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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文和泛情—陳文述的詩文活動及其他
康正果
小引
通行的看法認為，詩自唐以後，詞自宋以後，基本已形成定局，題材差不多都寫盡了，形式和語言也沒有多少新變的可能，大詩人以及伴隨著他們的重要詩人如同供進了殿堂的塑像群，早已矗立在各自的牌位後，成了千古的典範。相比之下，在元明清這樣後典範的年代，所有詩人的努力都煞似爝火的閃爍，不過自己給自己照亮罷了。因為典範作品已經確立，比如像樂府古詩中的名篇以及歷來傳誦的唐詩宋詞佳作，其所以千百年來膾炙人口，已不完全是那些作品本身單純的語言魅力所致，而是它們在傳播和接受過程中積累了歷代讀者的反應，塑造了我們的美感，並已融入古典詩歌語言基本要素的結果，故傳誦愈久，套用愈多，便愈益增添其典範的性質。對於今日只讀選本的普通讀者來說，典範作品便成了欣賞快感和文化營養的源泉，能有那麼幾百首詩詞可供吟誦，基本上已足夠豐裕。至於去確認和樹立典範之後的次等詩人，那就只屬於專業研究者在其小圈子內去做的事情了。特別是在典範作品的研究已近於飽和的當前，新的發掘和展出便越來越曼延到晚近的時代，比如目前的詩詞研究，顯然已把重點轉向了明清兩朝，很多研究者都競相重新認識一直被籠統地列為次等的詩人，或從那些向來就被認為沒有什麼重要性的詩人身上發掘出某些優點，試圖給典範的廟廊作些零星的增補，同時也藉以顯示出研究者本人的品味和功力。但在這篇討論陳文述詩文活動的文章中，我並不打算做此類詩詞鑒賞性質的工作，我們沒有必要總是在稀釋文本或穿插評點的方向上大作文章，一味拿“文學作品”的預設來處理古代詩文的研究方向已經顯得過於狹隘了，我之所以用“詩文活動”的說法來確定本文討論的重點，就是為了甩脫“文學”這個鑲進了太多現代含義的框子，好把我手頭的文本拉回到它當初被製作和傳播，以及它在作者與讀者間交流的歷史情境中去。
在中國古代，所謂的讀書人，其基本的文化修養不外乎兩個方面﹕熟讀四書五經和具備寫作詩文的能力。這兩方面的修養主要是為了應付科舉考試，讀經未必涉及到多麼高深的學問，而詩文的書寫也和今日所謂的文學創作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對一般的書生來說，達到那樣的讀寫水準，只是為了具備應考的能力，或做了官在行政上足以應付實用，大量的平庸官吏和普通書生基本上就是這樣的情況。大概只有少數真正懷有政治文化使命感的讀書人，才會在走上仕途後力圖發揮其經世致用之才，去盡他們身為士大夫的職責。孔子說過，“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在很多官員的信念中，立德立功才是更有意義的事情，至於詩文活動，只能算是給那兩樣事業錦上添花。是肩負使命感還是沉溺詞章，在很多官僚文人的身上，這個問題向來都存在著嗜好與價值的矛盾。這就是說，一個人公開宣布的大道理是一回事，他私下的癖好則可能另是一回事。比如有的人不管自己實際上多麼喜歡吟詩弄文，表面上總習慣擺出輕視“詩文小道”的姿態；有的人甚至唾棄文人的稱號，說是“一為文人，無足觀矣。”。六朝以降，直至明清，在文與道的關係上不知發生過多少次重復的爭論，不管那些衛道的言論多麼激烈和雄辯，對眾多的文人來說，比起了其它的實際事務，能夠在“沉思翰藻”上作出一些成績，畢竟還是更有吸引力的。“文”是對言說的文飾，古人早就說過，“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人之所以為文人，就是因為他們在吟詩弄文上術有專長。重文的傾向，特別是對詞章的偏愛，可以說從一開始就在儒家的政教詩學中裂下了一道深縫，“文以載道”的教條充其量只能作為一個抑制性的呼籲被反復地提出，實際上為文與為學始終都交織在一起。在古代中國的語境中，我們今天所謂“文學”這樣的東西，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藻飾加學問，是詞章化了的書本知識，廣義地說，為文，就是把各種體裁的文字全都納入一種富於文采的書寫形式。文人——不管是官僚文人還是邊緣文人——最感興趣的事情無非是用一枝筆來題詠日常的所見所聞，就他們僅有的能力而言，要想有力地把握這個世界，也只能是給它打上儘可能多的文字烙印。
