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護生與護心
五十年代初期，故里西安尚未全面經歷現代化的改造，與當年中國大陸上很多舊式城鎮的情況大致相近：西安城在封閉和破敗中保持了頗能令人產生懷舊感的古樸風貌。還清楚地記得，在我家的四合院裏，灰藍色的野鴿子常常落在屋脊上咕咕鳴叫，喜鵲最喜歡在正午時分飛到窗前噪晴。特別熱鬧的是冬日的黃昏，滿天的鴉群一時間從城外飛來，落得門外的大樹上黑壓壓一片，一直到夜靜時分，還能在屋裏聽到從枝頭傳來一陣一陣的撲楞聲，沒有人騷擾這些飛入尋常百姓家的鳥兒，也從來沒有聽誰提到有所謂“害鳥”和“益鳥”的劃分。打從學習說話起，很多有關鳥兒的故事和童謠便向我灌輸了大量愛鳥的話語。在我們孩子天真的想像中，鳥兒是有煨缘膭游铮俏覀兊木幼…h境中最可親的成員，是使這個世界顯得生意盎然的主要因素。
大概是初次拿起毛筆在描紅格上學塗鴉的年齡，有一天祖父給了我一本新書。我並不認識封面上的書名，只記得那上面畫著白描的蓮花，書裏面則是一些稚拙的毛筆劃。在一個兒童的眼裏，畫中的世界自然比描紅格上的筆劃更為有趣。就這樣，我翻開了此生結識的第一本書。雖然在我那樣的年紀還不懂得什麼叫“仁愛”，但目睹了那些人類傷害動物的畫面，幼小的心便不由得感到非常酸楚。若按照孟子的性善論來解釋，這大概就算是人皆有之的“惻隱之心”。直到很久以後，我已長成大人，還能清楚地回憶起某些感人的畫面：被牽去屠宰的母羊固執地回顧幾隻從欄中伸出頭嘶叫的小羊，老牛流著淚跪在屠夫的刀下，被擊落的飛鳥，被倒提的雞鴨……所有的景象都流露出生命對殘忍的無聲怨訴。我吃驚地發現，平日裏很多司空見慣的行為，如今一經漫畫的剪輯，竟然都露出了殺機。
後來識字漸多，讀完了《緣緣堂隨筆》，才知道那些用毛筆劃的護生畫出於豐子愷之手，才知道他善畫能文，而且虔信佛教。再往後，世事蒼黃反覆，此身亦自顧不暇，遑論書畫，更遑論蟲鳥和草木!白蓮封面的畫冊早已丟到腦後，不知讓紅衛兵糟蹋到了何處。在西安這個從小生長的地方，環境更是隨著城市化的進程而日益變得嘈雜和擁擠。早在二十多年以前，鳥群已很少在城市的上空出現。我們一家人局促在高樓上的小單元裏，回想童年時四合院內一片人鳥相安的景象，竟覺得好像是在想像某個童話世界裏的角落。環境與世態就是在這樣的漸進過程中發生了變遷。你不知不覺習慣了周圍的一切，就會慢慢地忘卻失去了的東西。只是當意識偶然從麻木中清醒過來，撫今迫昔，才隱約有了恍若隔世的感覺。不久以前，我從書店裏買回了海天出版社新出的六冊《護生畫集》，展玩之餘，心裏長期潛伏的缺憾感再次抬頭，從模糊變得明朗，使我迫切地感到了今日中國生態與心態的危機。
古書上有一個廣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住在海邊，他喜歡狎鷗，常與鷗群在一起嬉戲，天長日久，人與鳥便漸漸忘掉了異類間的嫌猜。由此產生了“鷗盟”這個典故，古詩中常用以代指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境界。如稼軒詞所雲：“凡我同盟鷗鳥，今日既盟之後，來往莫相猜。”遺憾的是，住在海邊的狎鷗者並未將“鷗盟”維持到底。有一天，他的父親忽然無事生非，要求他帶一隻海鷗到家裏來玩。結果，他再次來到海邊，鷗群全體遠避而去，再也沒有回到他的身邊。
動物大概並不像世俗所想像的那樣蠢然而動，任人宰割。它們也有它們的敏感，也知道警惕人世的殺機。因為自然界既外在於我們，又內在於我們，人的心態的變化必然相應地引起生態的變化。幾乎所有的古老文明都把自然視為有生命的、與人息息相關的存在，都企圖在物我一體的境界中探求理想的生存方式。千百年來，正是這一古老的信念起了約束的作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限制了人對大自然的過分破壞。在向大自然索取生活資源的過程中，無數的經驗教訓使人懂得了護生的意義，使人對生命存在的不可侵犯性產生了敬畏之心。懷著莊嚴的敬畏，人自覺地約束自己，對萬物和環境持愛惜和保護的態度，從而形成了淳樸的社會風尚。直到五十年代初期，也就是像《護生畫集》這樣的人道主義藝術作品尚能在中國大陸上自由流通的時候，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心目中，暴殄天物依然是一種有犯罪感的行為。
