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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舞祭
有一只臭手
正慢慢地捏住了我的咽喉
死亡的酒裏
也兌了許多冒名頂替的水
——胡寬
一
一九八二年正月初三的晚上，我在蘆葦家與蘆葦初次見面。蘆葦的屋裏掛滿了油畫坐滿了人，只記得我走進門的時候，在場的人與畫框裏的像橫豎錯雜，各處在各的位置，都從燈光下向我露出了陌生的面孔。後來隨著談話的氣氛升了溫，一些生硬的輪廓也就在我的眼中慢慢地柔和起來。這時我注意到一個嗓音渾厚的小夥子，他坐在比較暗的地方，話說得帶勁的時候，他的目光會發生突然的變化，黑眼睛閃出了琥珀的顏色，好像要向你迸出什麼射線似的，一下子就有了灼熱的光亮。大家的談話一直向深夜曼延，其間不斷有人離去，等到天色轉亮，屋內越來越空的時候，在我的面前，幾個撐到最後的人才比較清晰地呈現出他們的外表。那個目光容易發熱的小夥子也在其中，他就是蘆葦的好友胡寬。一夜的交談好像給我們的交往補了速成的一課，彼此在結識前的一大段空白竟無形中縮短了許多，從蘆葦家走到街上的時候，我覺得我已經同他們成了一夥。
那時候我正在熬此生最倒霉的一段日子，由於寫了一篇論艷情詩的學位論文，我在答辯前突然被取消了答辯的資格。就這樣，眼看著別的同學都拿了學位走向新的工作崗位，到最後只剩下我一個人被擱在了一邊。我再次成為危險的人物，大學裏的人士轉眼間都對我保持了距離，連回到母親家踫到熟識的鄰居，他們都開始用懷疑的眼光冷冷地看我。我讀不進去書也寫不出文章，一天到晚悶得發慌，正好在這個艱難的時期，我認識了蘆葦和胡寬兩位西安的大閒人，於是那一年春天，我就經常和他們泡在了一起。
蘆葦在西安電影製片廠當美工，他一年到頭都無戲可上，除了領工資那天往廠裏跑上一趟，其他時間差不多全待在家裏過他的輕鬆日子。胡寬也能畫幾筆畫，因為有這點特長，從部隊復員後，他就在西安郊區的電影放映站謀了份搞宣傳的工作。他這份差事也沒有多少活可幹，常常是隨便給領導打個招呼，胡寬就騎上車竄到了蘆葦的屋裏。所以我每次去蘆葦處閒坐，差不多總會踫到胡寬。在那幾年中，自從大學恢復了招生，報考大學一時間蔚然成風，包括我自己在內，很多人都抓住上學的機會改變了自己的環境，或擺脫了不喜歡的工作，或離開了無所作為的地方。但胡寬和蘆葦對這樣的出路好像一直無動于衷，也許是他們已經過慣了學校門外的浪蕩日子，再加上他們感興趣的東西也不一定能在課堂上學到，於是他們就像很多自以為獨懷別才的人那樣，便一味憑著他們的性之所至發展自己的可能，至於學院中人最關心的事業和前途，他們的腦子裏似乎壓根兒就沒有那樣的概念。如果是在一年之前，在我研究生當得頗為得意，學術上還雄心勃勃的時候，他們未必能同我談到一起。現在的情況已經不同，現在我蹭蹬在學院之外，輕飄飄毫無掛靠的日子空得人心裏發慌，我得給自己的邊緣狀況找一個安身的立場，蘆葦胡寬的生活圈子正是我失路中的逆旅，因此我們一見面就談得十分投機。
與我周圍的人相比，蘆葦和胡寬在很多方面都明顯有新潮的派頭。那時候大學裏師生的服裝還拖著七十年代的尾巴，你穿得稍有些出格，就會被視為奇裝異服。有一次我穿了件從廣州帶回來的T恤衫在校園裏晃蕩，誰知一頭就碰見了我們的系主任，看見我那件斑馬似的條紋緊身衣，系主任當面便對我提出了批判。後來系上批判我那篇談艷情詩的論文，據說我的不莊重的著裝也被他們同我那不正經的論題硬扯到了一起。蘆葦和胡寬到底是在文藝單位工作，又正好幹著比較寬鬆的差事，因而常常是出則一身洗得發白的牛仔服，入則打開帶音箱的錄音機聽西方的流行音樂，在我的眼中，他們裏裏外外，可以說都活得相當的蕭灑。有時候我們在一起並不過多交談，大家都連續幾個小時地坐在沙發上聽音樂，踫到了節奏感很強的樂曲，蘆葦和胡寬就踏著緊促的節拍手舞足蹈起來。他們所跳的舞叫迪斯科，那舉手投足的姿態顯得有力而灑脫，我第一次看見他們在屋子裏亂蹦達的時候，即覺得此舞甚合我的口味。
