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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醫療和性別語境中的身體
康正果
夏洛特．佛斯(CharlotteFurth)是美國南加州大學的歷史教授，早在80年代初期，她就開始涉獵中醫經典以及醫案、秘方、備要等手冊性的讀物，隨後即圈定了北宋到明末這七百年間的醫學史問題，特別就論述婦科的傳世文字及其相關的醫療實圩銎鹆藢ｉT的研究。就這樣埋頭故紙堆苦讀精研了十六七年之久，直到不久以前，佛斯最終推出了一部融性別研究於中國醫學史探幽的專著﹕《蕃息的陰﹕中國醫學史中的性別問題》(AFlourishingYin:GenderinChina'sMedicalHistory,960-1665,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9)。。
佛斯所選的課題實屬冷門中的冷門，提起古代中醫的那一整套用語及其所表達的醫療觀念，不要說西方讀者理解起來十分困難，你就是講給今日大多數已經習慣了西醫治療的中國人聽，他們也未必能完全明白或給予足夠的重視。現代社會的生活已經在很大的程度上醫療化了，醫療制度正在全面干預我們的個人生活，越來越多的人都被逐步引入了對醫療的消費需求。這一變化的結果是，從前那種頗為日常生活化的醫療實踐已與我們日益隔膜。從前的患者與他們就診的治療者在對待病痛的問題上有很多共同的語言，那時候的醫療用語也多取自日常用語，就連某些食用的東西，有時候也可以當藥來吃，因而普通人多少都懂一點自療的常識，人體還沒有搞到像今日這樣完全被視為一架生理機器，一出毛病就得交給醫生修理的程度。要把那樣一個“完整而自足的古代生活世界還給古人”，同時又把它有條理地介紹給英語讀者，不只要從比較的角度觀察它的獨特之處，還應對那一切做出真切的解釋性理解。而理解則發自真誠求知的願望，它力求把握不同行動的動機和主觀意圖，而絕不拿預設的價值去做肯定或否定的判斷，也不會對所處理的材料做高低之分。就拿古代醫療實踐中常見的禳解活動來說，通常都被貶為迷信而不屑一提，佛斯的書中卻一律中性地稱之為醫療儀式，而且細心描述了它在古代家庭醫療實踐中的輔助作用。正是從這種對很細小的問題也要深入理解的態度出發，有一次佛斯偶然讀到一本有關生育問題的陳舊小冊子，她便對“婦人以血為主”之類的中醫信條產生了探求其原因的興趣。於是通過考察宋明之際婦科醫療的演變，佛斯在她的書中描述了性別隔離和圍繞著分娩的種種社會儀式，勾畫了男性掌握的醫療權威與涉及到產婆的女性保健領域之間的緊張關係，探討了為什麼從懷胎到分娩的整個過程都被視為母與子生命中危險而又不潔的階段等一系列問題。
佛斯是一個研究文化史的學者，她當然不是從醫學專業的角度來寫醫學史的，醫學史這條敘事的明線同時交叉著另一條女性史的虛線，兩條線的交點則是醫療和性別語境中的身體，佛斯所探求的性別意識形態就體現在這個醫學身體中。她首先從《內經》的“黃帝之身”講起，關於“身”這個字在古代醫典中的含義，佛斯明確地指出，它除了指可秤可量且穿衣服的身體以外，有時候還指一個有感覺有意識的人的“自我”，它是一個體現了各種身體功能的主體，一個活在生命過程中的存在，而非西方那種造成了身與心二元對立的解剖學構成。中醫的人體觀建立在小人體同大宇宙互相對應的關係上，氣本充塞於天地之間，它充盈於人體便為生命和精力之源，它的耗竭即意味著死亡。陰陽則是氣在運行過程中產生變化的力或者趨勢，具體在人的身上，陰陽的協調標識著氣的正常運行，也表明身體處於健康的狀態，而陰陽的失調，即任何一方的過分或不足，就會引起身體的病變。