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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淫和意淫—談王次回及其《疑雨集》
康正果
一
金壇王氏在明朝可是出過幾位顯要人物的世家，其中尤以王樵及其上下三代人業績最著，關於他們從政上杰出的事跡，史書上都有特別的記載。王家這三代人的生平真是傳接力似的一脈相承，他們都中了進士，都任了朝廷的要職，都以名臣退居故里，在地方上榮膺鄉賢的聲譽，也都在死後留下了經史方面的著作，而最終都被供進了當地為模範人物所立的祠堂。只是傳至第四代人王次回（名彥泓，次回乃其字），王家的縉紳風範才斷了線。這時已是明王朝的末世，王家也開始衰落，王次回多次趕考都接連失利，所以他終其一生也沒撈到什麼功名和官職。崇禎十五年（1642），也就是甲申之變的前兩年，王次回在家鄉病逝，不多不少，活了整五十歲。
關於他的死，不知從何時開始，傳出了一種無稽的說法，說是他入廁時死於糞坑。此說本出自一種宣揚因果報應的勸善文字，按照其中所規定的懲罰，很多寫過“誨淫”之作的文人都被安排了不得好死的結果。因為王次回生前好寫香奩詩，所以就讓他落了個灌一口大糞打入地獄的下場。舊時代在社會上，為了維護世道人心，這樣的恐嚇本是常用的教化手段，如今再也犯不上費口舌分辨如此簡單的是非了。需要特別指出的只是，此類正經的社會輿論固然一直在發揮其威懾的作用，但與此同時，在嫻熟詩詞的才子和詩詞的普通讀者群中，偏好香艷篇什者始終都大有人在。只不過一般人不好意思公然宣揚那樣的偏好，故往往含蓄地稱其為個人的“綺習”。綺者，綺麗也；習乃佛家所說的結習。不管怎麼說，這綺習充其量不過一種喜愛華麗詞藻的趣味而已，即使不值得去大肆宣揚，你只在私下圖你自己的高興，其實也算不上多麼有傷大雅。這就是詩詞中的艷體歷來都使相當多的作者和受眾深受感染的世情和語境，事情本來就這麼簡單。你說那是言情表愛也好，或把它拔高為寄托，或貶之曰鄭聲也好，反正在前現代的中國，有關情色的表述遠不及今日這樣豐富多彩，能讓舞文弄墨者既顯示其才情，又足以宣泄風懷的文字形式，也就只有香艷詩詞這一個單調的品種。翻一翻文人學士們留下來過量的詩詞集子，大量的作品中都是不乏“無題”之類的題目的。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肯定地說，那香艷文字向來就是古代詩文總體固有的組成部分，這就像電影內總會穿插些親親抱抱的鏡頭，大街上少不了開幾家歌舞廳或酒吧一樣。王次回的問題想必出在他香艷得過了頭，也就是說，他把個人的綺習表現得過於公開，背上了以此自負之累，結果便被歷史地定性為艷體詩寫作的代表人物。比如，他四十五歲時曾把已往所作的艷詩二百五十餘首錄為一冊，在為該集所寫的題詩中，竟有“清狂不讓玉溪先”（《疑雲集》卷二，頁十）這樣自我定位的詩句。而在一次考試失意後，有一聯自遣的詩甚至放任地聲言﹕“有才輕艷真為累，作計疏狂不近名。”（《疑雨集註》，卷二，頁四十一）他的詩格當然遠不能同李商隱相比，但比起了很多遮遮掩掩寫艷詩的文人，他確實是顯得“輕艷”而又“疏狂”了。因此，讓那些不喜歡他寫的艷詩到處傳播的人看在眼裏，就自然該讓他以那樣骯髒的方式去死了。
二
我們現在看到的《疑雨集》，蓋由王次回同里的好友于韜仲在王死後編定。于與王經常詩酒往還，據王自述，王對自己的詩往往是隨作隨扔，而于則勤於收藏，結果于手中保存的王詩反比王自己存下來的還要齊全。於是到了後來，于就為亡友，也為艷詩愛好者做了這件好事。那是一本很有次序的編年詩集，收錄了詩人各種題材的詩作，其中不少生活紀實的片段都為我們瞭解詩人平生的遭遇和交遊提供了可靠的依據，應該說它在內容的多樣性上和一般文人的詩集並沒有根本的差別。只因王次回生前死後都以寫艷詩著稱，且《疑雨集》中的艷詩也確實佔了很大的比例，所以提起了這部集子，論者多傾向於著眼其中的香艷之作，而這種以偏概全的眼光一旦造成影響，形成定論，就容易使徒聞其名的讀者對這樣一本尚未翻閱的讀物生出他們預設的有色想像。大概正是基於這樣的期待，《疑雨集》以手抄本問世後隨即廣為流傳，既在一定的範圍內引起了隱秘的共鳴，也讓某些關心年輕人身心健康的長者敏感到它可能造成的不良影響。正如《疑雨集》初刻本的序言所說﹕“江左少年，家藏一秩，溉其餘瀋，便欲名家。”或如後來注釋本的序言所云﹕“其侔色揣稱，盡態極妍，讀之使人迴腸傷氣，獧薄子弟，為其所惑者多矣。”總的看來，《疑雨集》在清代流傳的情況大致如此。