那時禁錮了多年的舞會才在社會上半遮半掩地開放，舞迷們跳的多為傳統的交際舞，在一般人的眼中，跳迪斯科尚屬比較異端的舉動，或覺得它的舞姿怪模怪樣，或籠統地給它扣上西方資產階級淫風的帽子。總而言之，在這個大門剛開了一點縫子的封閉社會中，很多新潮的玩意一開始都是先在地下流行的，跳迪斯科也一樣，它最初只局限在私人圈子的舞會上。蘆葦和胡寬的跳迪斯科，在西安可謂得風氣之先。特別是蘆葦，等到我認識他的時候，聽說他的迪斯科已經在地下舞會界跳得很有點名氣了。
我是一個笨腳笨手的人，從小就在動作上缺乏準確模仿的能力。在跳交際舞的事情上，我是屢學屢輟，始終都跳得半生不熟，沒有什麼明顯的長進。再加上人高馬大的，在舞場上很難踫到合適的舞伴，往往是俯就一個頭才夠著我下巴的女士，雙方邁起不太協調的舞步，未終場就讓人產生了索然無味的感覺。迪斯科也許是最適合我跳的舞了。首先，跳迪斯科不需要舞伴，你不管多笨拙，你只笨拙在你自己身上，反正拖累不了別人，你無需為配合好對方而循規蹈矩。其次，迪斯科的律動本由反協調的動作構成，它固然是另一個層次的協調，但它那抽筋似的扭擺更容易藏拙，更容易把我的笨手笨腳溶解到它的舞蹈動作中去。想到了這些優點，我覺得我跳舞上的無才終於可以在迪斯科上找到一線希望，於是我就跟著他們兩個跳舞健將熱心地學了起來。
蘆葦的個子略低於我，但他的動作天生麻利，因而跳起舞來不但沒有大個子常有的笨重，反而別添了幾分恢弘的氣度。他的舞風可以概括為奔放恣肆四個字。每當他給我們放起節奏強勁的《單程車票》，房子裏的空氣就飽和了聲音的動力，仿佛煤油浸鬆了生鏽的螺絲，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變硬了的關節頓時受到了召喚，習常的姿態於是桎梏一樣脫落，每一個人都不再忸怩拘謹，都慢慢地放鬆，同時一齊扭擺起來。別人的動作感染著我，我甚至覺得，我不完全是在亦步亦趨地學習一種動作，而是讓我身上一直沉睡的律動感漸漸從無意識深處釋放出來。相比之下，交際舞的一進一退，以及那對稱的照應，實在都是優美得近乎作態。而迪斯科跳起來則叫人進入放浪形骸的狀態，當你置身這個整體上律動的“場”之中，你和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會互相感染。這時候大家互相都是舞伴，你可以竄來竄去，不斷變換著自由接合的對象，全憑著偶然和隨意去即興地排列組合。而男女成雙的交際舞則一夫一妻制般的僵硬，它讓一個男人在跳舞時感到，自己好像隨時都有照顧女士的負擔。蘆葦長胳膊長腿，他跳起舞喜歡晃動雙臂，在小小的房間內橫衝直撞，姿態很矯健，有一種旁若無人的氣勢，看起來令人意氣飛揚。胡寬的動作則是誇張的，戲劇化的，他喜歡作為蘆葦的配角在舞陣裏出現，常常圍著蘆葦繞來轉去，作出一些詼諧的姿勢，好像邊跳邊戲弄誰似的。有時他會突然向角落走去，兩個食指豎起來指向高處，有意引起別人的注意，並作勢要退出舞場，一副跟大家說再見的樣子，這時他的眼睛便閃著揶揄的光亮。蘆葦的自如表現出表演的熟練，胡寬則顯得狂熱而逗趣，可以用奇詭滑稽來概括他的舞風。我看不見我自己跳舞的樣子，但我仍然可以感覺出扭擺騰越中難以甩掉的生硬。不過他們都認為，我的優點是跳得極其投入，達到了陶醉的地步，而且還誇我的笨勁兒裏有一些可愛的憨態和稚氣。另一個常和我們在一起的人是榮國，他是個畫家，比我們的年齡都大，蘆葦胡寬都跟他學畫，與他的關係是亦師亦友。他的新疆舞跳得不錯，跳起了迪斯科，他好像也帶出了新疆舞那種旋轉得神氣活現的勁頭。總之，我們四個都是大個子，四條漢子一出現在誰家的家庭舞會上，不太大的房間裏就撐起了四根活動的柱子。
