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回到即将搬迁的姥姥家，又看到当年一直觉得神秘的那二层小楼，我不禁诧异，想问：一层够住的话为什么还盖双层,其实当时有这建筑技术和资金,但习惯平房的农民无意改变现状,受太久贫困社会主义思想压迫的农民中才有几个勇敢的人向往富裕新生活,大部分胆小的农民还是把二层楼当作视觉上的荣耀,财富的展示, 而当时我姥家只在前院增盖了两间房,后来我姥爷和他的一个大儿子三个女儿所挣的钱已能在前院接盖起一幢二层楼,古时家族聚居的思想令姥爷想把儿子女儿孙子外孙建立起的家庭都集束在大院内,但受到了隔院的阻挠,以太近挡光为由,若说因此我家才搬到市内,过上美丽城市生活,那是历史观的陕隘短视,若说偌大一个家庭人心分裂,接着分别被旁边的大城市并入,也是无咎的历史怪责,一方面我们鄙视旧社会的贫穷,也因肚饿缩减了贫穷生活中追求丰富的精神生活的能量,现今物质生活的极大满足令所有从贫困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深感自豪与满足,他们感谢既正面制造贫穷又反面创造富裕的政府赐予的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当他们回头来批判唾弃贫穷时,却只说物质的缺乏,却从不指向政府的配给制,另一方面我们怀念家族群居生活,崇尚中华五千年家族长老制的生活方式,抵触城市中心生活方式,但造成生活水平巨大差异的城市农村人口户籍制将越来越多的农民吸引进城市中来,而固守家业的长子却一直陷在贫穷的囹圄里,农民何过?城市又因何独享丰富物质的美果,当我们深究造成一切人类活动表面现象的巨大反差的最终根源时,所有的罪责都将指向制造不公平政策的政府,我们只能感叹是物质生活的奴隶,被金钱蒙上眼罩,绕着流淌果浆的磨盘,被政府鞭打着,作永世的旋转陀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