由此構成了古代文人文化中泛文的三個層面，即在讀經和培養詩文寫作能力（其一）的基礎上，除了胸懷政治文化使命感（其二）以外，一個脫俗的文人還應具有風雅的修養（其三），比如在詩詞、文章，以至書畫、音樂等方面表現出一定的造詣來，這種唯才與尚趣的自我塑造，在明清兩朝尤其受到文人的關注。 具備了這樣的修養和能力，身為官僚，則不致讓衙門的事務埋沒了應該時時流露的風流儒雅，即使一個人已退出官場而歸守園林，甚或他從來都沒有擺脫窮居草野的生活，也不會因此喪失其高遠的寄托，因為他至少可以用文字構築出自憐和自戀的話語世界，從而表現出個人的才氣與官方社會的對峙。特別是到了文人群中喜歡以所謂“才子”相標榜的明清兩朝，也許是由於讀書人普遍對八股文生厭的緣故，個人的才能，包括他的自我優越感和在士林的知名度，就越來越被狹隘地歸結在那非科舉的詩文之才上。詩詞寫作成了顯示才能的自由競技場，重文的社會風氣幾乎讓每一個能夠提筆書寫的人都覺得有必要在詞章上嘗試和發展自己的潛力，詩人的數量及其作品的產量於是在這封建的末世繁盛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們知道，科場向來都是狹窄而擁擠的，好在其外還另有廣闊的詞林，一個讀書人只要善於吟詩弄文，他就有機會廁身其間，也就可以把自己尚未得到充分發揮的智慧和想像力在詞句和韻腳的磨練上表現出來了。此外，對於躍躍欲試者或懷才不遇者，還存在著非正式的選拔機制，比如像臨場賦詩這樣的智力測驗，其發現人才的方式上便極富戲劇性，好像今日的朗誦演出或詩文大獎評選，很多無名之輩都是在這種場合下初次登台，一鳴驚了人。關於這方面的佳話，一代代傳下了無數雷同的故事，同時也不斷激起後來的效仿者去碰機會的野心﹕一般來說，你是真才實學，你總會幸運地遇到知音的權威人士，到時候他們會讓你當眾即興賦詩，你那些句型替換練習般的詩句果真來得敏捷而巧妙，便會贏得他們的贊賞，而一旦經過了他們的品題，你此後就身價倍增了。我們以下要討論的主要人物陳文述，就是在類似的場合中初次露出了頭角。
一
陳文述（1771—1843），字退庵，浙江杭州人，就陳家上下四代人的情況來說，他們在科舉考試上顯然運氣都不算太佳﹕起先是陳文述的祖父和父親歷經科場，兩代人連舉人都未考中，結果父子倆相繼幹了一輩子幕友的差事。據陳文述為《頤道堂詩選》所寫的“自序”所說，他從小讀書並不算多麼聰明，直到他二十六歲那年，阮元視學浙江，命諸生同賦“團扇詩”，他才以那篇最受提學使大人賞識的題詠之作出了詩名，一時在杭州竟獲得了“陳團扇”的稱號。 這一次成功的面試對陳文述此後的詩文生涯意義頗為重大﹕他率先受到了阮元的提拔，不久便在阮手下做起了事，隨其兩度進京，為他此後的詩文交往打開了門路。但這一切並沒有給他在科場上帶來機會，他考到三十歲那年才中了舉，此後就再沒有考出什麼結果。為了儘快踏入仕途，他於三十六歲斷然放棄了科場上的競爭，開始在江南一帶做官，在此後長達十四年的歲月內，連續在常熟、蘇州、崇明等地任代理知縣之職，一直幹到了道光元年（1821）他五十歲的時候，方才正式被授予江都知縣的官位。 與此同時，他的獨子陳裴之也同他一樣蹇滯科場，也是中了舉以後就再也攀不上去，結果只得步其父的後塵，另找渠道謀了個很小的官職。
關於陳文述的政績，史書上倒是有幾則表揚他的記載，說他在幾處任職的地方頗有惠政，如開通伊婁河故道，給當地居民造了不少福利，老百姓甚至以“陳公河”的命名來表示對他的懷念。 從政的初期，在興修水利、發展海運等實際事務上，陳文述確實表現了他的經世致用之才，他的文集內至今還保存了幾篇在這方面很有見地的議論，如《海運議》、《上年觀察論黃河不宜改道書》、《高堰另建五壩說 》和《青村開河記略》等。 據他的內兄龔凝祚所說，此類議論都被收入了當時官方的資治文獻《經世文編》。可惜他苦心經營的對策僅停留在徒托空言的層面上，處於代理縣令的地位，他畢竟人微言輕，有關開發海運的高論不但從未得到採納，甚至還可能招致過某些人的猜忌。因此，他的明哲的管夫人便出來及時制止他，奉勸他不要再隨便發越位的議論，以免引起上司的討厭。 後來，他大概也看出自己在經世致用方面確實沒有多大的發展前途，從此便閉口不再談論此類事務，遂把人生的興趣完全轉向了當時眾多的文人都在熱心從事的詩文活動。
