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羨憎交織的他者—從《閹割與狂狷》一書說起
在四平八穩的文章長荒了學苑的今天，“片面”的確不失為一種求新的角度。一個人未必非要等到把學問做得面面俱到之日才敢站出來發言，這些年來陸續湧現了不少黑馬人物，他們就是昂起那片面的頭角頂開學界的壁壘，自己給自己開出了園地的。但是，從片面出發，並非只為了一味地求新，求新從來都不是治學的終極目標，相反，學術上的標新立異一旦弄過了頭，那“片面的深刻”也許就在它的蔓延擴大中偏進了臆斷的陷阱。
十幾年來，堅持其文化破譯工程的葉舒憲已推出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論著，對於他的建樹和創見，國內外報刊上已發了一些激勵和贊許的評論。作為葉君的朋友，我確實也從他贈送的《中國神話哲學》等書中受到了非三言兩語能在此說盡的諸多啟發。但讀過了葉著《詩經的文化闡釋》一書，對於其中某些章節的論斷，從一開始我就覺得並不怎麽令人信服，只因當初的翻閱僅一掠而過，事後也沒有特意就其中的問題再去深思，那一點不以為然的私意也就日漸沉了底。只是在最近讀了葉君的另一新作《閹割與狂狷》，又在書中看到他繼續重複和擴展自己從前破譯《詩經》的說法，一時間舊惑新疑紛然雜起，遂動了提筆與葉君就有關問題爭辯一番的念頭。說實話，我這樣的忽然發難，並非心血來潮的學術變臉，要以公開的方式談出我的不同看法，這實在是經過了認真思考的決定，希望以下的討論能通過切入葉書中種種有爭議的問題，最終對當代中國普遍存在的一種學術心態能做出初步的檢討。此外，我順便還要在此說明，為了給這篇文章定一個合適的調子，我思前想後，確實是有過旬月的躊躇，做了反復斟酌的。因為此文要拉出來開刀的畢竟不是陌生作者的論著，就我個人的心理來說，自然與那種拿起槍就打靶的批評有所不同。打靶只求準確中的，你就是打得再狠，自己都處在目中無人的位置上。但拉出熟人的文章挑毛病則是另一回事，你現在突然讓自己踩進了玩雜技飛刀的陣勢，那裏明明有一個人影前置在靶面上，即便你只是在就事論事地飛你的刀子，到了該往出投擲的時候，你的手總免不了微微發抖。然而這實在是沒辦法的事情，心裏頭已經起了異議，就只有把實話往下實說了。
《閹割與狂狷》一書專題擴展了作者破譯《詩經》反復強調的“詩言寺”之說，不管該書寫作的實際構思如何，從閱讀的效果來看，其主題先行的痕跡都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作者早已從“詩”這個被認為屬於“會意”（？）的字裏讀出了遠古的“淨身祭司”與“詩教”的關係，所以便執意認定，中國文化，乃至中國人性格上柔弱取向的劣根，實與一種曾在商周之際由“聖”跌落到“俗”的閹割實塾兴P聯。為了給閹割的神聖起源張本，對於閹割技術在馴化動物上的作用及其施用于人的文化效應，作者一開始就做了有些誇張的描述。自古以來，人確實為利用畜力或飼養肉用的家畜而對所養的動物一直在施用閹割的手術，作者在查閱資料上素來用功甚勤，書中在這方面提供的資訊的確非常豐富。但我要在此強調指出，真正使動物受到馴化的，可絕不是這種僅對部分雄性偶然施用的殘傷手段，而是人放牧或餵養動物這一生產活動的整個過程。在馴化的問題上，硬是把一種弱化個別雄性的手術說得那麽重要，也未免把馴化這一文化現象說得太簡單了。我們今日所見的馬性、牛性或狗性，乃是一代代的馬、牛或狗在長期馴化過程中遞相遺傳，選擇積累的結果，但騸馬的特徵卻只屬於被騸過的那一匹馬，它的被騸性絕不可能編入遺傳的密碼代代相傳。總而言之，馴化的實踐活動千頭萬緒，閹割技術不過其眾多手段中無關緊要的一個，葉書一開篇即把人定義為“閹割動物”的命題，看來是有幾分誇大其辭之嫌了。