佛斯把《內經》描述的人體稱為“黃帝之身”，在這個醫學身體上，佛斯向我們解釋，陰陽的運行是一個既對稱又獨立的功能性過程，其情形猶如一對舞伴起舞時一方進一方退的運動。所以，任何人——無論男或者女——的身體狀況都被設想成處於陰陽兩種力量均衡的狀態，只不過男人比女人更偏於陽而女人比男人更偏於陰罷了，但男女兩性都分別是陽中有陰和陰中有陽的。比如脈象上的陰或陽便不可一概而論，你得根據就診者個人的情況做出區分，在男人身上正常的脈象到了女人身上就可能成了病態，反之亦然。再拿處方來說，任何一種傳統的處方都應根據不同的個體做相應的加減，同一種病得在不同人的身上便應對症下藥，因為只有適合某種病症（symptomorsyndrome）或某一個人的方子，不存在適用一切病人或某一種疾病（desease）的固定方子。如果說在社會等級的劃分上，陰陽的關係更強調男對女的支配，中醫的身體觀則略有不同，其中的陰陽關係明顯有它超越或統攝性別區分的一面。佛斯指出，這一點與西方醫學那種“單性”（one-sex）的身體形成了明顯的對比，因此她便稱“黃帝之身”為雙性（androgyny）身體，或者確切地說，是一個陰陽互補的身體。“單性”的西方身體基於一種唯器官論的身體觀，它只憑生殖器來區分男女，男體在很大的程度上被視為標準的人體，而女體僅被理解為前者的變種，男女在身體上的區分最終被歸結為少了個什麼或多了個什麼的問題。這一唯器官論在西方貫串始終，即使是佛斯所用的“androgyny”一詞，原來也著眼於長在身上的男女生殖器，指的是解剖學上的雌雄同體。但在中醫的身體上，男女的生殖器卻同屬於陰，且均被稱為“陰”，因為兩者均處於任脈的部位，即身體的前面和股內側之間屬陰的部位。通過佛斯仔細的分析，我們現在可以看出，陰陽的劃分存在著兩個層面﹕氣是宇宙的絕對動力，與氣這一純陽的能源相對，精這個來自大地的創造力屬於陰，因而自然的生殖機能總的來說是趨向陰這一方面的。但陰陽在人體的生殖機能上再做進一步劃分，男精便屬陽而女血則屬陰了。最終，就兩個有性別的身體來說，男精依然是陽，女血終究是陰。從一個方面來看，男女的身體是同一的或同類的，性別之區分僅為身體的一個相對而可變的方面，兩性在生殖過程中是作為互相協調的因素配合在一起的。而這一與性和生殖聯繫的生命力再進一步擴大，還參與著人和天地這個大宇宙中滋生繁衍的層層秩序。在這一更高的層次上，性別其實已成為隱喻，身體上的性別劃分現在是為了用人來體現天、地、人那一層宏觀的宇宙秩序，而非著眼其生物學的事實。在這種自然的擬人論或人體與自然的一體論中，性別也好，陰陽也好，它們都潛在地發揮著暗示的作用，用它們之間的辯證關係說出了不可說的東西，顯示了未知事物的變化趨勢。然而從另一方面看，“黃帝之身”則含有內在的衝突，它的身體圖式只繪出了男女繁衍的一個生殖總趨勢，當女血最終被定性為純粹的陰時，這個身體圖式就不可能應付女性身體在具體生育——從妊娠到分娩——上的問題了。佛斯由此引出了中醫婦科的話題，在她的書中為我們重構了“黃帝之身”的和諧狀態如何被女血的特殊現象打破的歷史斷裂。