舞會總是與男女廝混分不開的，否則跳舞豈不成了一種文雅的室內運動。我們這些人熱中跳舞，當然不是為了鑽研舞技，不過是閒得無聊，找個男女集聚在一起的機會熱鬧一番罷了。由於那一陣子大家都很熱迪斯科，忙於辦舞會竟然成了我們在那一段時間內難忘的交往內容。我和榮國都是早已結了婚的人，蘆葦總有固定的女友，單身的胡寬一直處在很難說有還是沒有女朋友的狀態。所以我們每一次聯絡上幾個男女，就常去胡寬在放映站的辦公室蒹宿舍跳舞，而胡寬總是做最好客的主人，總是對要辦的舞會懷有飽滿的熱情。他對來者的招待也總是很實在，總是喜歡罄其所有，買一大堆食品飲料以備與會者的到來。可惜我們的舞會常辦得很掃興，踫到那些四處約來的女士都令人頗感失望的時候，我們幾個自嘲一下也就過去了，胡寬卻有一種撲了空的沮喪。他這個人，會輕易對微不足道的期待喜形於色，而很快又會由於幻滅而跌入低谷。但要不了多久，當我們又張羅著辦舞會的時候，胡寬會再次產生新的興致，又像往常那樣迎接什麼盛會似的做起了準備。
胡寬的房子裏也掛滿了油畫，有屋檐下垂一串紅辣椒的農家院，有昏暗中閃搖不定的淡藍色燈焰，有畢加索式的肥臀裸女，所有的畫全出自他寶雞的一個好友之手，都是陰冷的色調。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畫家的自畫像﹕背景為一畫室，一個頂天立地的全身像微側而立，佔了畫面三分之二的空間。他雙手插入褲兜，兩肩內收，沉著冷臉，用賊裏賊氣的利眼注視著什麼。在胡寬的房間裏，大概除了壁上畫多，其他的東西都很少。他的床鋪的邋遢最引人注目，枕巾、被頭和床沿上的單子，都黑得有了油膩感。我有時在他那裏留宿，與他作長夜談，抽煙加喝酒，第二天起來，又繼續下去。他買一瓶喝光了，我再買一瓶，喝光了，他又買，一直買到我倆身上沒有錢為止。我們談各自的經歷，談女人，也常談詩。胡寬在繪畫上自然不能與榮國相比，在跳舞打架上比蘆葦還差很大一截，而在結交女人上，他甚至對那兩位長兄頗懷一絲友好的妒意。但在寫詩上胡寬卻是獨一無二的，也是很少有人理解的。蘆葦之所以特意把他介紹給我，就是因為同周圍的人相比，我還算懂一點詩，還有同胡寬在一起談詩的興趣。
大家都知道胡寬寫詩，認真讀他詩作的人並不多。唯獨蘆葦對胡寬的詩全盤肯定，推崇備至，一提起胡寬的詩，蘆葦總是說要比當今那批出了名的詩人寫得不知好多少倍。蘆葦的贊賞胡詩就像酒徒的品味美酒，唯一的評價就是一個“好”字，至於好在那裏，卻從無明確的下文，好像那完全是他嚥進肚子慢慢消化的理解，或者是要等到下一個世紀才能詮釋清楚的未知，反正他現在無需在你面前明確說出來。蘆葦七十年代中讀過不少內部發行的“灰皮書”，後來則和胡寬泡在創刊不久的《外國文藝》和各種翻譯文學作品中，用現在的話來說，他們的旨趣和標準在那個時候也許有點超前。對於當時詩歌界眾說紛紜的朦朧詩，他們似乎不屑一顧，在現代主義才剛時髦起來的時候，他們的步子已經踏上了連他們自己也不太清楚的“後現代”語境。總之，蘆葦對胡寬詩作的四處贊揚已達到了“到處逢人說項斯”的地步，只可惜他並不善於寫評論文章，他那些顯得大而無當的片言隻語一經在私下發揮，隨即隨咳唾而散。結果，胡寬的詩還是只流傳在我們的小圈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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