然而社會上的形勢很快就發生了驚人的變化，弘揚佛法開始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護生畫的續集不得不移到海外出版。當時，很多傳統的觀念都作為封建糟粕受到了批判，各種宗教思想往往被簡單地等同於迷信，一律予以嚴厲的譴責。在這種情況下，豐子愷依然信守弘法的永恆盟約[注1]，硬是冒著極大的風險，趕在病歿（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之前，完成了餘下的四、五、六集，使擬定中的護生畫得以陸續在新加坡如期問世。
需要指出的是，護生的意義絕不局限於勸善戒殺的一般性說教，豐子愷曾反復強調，護生之道在於護心。這就是說，護生的實踐不只單方面地指向被保護的動植物，同時還涉及愛心的培養，即在使自然更加人化的同時，全面促進人性的發展。反對無端地傷害動植物，是有鑒於殘忍的行為易使人養成殘忍的心，這絕不意味著必須要求一個人慈悲到不食人間煙火的地步。因為，這樣的徹底性，即使釋尊也沒有完全達到。在這個世界上，人與眾生都生存在一個複雜而又和諧的食物鏈中，為了維持個體的生命，弱肉強食乃是動物生存的基本方式。就動物而言，對他體的殺傷只能被理解為受饑餓驅使的機械活動，無所謂道德與不道德，也無所謂殘忍與不殘忍。人類對動物的殺害卻遠遠超出了這種“動物式的”需求。動物的生命有時被當作不斷掠奪的財富，有時又被當作必須消滅的災害，甚至被當作發洩瘋狂的靶子，製造惡作劇的犧牲品。在中國古代，大規模的田獵總是被作為荒淫行為而受到指責，人們普遍相信，傷了天地的和氣，必然會給人間帶來災難。我們完全可以想像，當一個社會公然號召全民去殺害動物，其成員怎能重視人的生命!
五十年代中期以後，中國的社會神經發生了紊亂。勞動者的“當家作主”曾一度提高了他們的勞動熱情，但經濟活動的政治化又使得這種熱情變得十分盲目。科學知識的普及確實消除了幾千年來的某些愚昧，但膚淺的唯物主義也助長了“革命群眾”的狂妄。那是一個用豪言壯語武裝起來的時代，人們懷著與天地奮鬥其樂無窮的衝動，把大自然的神聖殿堂完全當成了征服的對象。“要掃除一切害人蟲”的雄心到處尋找革命的對頭：從人群中的“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直到動物中的“四害”（老鼠、蒼蠅、蚊子、麻雀），被歸類的人和物都在經過特殊的命名之後成了人民公敵。毛主席常常教導我們“要像解剖麻雀一樣”研究事物，不知我們的科學家何以並未解剖麻雀的肚子，弄清它到底吃的什麼蟲子，便緊緊抓住它吃糧食的罪過，給戴上了“害鳥”的帽子。
一九五八年，我剛上初中，記得全市人民停止了一切正常的活動，在統一的指揮下突然向麻雀發動了圍剿。這場人海戰役是在全國的範圍內同時打響的：只見城市的屋頂、牆頭和大樹上站滿了鏖戰的群眾，一時間鑼鼓喧天，呐喊聲此起彼伏，到處都揮動著拴上了布縷的長竿子。茫茫大地，頃刻化作無邊的刀山，可憐的雀群再也找不到落腳的地方。從這邊被驅趕到那邊，又從那邊被吆喝到這邊，終於昏天黑地，筋疲力盡，一頭栽入人海，就像被高射炮打中的飛機。當然，落網的不只是麻雀，所謂火炎昆岡，玉石俱焚，喜鵲、烏鴉、鴿子等各種鳥類，凡進入圍剿勢力範圍之內者，都紛紛受到了株連。殺聲是壓倒一切的，群體的中毒絕對地堵住了異議之口。大文豪郭沫若在黨報上發表了讚揚這場戰役的詩歌，更有意思的是，茅盾先生在他一九五八年所作《夜讀偶記》一文的結束語中自稱其文於“四月二十日，首都人民圍剿麻雀的勝利聲中寫完。”在御用文人的筆下，殺戮的鬧劇竟被誇飾成人民的盛大節日!
