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作品选编：寻访北京上访村

寻访北京上访村


   廖亦武
    “是你欠了两个月的房租没交吗？是你
   　　　　凭一副可怜相在这儿招摇撞骗吗？”劈头盖脸
   　　　　不由分说的一顿毒打。围观者齐声叫好
   　　　　吵嚷着送派出所。“啊打吧打吧！打死我吧！”
   　　　　反正我不想活了。从眼眶里流出墨水
   　　　　从哭泣里学会写诗；从陌生的人群中学会装鬼
   　　　　从北京，哦，从北京这只空酒瓶的底部仰望天空。
   　　　　——引自底层诗人曾德旷的长诗《殴打》
   一
   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５日中午，我乘列车抵达北京，按老习惯，住入元大都故址附近一位老朋友兼赌徒的家。稍后，与众多旧人共渡了旧历年关；再稍后，我与艺术家高氏兄弟通长途电话，约定了碰面的时间。
   此前，我和高氏在成都和济南，一南一北，两千里路的两端，同时上网搜索北京上访村的条目，并同时对署名“上善若水”的文章——《上访村，谁的眼泪在飞》产生了兴趣。我的兴趣读者们也许理解，因为这在已进行了两年的《冤案访谈录》的范围以内；而高氏的兴趣在普遍回避政治的观念艺术界，却属于超出范围的异端，或革命加异端。他们不玩两性关系和东方神秘，却老是在街头巷尾出钱雇民工、乞丐，拉拢其投入艺术活动。在某一年除夕，他们曾邀请了两大桌露宿街头的乞丐一起吃年饭，并把那些脸暗拍下来，合成一个观念作品——《与无家可归者共餐》。
   由于网上文章均未标明上访村的具体地址，只以方圆多少里来概括，所以，我又给不少以关注民众疾苦的道德文章而著称的学者打过电话，均无结果。最后，我想起湖北籍酒鬼余世存，他主编过《战略与管理》，消息来源甚丰。果然，电话一去一来，老余就敲定了。
   ２月７日早晨，已经阳光明媚了好几天的北京令人神清目爽，柳树发芽了，坚冰正在融化。我，高氏，还有诗人陈勇和回地，同余世存在五星级的建国门饭店见面。神通广大的老余请来《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储百亮做东，于是大伙利用美帝国主义的公款吃了一顿广东好饭。席间，老余作了介绍，我与储百亮聊起来。他驻京８年，普通话地道，那种带“儿”的卷舌音，令我等川耗子汗颜。更令人惊诧的是，他把上访村“摸了个底儿透”，哪儿进哪儿出，假上访和真上访，桥洞和旅馆等等。他还随手画了一张路线图，并特别强调“铁路以南”。
   很遗憾，储先生是一眼就能辨出的正宗老外，不可能给一群中国人做上访向导。为缩小目标，余世存及陈勇也留下了。我捏着巴掌大的美式路标，与高氏、回地一道打车上路。都市繁华纷纷退却，２０多分钟之后，路面开始坑洼起来，尘土飞扬。大约过了一座公路桥，沿着倾泻着垃圾的肮脏河岸，北方的天空和地貌显现出它荒凉的本质。我们在陶然亭一站下车，向路口的几个人打听上访村，他们均习惯性地笑着，不接话茬，却反问我们是不是外地来的，住不住旅馆？一个面色粗砺的妇女还拍着路旁的面包车说：“专门接送。”高氏随口问价，回答是２０元至５０元不等。高氏说：“我们要找最便宜的上访人员住的旅馆，就是一宿３到５元的那种。”周围的人打量着我们还算齐整的衣着，哄笑起来。妇女说：“最低１５元，再低就没赚的了。”我敷衍说：“你留个号吧，回头打电话给你。”于是妇女叫一个更加粗砺的北方汉子留了手机号，并且指出：“你们不是上访的。”高氏说：“怎么不是？这地方我２５年前就来过。”
