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六四凌晨，我写作、朗诵并录制了长诗《大屠杀》，作爲对北京血案的同步回应。当吼出诗的结尾句：“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屠杀中只有狗崽子能够幸存”时，在场的加拿大汉学家戴迈河竟抱住四肢趴地的我，狼一般地凄声嚎啕──这一场景断送了我作爲诗人的前程，也粗暴地涂改了一批地下诗人的命运。

   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罪名，我被判刑四年；其他二十多位涉案者分别在牢里呆了两年、两个月、一个月或几天不等。我没有享受过政治犯的待遇，在看守所，我自杀过两次，转了四个监舍，亲密接触过二十余位死刑犯。我受过背铐、电棍、绳索、耳光、拳头的驯化，有一次，我因爲唱歌被狱警听见，就被提出监房，光脚蹲在滚烫的太阳地里，罚唱一百首歌。感谢上帝，我的记忆力超群，唱至三十多首就卡壳了，于是狱警命令几个劳改犯人把我按翻在地，用呼呼飞旋的电棍戳入我的肛门。我还能说什麽感谢话呢？生活多值得回味，我居然在胯间的阵阵炸裂中还能叫出文革中的时代最强音：“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在牢里，犯人不准直起腰来跟狱警说话，天长地久，我就养成了狗一般蹲著的习惯。但我的心灵没有蹲著，它象鸟，甚至比鸟飞得更高；它在越狱，在没命地逃跑；它穿行在六四遇害者的冤魂中间，并与他们一道寻求遥远的自由。子弹追不上心灵，于是我在最后一年的刑期里，拿起笔写作，并跟一位80高龄的服刑和尚学会了吹洞箫。此时作爲诗人的灵感已一去不返。

   连诗皮也被扒了，我只剩下血淋淋的骨头和筋。周围的人也只剩下这些，于是我照实往下写──这就有了五卷本长篇作品《活下去》的开端，有了三卷本《中国底层访谈录》和其他散文作品的开端。狱内狱外，这两个系列的著作耗掉我十年光阴。

   我承认，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很可能把老本赔得精光的赌博，但是我这种记忆良好，擅长揭人老底的废物能干啥呢？出狱后，人们早忘记我是怎麽进去的，几乎所有的文学界故交都与我划清了界限，那些标榜先锋或前卫的经院评论家们，与官方构成的默契是： 自觉一次次改写书面的历史，检查并剔除我这类的异端的名字。

   我承认，这对我情感上那丁点残有的文学虚荣有所损伤，但彻底让我告别“诗人”或“作家”的是一则足以引起人民公愤的谣言：“廖亦武是疯子、狱霸、变态狂，他居然强迫同监囚犯舔他的生殖器。”──在1998年，我主编《沈沦的圣殿：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以此洗清浑身秽迹，变相说明自己与精神病无缘之前，这则谣言广爲传播，几乎成了广大文人们从道义上置我于死地的铁证。

   六四亡灵在上！我是个苟活的狗崽子，在政治和生活的双重暴力下，我四肢趴地矮下来，但我有脊梁、有血、有眼泪，我以后不希望别人以诗人或作家这样的名称来侮辱我。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底层见证者，只比那些看见了听见了受够了煎熬却无以诉说的大多数中国人幸运。我没有失去对诗歌、散文作品、对话、故事、音乐、窃窃私语等美好事物的感受能力，没有失去世俗的人间真情。

   更重要的，我没有失去与生俱来的，剥夺不去的尊严和荣誉感，这也是我乐意接受《倾向》奖的主要原因。

   谢谢独立中文作家笔会，谢谢《倾向》，谢谢各位同仁及朋友。

   2002年6月 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