這一突破始於宋朝。直到宋朝，醫療技術基本上還處於師徒秘傳的狀況，醫術還和巫術有一定程度的混雜，專業的治療還伴隨著儀式實踐等多樣的祛除方法。但在宋朝逐漸出現了變化﹕首先，印刷術的發明促進了醫書的出版和對醫療的學理研究，因而出現了“尚醫士人”，本來差不多屬於方技的醫術開始受到了讀書人的重視，被視為濟世之術，有人甚至提出了“不為良相，當為良醫”的說法。醫術由師徒秘傳走向家傳，它漸漸成為根據醫書來傳習的知識和技術，很多身為文人的業余醫學家開始編寫醫書，連宋徽宗這樣做皇帝的人都寫起了婦科著作，親自立他的《聖濟經》為國家醫科考試的指定教科書，而且主持建立了朝廷的醫療機構，由官方向下推廣規範的醫術，有目的地對巫醫造成衝擊。在這種新的發展趨勢下，醫術自然越來越講究學問，女性的身體於是開始受到特別的醫學關注。“黃帝之身”在女性生育問題上的薄弱環節在宋朝得到了廣泛的探討，根據“婦人以血為主”的原則，學者型的醫生在他們的理論中把行經醫學化為一個身體的能指，用月經的調和來顯示婦女的正常狀況與其生育能力的一致性，行經成了女性身體上營衛血氣運行的坐標，它的遲或早，多或少，淺或深，稀或稠都成了症候的跡象，被拿來做診斷的依據。在一個不存在今日所謂體檢的診斷環境中，我們完全可以想像，醫生在患者，特別是在女性患者身上能直接看到和檢查到的地方是十分有限的，限於這種只能通過患者的自訴來了解病情的診斷條件，對月經的敘述便在具體診斷上起到了如現代醫療檢驗上的數字或指標所顯示的作用。這一點自然令人聯想到陰陽在人體與自然對應關係上的隱喻作用，月經在女性的醫療身體上也有了隱喻的性質，作為一種征象，它也在醫生的診斷過程中暗示了患者體內某些說不出來的和看不見乃至不知道的異常狀況。對月經的重視本是中醫診斷的常規，也是一種陳言，但經過了佛斯所做的解釋性理解，在一個中國讀者的閱讀反應中多少便產生了溫故知新的感覺﹕你似乎覺得，你所熟悉的觀念或知識經過另一種表達方式的重新敘述，它的熟視無賭狀況現在竟展現出了新的面貌，向你傳達出你早先沒看出來的信息。這就是解釋的功效，它補充了歷史的斷裂，使片斷的古代文本在當前的語境中獲得了可資比較的意義。佛斯精煉地指出，中國醫學的性別觀把“月經的正常視為一種與理想的健康狀態一致的內在過程，它因此成了女性特有的和首要的一個身體標識。女性身體的內在狀況是看不見的，但它顯示在月經來潮中，月經本身可以證明體內那充沛循環的生命力，正是圍繞著它的顯現，中醫建構了其醫學身體上的女性（femaleness）。”（頁77）這樣看來，宋代醫學所謂的婦科就遠比今日的婦科要寬泛多了，在“婦人以血為主”的信條指導下，種種婦女雜病都與男人區別對待，都被認為遠比男人的病難治而給予了特別的診斷和處理。這就是所謂的“別方”，調經成了治病的出發點，中風、虛損和積聚這些男人同樣也患的疾病，在女人身上便一律被視為血病，而活血、補血、通血等藥效也都被特別用到了女人身上。就這個意義而言，宋代的婦科在一定的程度上乃是婦女的內科，它主要屬於學者型的醫生處理的範圍。
而真正與妊娠和生孩子有關的產科，則由於連帶了危險、不潔以及某種外來的破壞力量，它主要由家內的醫療實踐來解決，因而更多地使用禳解、符籙等儀式手段，而且常由產婆之類的女性治療者執行。為了躲避冥冥之中的不祥影響，妊娠、生育和分娩之後的一段時間被視為兇險期，在這段日子內更有嚴格的隔離和種種禁忌。但產科在宋朝也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在巫術與醫術由相左到調和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走向規範的產科理論，知識型的醫生也開始用文字記錄助產術的實踐，男人也通過閱讀了解了助產術的常識。關於女性的醫學身體，明顯地從強調經血的主導作用逐漸轉向了關注生育過程中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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