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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的受難—試論廖亦武從詩歌躁動到底層勘探的書寫歷程
康正果
一
一九七七年高校恢復招生後，正當上學年齡的廖亦武曾多次熱心趕考，無奈他頑冥的屁股與教室的板凳終無緣分，連年落榜後，只好放棄科場，去川藏公路上開起了卡車。那是十年動亂剛落下塵埃的年代，中國社會百廢待興，經過招考的篩選，多年積壓下來的人才多在納入國家幹部的生產線之後得到體制的養育。眼看著那麼多能讀的會寫的各得了其所，幾經碰壁的廖亦武難免有些失意的落寞，好在他從小受慣了排斥，人已磨礪得皮皮賴賴的，每受到冷遇，不只不屑于詩人式地自憐，有時還會來點自嘲，甚至把自己的那些落魄相在詩文中漫畫上幾筆。比如有一次趕會場的經歷，就讓他寫得頗為鬧劇：那是一處禮堂，裏面有名人正作演講，一群閒雜人員被攔在門口，沒有入場券的廖亦武也擠在其中起哄，因與把門的發生口角，叫那廝一巴掌拍到兩米之外。他當下被打惱了，撈起塊板磚，就要砸將過去。
這撈磚的姿態很戲劇，也很象徵，從某種程度上說，廖亦武強烈的表達欲即起於此一砸攤子的衝動。而那塊在握的磚頭，更物質地體現了他硬闖詩壇的文字力度，以及其後日益增長的抗爭氣勢。不過那一磚當時並沒真砸下去，據廖自述，是讓一位很愛才的老詩人碰上現場，及時制止了他的莽撞。他不好意思地丟 下磚頭，隨即在老者帶領下，也以詩人的身分進入了會場。
開車的差事，廖亦武那時早不幹了。自發表了《高原》、《大盆地》等樂觀向上的詩作，他接二連三獲官方詩歌比賽獎，詩壇上已名聲大噪。廖亦武至此方才看出，文山學海上別有捷徑可走，原來讀大學掙文憑並非進入體制養育的唯一通道，對於愛好寫作的文學男女，文聯、作協及其掌管的報刊，包括延伸到基層的文化館，全都蜂巢蟻穴般各敞戶牖，只要你善於按既定的調子搖搖筆桿，有的是甜蜜的小位子收你入夥。進入八十年代的“新時期”，文藝界已較前寬鬆了許多，你露出點批評的芒刺也好，搞些雕蟲小技的先鋒試驗也好，只要尚未觸及政治要害，只要知趣地把握好分寸，偽自由寫作的共榮圈多少都會讓你沾些党國的恩澤。就這樣，憑那些詠歎了土地、祖先及其血脈的詩作，廖亦武很快敲開體制的大門，幹上了抄抄寫寫的工作。他從小就愛讀愛寫，即使現有的差事近乎文字打雜，比起把住方向盤終日在山路上顛簸，還是要來得順手和帶勁多了，更何況還榮膺了詩人的頭銜。那時候中國社會正處於文學過熱的年頭，寫詩的和讀詩的都熱昏了頭，躋身在巴蜀詩界的袍哥群中，廖亦武和他周圍的一夥知青老頑童互相感染著，拖一身插隊生活留下的盲流習氣，連帶著沒發散完的文革造反餘熱，再攪拌上各人的文學野心，遂在群體的膨脹中爆發出飛揚跋扈的詩歌躁動。
這樣看來，禮堂內外的那幕戲還真有些象徵意味：進得去還是進不去，顯然是個很值得重視的問題。進去了，就有位置，有飯碗，有寫作和發表的特權，有由此而來的一系列名利。進不去，就什麼光也沾不上。你盡可以在門外發你的莽漢主義嚎叫，但你那些碼成詩行的文字只能在你們同仁的地下刊物上印出來，若惹上非法出版的麻煩，隨時還會遭到警方的干涉。這就是中國文學界兩極分化的對立形勢：你不就範，便得出局；不受限制，必挨制裁。從體制外剛擠入體制內的廖亦武野性未馴，還不太懂得裏面的規矩。一九八四年，他調到涪陵地區藝術館，受命主編新創刊的館辦雜誌《巴國文風》，同時還暗中編印四川的地下詩歌刊物。在被容忍的邊界上，他頑皮地溜出竄進，踏著舞步向佈雷區的縱深處穿行而去。