   高氏没打诳语，他的确在２５年前，为了父亲的平反昭雪来过这里，他还依稀记得这路口，拐进去，就是一条深２００多米的死胡同。高氏边走边拍照，并让我留意斑驳的老墙间的文革遗迹，“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二字辨不清楚了。不过这倒是眼下处境的写照，进入这条上访胡同的人，似乎一生都“团结、紧张、严肃”，而“活泼”的多余的尾巴被国家给切除了。
   胡同右边还有印刷厂和印刷公司的招牌，看那衰败的痕迹，要么是６０年代一直苟延至今的老国营企业，要么是８０年代残喘过来的乡镇工厂，我怀疑里面是制作盗版书的窝点。紧挨着这窝点，还有个打着饭馆旗号的窝棚，卖大饼、馒头、干饭和炒菜。这是上访淡季，老板，小工和一条脏兮兮的狗都无精打采，全无城里饭馆拉客的热情，可见其不愁没生意做。
   往里再行几步，就到头了。普通得过分的大门，看不出这是国务院的信访处，倒有点像一县级的职工培训学校。门栅闭着，我就领头从侧口入，不料被戴红袖章的门卫拦截，并棒喝一声：“干什么的？！”
   高氏答：“找人。”
   “找谁？”
   “找来上访的舅舅。”
   “进来说清楚！”
   我辈闻风丧胆，连称“不必了”。门栅内，好几个红袖章关注着我们，而左侧停着一辆面包警车，司机正抱着方向盘装睡。此时我才看见门外的两间平房，监狱的号子那么大，紧凑的窗户竖着铁栏，其中包含两个巴掌宽的窗洞，像１９５８年公社食堂的饭窗。这就是所谓的“人民来访接待室”，功用不过是收取材料并填表格登记。
   我记得位于成都文武路的四川省高院信访处也在大门旁边，面积不足这儿的一半；而中国各地的法院审判庭都巍峨、庄严，似泰山压顶，令人联想到古罗马凯撒时代的殿堂。相形之下，这“人民来访”的地方犹如积满蛛灰的狗洞。
   这是一个休息日，政府似乎消失了，而被各族人民统称为“二政府”的红袖章在警界线那边，暗示着几十年前“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毛时代。而上访的人们，从巷口到巷尾，东一堆西一堆，如祖国皮肤上治不好的牛皮癣。他们都持有一个齐腰深的盛满上访材料的编织袋，这种源于日本的原始化肥口袋我小时候就见过，上印“日本尿素”，据说是田中角荣首相首次访华带来的“日中友好”的礼物，特别结实。可谁能想到，它的寿命竟敢长过毛、邓、江，目前，法律意识禾苗般生长起来的乡民们，又拧着它，走进了胡时代。
   由于较为入时的穿戴和长相，在这条光阴倒流的巷子里我们不被理睬。我写过１００多篇对话，在这儿却插不上嘴。上访者，一律的蓝布衣裤，一律的焦枯的脸，或坐，或站，或行，如冬日阳光下的幽灵。偶尔有风声，偶尔有露出袋沿的纸页被风卷跑，于是那人就爬起来，无声无息地去追。秃枝也在房脊上晃动，最高的纸页挂上面，灵幡一般哆嗦着。诗人回地说，那大概是递给上帝的申诉材料吧。
   高氏靠近一位北方老大娘拍照，她埋着头，与地上的字纸混淆一体。我们轮流与她搭话，她却沉浸在自己的意境中，把字纸一张张码齐，嘴里还念念有词。我蹲下去，只瞅见“冤情陈述”四个字，老人的破袖就掩住了。
   警车鸣了两下嗽叭，我们被惊醒了。“走吧。”我说，“这儿什么也访谈不到。”
   出了巷口，我们又碰见那些拉客者，此时那个妇女问道：“你们是记者吧？”
   “不是。”高氏答。接着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们不上访？”
   大伙又笑了。其中有人说：“瞧你的脸白白胖胖的。”
   “白白胖胖就不上访吗？”我不服气。
   “也上访。”妇女说。“但那些脸是苦的，是愁的，一瞅就知道。”
   二
   隔着冰封的宽阔河流，彼岸楼群如正驶入无尽时空的豪华游轮，而此岸的３个人却左顾右盼，向有限的街沿寻觅着。大约１００多米的陶然亭老墙根下，展开了含几十人的乞讨或上访的露天社区，有的锅碗瓢盆都带齐了，饿就随地掘个灶坑煮食，困就靠墙根倒卧，没头没尾地裹进砖头般生硬的被子里，面上再罩一层塑料布。而几米之外，就是车水马龙的街面。