降及民國初年，文言雖然已開始為白話所取代，但相當一批在時代上離得較近的舊文字依然維持著傳播上的慣性和優勢，比如拿明清之際的詩文來說，在當時的讀者群中就一度出現過文藝小陽春的局面。特別是其中事涉香艷而詞尚華美，且以女性為中心的詩文佳作，有幸得力於新式印刷的便利，一時間都被懷舊的文人大量推薦給了消費感傷的書籍市場。這些舊作被貼上“文學”的新標簽，一方面填補了新文化在創作上暫時的不足，同時也以其往日的流風遺韻溫煦了那個過渡年代的荒蕪和曖昧。在此類多由上海的書商印行的石印本廉價書中，《疑雨集》就是被一再翻印的一種。
那麼《疑雨集》到底在哪些方面還依然有其引人入勝之處？與通常的艷詩相比，王次回的東西到底有什麼值得注意的特色？他的艷詩是否作出了新的探索或有所突破？這些話題的提出，都是有一位友人最近聽說《疑雨集》如何如何後打來電話問我，我隨即和他亂侃出來的。以下便是我做了些研究後想要報告給友人的主要內容。
三
如上所述，科場的困頓造成了王次回一生的潦倒，這一經歷使他的詩作充斥了哭窮的濫調。這也是眾多的邊緣文人一直持續的合唱，對此我們無需再作多餘的討論。需要一提的是，王次回的窮愁嘆尚含有一層他個人特有的不幸因素，這就是他那恩愛卻不能算美滿的婚姻。翻開《疑雨集》卷二，在戊辰年（1628）所作的詩篇中，有相當的數量都為悲嘆他多病的妻子而作。原來他妻子賀氏婚後十年來一直纏綿病榻，給他和家人造成了極大的拖累，在這些詩中，他描寫了為給妻子治病而日益陷入貧困的家境，也寫了她的病容、苦況和拖著衰弱的身子仍堅持其婦德的種種表現，以及她病逝後留給他無限的悲懷。令人驚奇的是，一經他這位艷詩能手的處理，甚至連服侍一個病婦的瑣碎細節，都刻意套用了香艷的典故，以致從那惱人的病房情景中都升華出了凄美的意味。比如，荀奉倩的故事就是王次回喜歡反復渲染的一個用典﹕這是一個很疼愛妻子的丈夫，妻子於冬日發起高燒，急於給她退燒的丈夫便赤膊到戶外挨凍，然後拿自己凍冰了的光身子貼上去給妻子降溫。後來，丈夫竟因此罹疾而死。今日所謂的“體貼”，莫非即由這樣的具體行動形成的一種感受？於是，按照王次回的香艷的表述，他那重病的妻子總是表現得“平生守禮多謙畏，不受荀郎熨體寒。”（卷二，頁七）而他護理病婦的態度則顯示了親身來分擔對方痛苦的詩意﹕“愁看西子心長捧，冷透荀郎體自堪。”（卷三，四十三）因為，按照艷詩的操作，即使是夫婦間在侍疾上的關懷，也盡量要點綴得富有惜玉憐香的情調。
賀氏死後，《疑雨集》中多首賦悼亡的詩篇都流露了獨身生活的難堪，所以反映在戊辰年以後的作品中，對歡情與再娶的追求便成了一種漸趨緊張的節奏。談起《疑雨集》中諸艷詩寫作的背景時，初刻本的序言是這樣說的﹕“金沙當承平之日，甲第相望，一時裙屐子弟，席華膴，擅才情，平居以聲色相徵逐，拂袖挂釵，留髡送客之事，習為故常。至於擘箋刻燭，才亦足以副之。故當日能詩之士，蓋多其人。而風尚所歸，並同一轍。”這段話至少告訴我們﹕王次回的家鄉當時色情娛樂業相當繁榮，因此出入青樓的風流行為在文人中已習以為常，而風月場上的種種情景也就成了他們作詩慣用的題目。他們的生活樂趣從而與他們吟詠上的旨趣合而為一，作為冶遊者，詩人把那些賣笑給他們的佳人遂一同拉進了艷詩的世界，雙方同時現身為其中的男女人物。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指出，這些敘冶遊的詩作都有一定的紀實性和自傳性，並非如某些掩護言論所說的那樣，什麼士大夫身世感慨特別寄托在閨房世界的描寫中呀，什麼藉男女褋褻之私以寫個人胸中的幽懷呀，（參看《疑雨集註》原序一）此類說法都扯得離題太遠，有一點顧左右而言他的味道，讓我們還是回到王次回實際關心的問題上來。