其實所有的出軌行動都是叫壓制封閉激出來的，中國的先鋒詩運動正是在這一惱人的寫作缺氧條件下產生的詞語熰煙現象：它先天地缺乏充分發熱發光的空間和資源，結果就熰出了那麼多煙塵霧罩的文字，冒著發黑的火焰，發出燒焦的氣味。這種精神分裂症的境況使廖亦武陷入極度的幻滅，一九八五年以後，他不再寫那些歌詠土地和祖先的詩篇了，體制內的飯碗已把他喂到了十分憋尿的地步。他恨不得登上一處制高的頂樓，小天使一般歡暢地撒泡熱尿，好給整個乾癟的城市澆一頭陣雨。就是滿懷這一“創造性褻瀆”的狂念，他創作和發表了“三城”系列以及其他長篇詩作。
二
廖亦武屬於知識貧乏中饑渴過來的一代人，與很多參與先鋒詩歌運動的作者相類似，他也是讀了些偶然踫到手的西方詩作譯本，受到誘發的創作激情才一發而不可收地井噴起來。廖詩的英譯者戴邁河（Michael Day）指出，廖詩先後受到過惠特曼《草葉集》、但丁《神曲》和金斯堡《嚎叫》的直接影響 。但實際地看來，所有這一切影響充其量也只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由於各方面存在的差異實在太大，從影響到接受，其間的可比性是極其有限的。即使是形式上造了些現代啟示錄(apocalyptic)聲勢的“三城”系列，模糊的啟示錄影響也僅虛晃了幾槍，很難說這些長詩與西方啟示錄文學的傳統有多少實質性的聯聯。要論廖詩所唱的那怪調子，我看它倒更像是“啟示錄”的反調。至於他那個以先知自居的阿拉法威，也不過拿先知的名號當黑面罩戴上，神秘得煞有介事而已。也許起這個怪名字，是要在字面上與阿拉法特稱兄道弟，也許只是戲謔地諧音了上海話，作勢要擺出“我發威”的酷相。不管其中的玄機或玩笑是什麼，通過阿拉法威的串演，廖亦武的“創造性褻瀆”畢竟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洩。阿拉法威是一個體現了“對立與綜合”原則的人物，他的雜拌聲音混淆了神魔，雜糅了人獸，迭合了主與客、我與他，既代言了詩篇作者的狂想，又被處理成他肆意詛咒的靶子。正是通過這個頂著先知名號的反先知，廖亦武把一系列極端對立的東西在他的言說載體上強行扭結在一起，進而從中聚變出極度悖謬的詞語爆破力。正如《幻城》起首的詩行所雲：“一些人像劊子手，一些人像待決的囚犯，/而你，身兼雙重的角色。”或如從《雜種》中發出的狂喊：“我們是一群企圖殺死水的魚。”他的阿拉法威就是這樣一個自打耳光的悖謬人物，集施暴與受罪於一身，以玩世的姿態公佈啟世的教訓，見證著災難，同時不可救藥地捲入其中。他是詞語迷狂的化身，在這個“意義”衰敗的死城中，他分身為歷史崩潰的碎片，最終以自毀的方式引爆了整個世界。為了把個人的沉淪誇大為人類的劫難，廖亦武讓他的阿拉法威口吐大量腥穢的詞句，看他那滔滔不絕的陣勢，似乎語言堤防的潰決只有這樣血肉模糊屎尿橫溢地沖刷下去，這塊土地上淤積的千年膿水才得以排擠乾淨。
應該如何定性這些讀得人喘不過氣來的詩行呢？是詞語腹瀉？是書寫譫妄？是巨大的社會夢魘纏住了魂，鬼使神差那抖動的筆端心電圖一樣通傳了紊亂的不祥？還是所有這一切錯綜交織，構成了詩讖型的文化先知症狀？
先知者，“春江水暖鴨先知”之謂也。地震前老鼠的群徙，大雨前螞蟻的忙碌，都屬於自然界的先知事例。先知並不都是一副古代聖哲的模樣，未必都皺起憂國憂民的眉頭，形象高大得讓人肅然起敬。從以往的情況看，中國式的啟示錄往往是從那些瘋癲的邊緣人或渾無機心的婦孺口中道出來的。鳳歌笑孔丘的楚狂接輿是先知，歷朝正史中《五行志》所錄的童謠均為先知性的韻文表達。當政者之所以極度懼怕此類謎語式預言，指斥其妖言惑眾，就是因為它通過某些特殊個體的語無倫次，洩露了群體無意識層面的恐懼和欲望，“謠傳”了被壓抑在社會夾縫中的呼聲。