那一年到底消滅了多少“害鳥”，手頭沒有詳盡的統計數字，但從此以後，倖存的飛禽全都成了驚弓之鳥。或繼續受到追擊，或遠遠逃到無人的地方。我們的城市於是成了無鳥的世界。從象徵的意義上講，這只是一次殘殺的排演，討伐的操練。一九六六年，曾經向鳥兒宣戰的我們終於在自己的同類間展開了更兇殘的屠殺……。“嗚乎!可以人而不如鳥乎!”鳥可以遠走高飛，人卻不得不坐以待斃，即使是共和國的主席。
對生命的蔑視和踐踏至此達到了極端。
曾經整人的人在嘗夠了走資派、黑幫的滋味之後，才有點懂得了尊重人和愛護生命的重要性。面對嚴酷的事實，我們不能不承認，階級鬥爭不僅干擾了社會主義建設，干涉了私人的生活，破壞了生存的環境，而且敗害了好幾代的人心。相比之下，後一種惡果顯然最嚴重、最麻煩。對環境的保護可以通過立法來實行，但要清除精神上的中毒卻十分艱難。近些年來，迫於全球性的環境危機，中國政府已經有所警覺，制定了一系列的法令和規定。麻雀似乎早已給平了反，這些小生命現在又漸漸多了起來。很多地方列為自然保護區，很多珍稀動物列為國家保護的動物，對於捕殺禁獵動物者繩之以法的報導也不時見於報紙。總之，無論從立法的內容，還是從輿論的導向來看，護生之計總算重新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然而，隨著中國社會的熱點從政治狂熱轉向經濟過熱，全民的貪欲總爆發又令人憂慮地看到生命面臨的另一場浩劫。在今日的中國，品嘗野味和熱衷大補的飲食風尚正在口袋裏剛有了幾個錢的庸人中流行起來。市場的需求調動了供給的積極性。於是，一些窮極生瘋的人便不惜傷天害理，從深林、洞底、水下捕來了飲食史上從未填過庖廚的動物，送到酒店老闆處去換錢。金錢的魔力遠勝過政治的總動員，如果說五十年代的圍剿麻雀只是心血來潮，對飛鳥發動了幾次掃蕩，如今的濫殺則轉入了遊擊，是每日每時，無政府狀態，防不勝防的。幾千年來，中國人在饑餓的壓迫下什麼都吃，以致林語堂稱之為“地球上惟一無所不吃的動物”。[注2]而今天才基本上解決了溫飽問題，不知感謝天地養育之德，竟然群體地饕餮起來!正如肺病患者臉上的潮紅，火爆的飲食業構成了當今市場的虛假繁榮。在形形色色的酒樓上，暴發的和寄生在公款宴請上的美食家們越吃越饞，吃紅了眼：
•一個從海南回來的大亨告訴我，在那裏，只要肯花錢，什麼都能吃到，從鴿子肉到天鵝肉，從熊掌到穿山甲，山珍海味，應有盡有。
•有記者報導，在湖南某旅遊景點，猴子被活生生地敲開頭蓋骨，現場供應鮮猴腦。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