把人對動物的馴化僅僅局限到動刀子閹割這個血淋淋的技術上，實在是縮小了馴化的文化意義，天底下是沒有任何事能用強制和殘傷生機的手段達到一個具有發展前景的後果的，服牛乘馬固然是莊子所指責的人為，但誰都知道，所有的動物都要吃喝要生殖，且只知道吃喝和生殖，人當初若不是誘使野獸接受人為的餵養和繁殖，它們怎麽能變成後來的家畜。葉君當然不會不明白這個道理，只因他的論題固著在通過使物或人失去雄性而被馴服的那個焦點上，所以，羅列了中國人在動物閹割技術上出色的表現以後，筆鋒一轉，就引入了古代中國閹割人的獨特文化。
因此在我看來，葉書中處處把“馴化”一詞不作限定地泛用於人，從起點上便有所牽強。馴化，乃是人按照一定的目的把動物豢養得符合人之需要的手段或過程，它是人強加給動物的東西，對動物自身而言，它並沒有什麽價值。而在文明的早期，人從野蠻向文明的轉化，則是在劃分男女、長幼、尊卑等人倫秩序的過程中完成的。人在群體的相處中自然發展出來一系列規定，其中的每一個要點都體現了福柯所謂人“對自身的關注”，這關注在先秦時期，就是最受到重視的教化或禮教。教化是人完善自身的活動，它與人對動物的馴化不存在任何可以比擬的因素。禮教的本質是在人身上培養非獸性的品質，孟子說得很明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強調存養，他的竭力肯定“四端”，用意全在於肯定人有向善的潛能。此潛能若不注意存養，到後來就會失去。所以人必須接受後天的教育來發展自己克制本能衝動的能力，通過相互的模仿與交流，逐漸養成與他人和諧相處的習慣。教化就是要讓每一個人學會如何得體地控制自己，它剔除的乃是殘存在人身上的獸性，根本就談不上什麽“心理閹割”，其實在文明的初期，人性還正在形成，實在也沒有多少屬於人性的寶貴東西可被閹割。翻開先秦的典籍，我們隨處都能讀到一個接受教化的人如何在不同的場合展示其君子風範的軼事。《國語．周語下》曰：“君子目以定禮，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一個君子的形象是一眼就可以從其儀錶、容貌和舉止上看出來的，比如人們對孔子的評價就是：“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孔子之所以能顯示這樣的風度，是因為他平日本來就很注意涵養自己的態度，比如在提到君子的“九思”時，他便強調過“色思溫，貌思恭，事思敬”這三個方面。溫和是與人相處時應有的容顏，是習常的和基本的容顏，就像白色的底子上宜於畫各種花樣一樣，溫和是各種正確態度的本體，即使在今日，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都是不會拒絕“微笑的語言”的。然而，這個“溫溫恭人”的“溫”，在儒家的禮儀語境中是絕不允許軟化成那種“閹然媚於世”的鄉原嘴臉的，孔子的弟子們都努力奉行“貧而無諂”的操守，曾子就指責強顏裝笑的人說：“脅肩諂笑，病于夏畦。”所以，在臉色溫和的同時，一個人還應注意態度的莊重，在四書五經的上下文中，“恭”這個字基本上指的都是一個人在待人接物上力求保持嚴肅和戒除輕慢。此外，“恭而安”的姿態還特別告訴我們，孔子的尊嚴不是故意板起面孔的裝模作樣，而是安閒從容中流露出應有的的威儀。至於“敬”這種態度，則主要強調從事任何事情應有的認真、投入和奉獻，即今日所謂敬業精神者是也。