政府多重农抑商，视经商为末，以“末”而致富者尚多有广治田产以“本”守之的现象，不要说地主把地产转换成商业投资者缺乏条件，就连有限的工商利润都常常变成地产凝冻在乡下，为租佃制的扩展增强了惯性。我们常说的落后的小农经营便由此长期凝滞下来，形成了前现代中国经济结构的瓶颈。这也与国家的鼓励有关，国家只知道用“轻赋薄徭”的政策抓住广大的农户以扩大赋税的征收面，无形中促成了人口的增多和耕地的分散。但脆弱的小农经济绝不可能满足朝廷不断增加的财政需求，而政府又无法通过发展工商业开通财源，结果随着农户负担不断增加，一碰到大范围的天灾人祸，或外患频仍，便加剧农村经济的崩溃，最后酿成大规模的动乱。民普遍穷，国也富不起来，种种社会问题相滋长，使地少人多的固有矛盾更加恶化，这就是进入民国后，中国社会从历史上承袭下来的农村问题。因此我们在谈论中共的农民运动及其土地革命之前，必须确定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出发点，那就是：生产力的落后既不该简单地归罪于地主的剥削，穷人的脱贫更不应该靠破坏生产的打劫富人以得到暂时的缓解。想当初那么多志在救亡的读书人都喜欢谈论如何向列强学习制造坚船利炮的技术，却很少见有人留心研究人家如何走向富强的经历。因此中国革命的根本不幸在于，革命者並没有弄清中国贫弱的真正原因，就在二十世纪初那个历史全面失序的错乱年代，无端煽动起农村中部分仇视富人的贫困户拿地主士绅开了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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