廖亦武未必認真讀過《聖經》，也未必思考過中國的讖緯傳統，但在巴蜀先鋒詩群中，也許就數他邊緣，從小即受家累，吃過不少苦頭，生性又憨中有悍，踫到“管不住自己手腳”的時候，還可能顯得有些癲狂……正由於他具備了這一特殊的身心素質，血肉中多了些敏感而堅韌的感受細胞，這才叫社會感應——社會現實中彌漫著的，足以激發人做出反應的信號、徵象、事件等——那只看不見的手抓起脊樑，嵌入了蒙克那幅叫做《呐喊》的畫框。幸或不幸是很難說了，反正他在跟著感覺走，自踏入災難的漩渦，張口向天地發出尖叫便定型成他的生命姿態。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可以把廖亦武自封的“巴人村先知”頭銜視為他頭上的棘冠，而那個“阿拉法威”的外號，則可看作他給自己披上的一襲捉襟見肘的紫袍。他以為他那些好鬥的詩篇無非紙上談兵，不過放了些筆頭空槍，哪料到戲言會成真，到後來，很多以惡謔取勝的警句都成了對他自己的詛咒。
詞語的迷戀就是這樣一個魔幻的十字架，背上了它的重荷，就很難扭轉那惹人側目的姿態，走不出仿佛是命運框定的角色了。廖亦武的寫作因此而有了受難的性質。他本來只醉心玩他的詞語的萬花筒，在詩行的滾動中追逐“創造性褻瀆”的新奇花樣，至於都有些什麼邪門兒的力量潛入其中，他自己並不清楚。那裏面有創傷的記憶，有不祥的預感，有內在與外在、自我與他人之間混亂的交感，有這塊土地上幾十年來積累下的冤氣和戾氣，所有這一切都在他遣詞造句的過程中雜遝而來，趁勢潛入，通過他“自動書寫”的詩筆，匯成了一曲巴赫汀所謂的狂歡化眾聲喧嘩（raznorechie heteroglossia） 大混唱。
就我自己粗略的閱讀感受而言，這混唱傳達的聲音至少展現了以下幾點具有現代中國特色的末世心態：一是對暴行的頑童式戲耍態度。《死城》的引言中有這樣的發問：“你聽見過睾丸被揍爆時發出的那一連串脆響嗎？”這發問的聲音似乎來自一群淘氣鬼孩童臉上疑懼的好奇，器官的撕裂現在與血肉之軀毫無關聯，那響聲好像來自一鞭被點響的花炮。只有在中學紅衛兵整治牛鬼蛇神的暴行中才會有這類胡鬧的殘忍，只有在人命太賤的中國人群中，才會對身體的殘傷如此漠視。因此可以說，“死城”的噩夢首先折射了一個把破壞和傷害等同兒戲的現實。二是對災難的看熱鬧心理。傳統的啟示錄均以大恐怖景象警告災難的降臨，宣示災難，意在對人世間的罪行發出威嚴的恐嚇，其中總是蘊涵著深沉的民族憂患意識，警世的目的在於救世。廖詩中的災難並不顯示出威脅罪惡的警告，鋪陳災難，反而增強了罪惡的渲染。毀滅滿載著狂喜到來，末日熱鬧得勝似節日。仿佛已認定這世界沒有出路，所以乾脆就把同歸於盡當理想的結局去期待了。在此，“死城”又成了一個以死亡來擁抱災難的終結性裝置。縱觀今日華夏大地上到處出現的自焚抗議，礦難、爆炸、集體中毒、暴力衝突等大規模的死人事件，廖詩的眾聲喧嘩中，似乎隱約傳出了紅朝末世民不聊生，因而民不畏死的慘叫。三是特別專注污穢事物的逐臭趣味。廖詩中的阿拉法威也是一個帶動了種種劣行的髒鬼，他的世界形同蛆蟲亂動的糞坑，從頭到腳散發出濃厚的嗜糞狂（scatology） 氣息。他頭頂馬桶，以他的自穢醃臢別人，在他的身上，性動作和排泄的並置頻頻被用作無恥的挑釁。污穢與淫穢的拼貼於是在“死城”中達到了沆瀣一氣的地步，以致種種骯髒的場景都煥發出了興致勃勃的活力。透過此一被推到極端的髒趣，你也許不難一瞥到中國人日常生活中藩溷化和家畜化的一面。眾所周知，中國已是世界上污染和賣淫大國，呼吸吐納在這一腐敗的大環境中，正如一個人置身被動吸煙的境地，你不想沾髒，髒也要染你。廖詩中的髒趣正是那彌漫的腐蝕抹不掉的湮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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