總之，君子的溫和、恭敬、柔嘉，在《左傳》或《詩經》的描述中無不與他的威儀融為一體，而“威儀”，正如北宮文子回答衛侯的提問時所說：“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子在位可畏，施捨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左傳》，襄三十一年）在這裏，北宮文子的界定和描述威儀，不只突出了一個有位者的威嚴，同時也強調這威嚴還應輔之以個人的德行和修養才會顯得可親可敬。一個人即使有位，也不得僅用他的權勢樹立威儀，那樣的威儀很可能是耍威風或擺架子，只有融入了溫或者柔的因素，他的“威”才不至於“猛”。先秦的君子風範就是當時的貴族風範，也是由上向下推行的人格榜樣，它最初雖為對有位者的特殊規定，但隨後即在儒家的論說中推衍為普通人都應具備的修養。余英時早在《儒家“君子”的理想》一文中指出，正是孔子以來儒家的努力，“君子”才從古代專指“位”的舊義中解放出來，被日益賦予了“德”的新義。野蠻是什麽？野蠻是只靠個人或群體的暴力強權取勝的做法，如武力的侵犯和征服，刑罰的恐嚇和壓制，缺乏或打亂了男女、長幼和尊卑的區分，在語言、態度和舉止上完全不講究修飾，總之，野蠻就是人對自己的毫不節制，是一味憑個人的體力、權勢或利器來逞強的作風。這一切往往是馬克思所說的那些統治階級中從事實踐活動的一流人——也就是曹劌所說的肉食者們——難免都會有的鄙劣乖戾之處，而孔夫子這些編織先王道統及其幻想的儒士們畢生致力的事業，便是對“肉食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一直在此爭辯先秦的君子風範，用意並非要美化和拔高當時的現實，而是試圖點出君子們在那不夠理想的，甚至一點也不理想的現實中如何爭取建立更符合理想的人格和淳風美俗，以及由此而可能實現的賢人政治。君子的溫文爾雅或溫柔敦厚，本是針對沒有教養的粗野作風而言的，無論是“溫”是“柔”，所抵制的都明顯是那種動物性弱肉強食的血腥和殘暴。這樣的態度當然不可等同於軟弱可欺，它毋寧是柔中有剛的，它既非被馴服的柔順，也不是屈服於壓力的懦弱，而恰恰是先秦禮樂文化中最富有人性的一種價值，比如拿辭讓、忠恕、仁義、孝悌這些維持人倫關係的幾個重要規範來說，其中的哪一個你能說不包含一點柔嘉的因素。《大雅》中有一首尹吉甫讚美樊侯仲山甫的詩，說其人“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古訓是式，威儀是力。”關於這個“柔嘉”，朱《傳》已明明白白在夾註中指出：“仲山甫之柔嘉，非軟美之謂，而其保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然而上述的一切卻在葉書的閹割-馴化結構中完全顛倒了面目，抽幹了精髓，被一律貼上負面的標籤，打上了太監的印記。於是，“溫溫恭人”被說成是“改變了生理特徵的閹奴性格的寫照”（《詩經的文化闡釋》，205頁），自然，仲山甫這位男子漢就“不可能天生有這種柔順的特質”了，而按照葉書的邏輯，那“必須由一種宣導女性化或中性化的文化氛圍使之人為地弱化其男性陽剛氣質，才有可能向這方向發展人品道德。”那麽是由誰來宣導此一非男性的價值呢？葉書繼續用想當然的口氣說：“尹寺之人為閹割祭司集團的嫡傳繼承者，宣導這種非男性化的倫理標準，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閹割與狂狷》，177頁。）好一個“似乎”，再加上一個簡單的“順理成章”！僅僅用“似乎”往下文糊弄一下，又拿“順理成章”來做出推斷，在“三百篇”中僅貢獻了一首詩的“寺人”便輕易和捕風捉影的“閹割祭司集團”完成了傳承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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