   我们在这种半人半鬼的流淌风景里显得不伦不类，往往刚要开口说点什么，对方枯柴棒子一般的黑手就直送跟前：给不给钱，你看着办，别废话了。
   在半个多小时的搜寻中，我们还撞见了几个初来乍到的上访人员，衣着像７０年代的生产队干部，他们居然向我们打听“哪儿有便宜的旅馆”？我们还在一位摊贩的指点下钻了桥洞，结果空荡荡的。据说这儿曾聚居好几百人，是个免费的吃喝拉撒地。可惜春节前政府重拳整治，出动几辆大卡车，把上访难民统统弄到东郊昌平县挖土筛沙去了。
   这一时段记忆最深的是一位贵州老大爷，来自黔南山区。当他柱着打狗棍，从墙边凸现时，我随口问他上哪儿去？不料他却站住了，并用与四川话相近的贵州话回了句“啥子”。于是我们隔着两道铁栏杆吼开了。老人已７７岁，浑身烟熏火燎，可腰板硬朗。他当过彭德怀的兵，打过国民党，并在朝鲜战场出生入死。后来彭老总倒霉，他受拖累回老家，“我们那个地方嘛，离公路还有半天路，”他说。胸前的军功章在日照下忽闪着古董的暗光。
   “我见过世面，就代表全村群众来上访，”老人比划着，嘴里竖一颗孤零零的黑牙，“转了十来天，车到北京，又摸了五、六天到信访，材料递上去了，等得人心焦嘛。”
   “你回去等嘛。”
   “回去就出不来了，乡头搞计划生育，一超生就罚款，想钱想疯球了。你不交，就扒房子，杀耕牛，砸东西，收土地。好凶哦，还捆人。这是共产党的世道哦？我这个老共产党，看不惯，就要向上反映群众的疾苦嘛。还说影响不好，到处堵我。我是哪个？彭德怀的兵！身上有弹片，胸口有功章，几十万敌人都堵不住，几个村乡干部还收拾我？”
   “现在政策变了，允许生二胎。”我提醒道。
   “狗日的乱搞嘛。”老人一愣，继而恍然大悟。
   “你回去嘛，在外头生病咋办？”
   恰好一辆卡车过路，老人没听清，就抬棍划了个半圆，答非所问道：“我就在这一带到处住，就当年轻时蹲战壕了。”
   话别老人，三五辆号称“京牛”的机动三轮围了过来，都称知道上访村。惊喜之余，我们二话不说就打开了背靠驾驶座的三合板嵌成的密封笼子门，笼内为亲密无间的情侣双子座，眼下却硬塞进三个男人。司机在外头通通连踩五六下，这种盛行于各地的鸡婆车才崩崩崩地吼起来，蛋门乌烟瘴气，笼中刹那弥漫开刺鼻的柴油味。我与回地不得不互相搂抱，他说有点晕，想吐；我说如果旁边是女的，你就不想吐了。高氏半蹲半坐，还一直端着破数码像机，手肘在我们的膝盖上磕磕碰碰。“到哪儿了？”他正猜着，车却轰隆蹦了个高，我们的头都撞了顶箱。
   跳坑之后，又是上坡、红灯和拐弯。我逐渐适应了，觉得偷渡就这滋味。回地反驳道：“这种速度也叫偷渡？等到了西方，你我都８０岁了。”
   下车付过５元，我们开始踢腿伸懒腰，呼吸带垃圾味的新鲜空气。蓦然发觉没走多远，始发点就在对岸，我们不过绕冰河兜了大半圈而已。
   接下来有点像行为艺术，高氏戴军帽披长发，我光头，回地介于两者之间。我们在热闹的街上逮住人就问：“附近有没有上访人员住的便宜旅馆？”都答有，但又指不明确切之处。我们来来回回耽误了不少时间，情急中擅自闯入了两家夜总会，三家小客栈和几家当街为铺面的单位。其中有个打着“招待所”招牌的黑店犹为可疑，门脸狭隘，阶梯曲折狭长，上了里咕隆咚的二楼，才见一平米左右的服务台。我们与登记小姐打了个照面，她问：“住店的？”高氏应道：“多少钱一晚？”她答：“有５０、２０、１５。”高氏道：“有更便宜的吗？就是上访人员住的那种几元店？”小姐生气了：“没有！你们要住就出示《身份证》。”并且强调：“这儿没上访的！从来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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