讓我們再回到本文開頭提出的話題，所謂的典範化其實主要是今日文學史觀的說法，是站在古典詩詞傳統已經終結的今天劃下的分期和界線，是我們置身局外回顧詩歌發展歷程的一個總結性觀感。然而明清文人的情況則完全不同，他們仍處於那一傳統的延續之中，對他們來說，詩詞寫作依然有推陳出新的前景，因為他們對前人的典範作品並非只在作徒然的研究或鑒賞，他們同時還致力於寫作，並以傳統的繼承者和發揚者自居，當然他們更關心晚近的和同時代詩人的成就，包括他們自己的詩名。正如趙翼所說﹕“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在那麼多人都熱心吟詩弄文的時代，大家不可能總是談論魏晉如何或唐宋如何，任何一個時代的作者群都更關心確立他們自己的宗派，更急於傳播個人和同儕的詩名，哪怕很快都會像杜甫譏諷的那樣“爾曹身與名俱滅”，他們也照樣是要熱心出自己的詩集，刊亡親亡友的遺稿的。陳文述正處在這樣一個詩文活動特別熱鬧的時代，而促成這種繁榮的一個重要物質因素就是17世紀以來江南出版業的發達和商業化，關於這一“浮世”的文化動態，Dorothy Ko在她一本研究17世紀中國婦女文化的專著中已有過詳盡的論述。 這一動態的具體表現是，吟詩弄文的人出版詩文集較從前更為容易，很多人都有幸在生前看到了自己的詩文稿印成書籍，其中更有不少人的詩詞作品還成了流行的讀物。這是後典範時代的明清特有的詩詞繁榮景象，雖然已談不上有什麼大詩人或主要詩人涌現出來，但在這古典詩歌本身已經資源衰竭的最後階段，詩詞的寫作、出版和傳播卻在數量和廣度上超過了從前的任何朝代。
詩詞的大量生產難免有過濫的現象，但也促使了詩詞寫作的普及和通俗化，17世紀以降，很多女性作者的或與女性相關的詩文紛紛被編選成集，由坊間陸續推出，以其特有的面貌開啟了公眾對女性文本的了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早已指出“閨秀著作，明人喜為編輯”的現象，比如據稱是書商托名為鍾惺編輯的《名媛詩歸》，其書首所謂“特覓秘本精刻詳訂”云云的坊間識語，便明顯以廣告性的語言渲染了某種閱讀的誘惑。按照吳綺序《眾香詞》的說法，男性作者的代擬描摹之作不管把女性的風情寫得多麼迷人，也比不上閨秀自己寫自己來得真切和生動，對某些愛才心切的文人來說，還是讀才女本人的詩詞更為過癮，好像女性文本直接就能傳達女子的身體性似的，它們往往被視為才女的文字自畫像，吳綺向讀者渲染說，其中的魅力完全來自作者的“應濃應淡，自譜畫眉；宜短宜長，親填搗練。” 編選此類閨秀總集的文人都是“奩詩”愛好者，比如像王士祿這樣窮畢生精力“然脂暝寫”的人，他們對婦才的崇尚，他們編選、品評和出版名媛詩詞的熱情，就明顯帶有從徐陵那兒延續下來的香艷趣味。在明清文人文化的語境中，“香艷”一詞固有的道德嫌疑似乎已漸趨淡化，“奩詩”的編選者往往公開以風流自賞的口氣表白自己在這方面的迷戀，香艷的也就是女性的或關於女性的，該詞的語感具有從男性的嗜好出發品評女性世界的意味，它把一切有關婦女的事物都納入了對所謂“佳話”或“韻事”的傳播。古代中國當然沒有今日意義上的“婦女研究”或“婦女文學”，但圖書和知識的分類自古以來就有“婦人”這一門類，如果說在明清之前，有關才女及其事跡和文字的記載主要是為吟詠這一題目的詩文提供詞彙和用事，那麼降及明清，所有這一切便越來越被作為流行的讀物編纂成集，並在流傳的過程中被文人香艷化了。有人說過﹕“抱貞靜之姿者，儘不乏披風款月；具佻達之行者，或不解賦草題花。” 這句話意思是說，一個嗜好“奩詩”的人未必行為上就有什麼問題，那只是他在文字或情調上的女性迷戀，即明清文人所謂憐香惜玉之心者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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