從《疑雨集》中（卷三至卷四）一系列明顯紀實的艷詩可以看出，王次回一直在交往、勾通和追逐的阿姚其人，即來自那些為人作職業情人的女郎中。這位阿姚可不是柳如是之類的才女，並沒有能力與王次回艷情地酬唱，為了把這場妓院戀愛遊戲編排得更富有韻事感，王次回寫了很多代阿姚叩問他和思念他的情詩（參看卷三《問答詞》和《代所思別後》）。《疑雨集》中很多題曰“即事”或“個人”的詩，大約即寫於類似的情況下。這是一些用閨怨的調子寫青樓女子日常生活的詩篇，詩人的興趣主要集中於做好他那香艷文字的包裝工作，眼前的花街柳巷一經用人們熟知的風流韻事典故表述出來，它的鄙俗的日常性便消溶於詩意和艷趣，煙縷一樣蛻出了現實之殼，彌漫到文本與文本互相參照的期待視野上。具體地說，就是通過詩歌的寫作，詩人把個別的本事轉化為普遍的情境，置之作者與讀者共享的符號系統中，從而為讀者的接受敞開了想入非非的視境。所以，構成一首艷詩的技巧便在於如何羅列抽離了敘事上下文的典型片斷，讓每一聯或每一句都以其獨立的畫面排比起來，最後把剔除了具體內容的事件重構為符合艷詩美學的種種姿態。這裏面其實就有虛構的成分。有些咬文嚼字的美國漢學家只看到古典詩詞作品中充斥了紀遊、即事之類的篇目，便死扣字眼地說中國詩沒有虛構性（fictionality）云云。叫我來說，他們對詩人筆下的真假虛實還缺乏充分的心領神會，因而在劃分界線的問題上，多半都參了死禪。但要讓他們墨守虛構定義的頭腦想通真與假乃不斷轉換著的關係，而虛與實則顯現在相互照應的效果中，這恐怕就不那麼容易，不是他們運用嫻熟的批評方法所能解決的問題了。
王次回三十五歲喪妻，兩年後有幾首詩中出現了謀娶阿姚的線索，再歷四年，也就是崇禎八年（1638），他大概經過了幾許波折才娶回了阿姚。他寫了一首詩，特意向支持和同情他這件婚事的朋友表示感謝，詩中仍然對阿姚的不善文辭表示遺憾﹕“慚愧月華詩思淺，只堪烹點密雲茶。”（卷四，頁十六）可嘆這阿姚也是個福薄之人，娶回她的次年，王次回又賦了悼亡，而緊接著他就開始了再次圖謀納妾的奔忙。在此後的編年詩中，一個姓左名阿瑣的青樓女子成了他經常探訪的對象，此類交往的詩一直延續到他四十九歲，最後以兩組關於他終於找到了可納之妾的詩給《疑雨集》劃下了句號。一組詩題曰《買妾詞》，可以說是用韻語敘述了張岱《揚州瘦馬》一文所寫的買妾過程。不同的是，張岱以不動聲色的客觀記述再現了一種讓現代人感到驚訝的人身買賣交易，王次回則完全缺乏張岱的冷峻態度，他只是把自己的經歷巧加剪貼，又以他慣常的輕俏口氣描繪出一幅幅可供玩賞的風俗畫。最後一組詩題曰﹕《聘妾未回，寄贈代書》。讀這些詩句，你可以想象到一個等著要入洞房的老郎君如何在虛擬他詞藻性質的前戲（forplay），而那些自問自答的對話，則為迎娶的日子散布了一種婚配佳話的氣氛。“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這是東坡賀張子野八十納妾的名句，白頭插花，也是值得俊賞的韻事，屬於香艷的題目。所以王次回在組詩的最後兩句云﹕“一綹香煙花數朵，正堪相伴病維摩。”（卷四，頁五十一）他顯得有幾分愜意的頹唐，正在準備坦開他淡雅的胸懷來消受眼前的艷福。然而那個“揚州瘦馬”到底是娶進了門還是根本沒來得及迎娶，我們已經無法證實了。因為就在佳期之前或是其後，以“病維摩”自居的新郎突然一命嗚呼，再也沒留下那佳話的下文。他的朋友于韜仲在該詩的題目下留有以下的附注﹕“六月十八日戌時長逝矣。哀哉痛哉！廿二日聞訃後記。”文學研究並沒有從文本上給作者驗屍的任務，我們當然不必非考證出一個詩人具體的死因不可，不過，在我們細讀王次回詩作的過程中，留心感覺出某種可能存在的趨勢，多少還是值得一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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