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吴小曼
   被采访人：老威
   

   采访手记
    第一次见到老威是在3年前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地点是在黄亭子酒吧。与会的人很多，上去朗诵诗歌的人也很多，但朗诵的效果基本都是阅读。老威不是这样，他在那样的场合选择了吹箫。忽然之间整个大厅鸦雀无声，仿佛是来自天籁，先是低呜，接着是咆哮，是一种穿透肌肉的凄凉，马上是骨头。这种冰冷的感觉一直伴随着我直至朗诵会结束，后来我们只是留了一张名片。我觉得他那时还被太多的恐惧包围着，他的血管里流的已经不是血，而是冰碴。
    这次见面却有所不同，他的《中国底层访谈录》出版，他应邀来到北京。他依然是光头、黑须，但却温和多了，我不知道他这种温和是来自他的婚姻还是“中年发福”，总之，他是温和多了。虽然他的眼睛有时流露出的还是那种洞穿陈腐之气的光芒，但这种光芒一定是经历过很多磨难而又被上帝点燃过的，他才会有那样的仁爱和悲悯之心，让那些自然生存的个体有言说自己的机会。
   
   记：我记得在80年代你是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你甚少露面。如今你却成了一个底层见证人，请问两种角色有什么不一样?
    老威：不一样，很不一样。这种变化与我的生活经历有很大的关系。现在与80年代的环境不一样。在那时，我是怀着文学野心在写作，比较具有侵略性。而人生的一次变故却改变了我，它逼着我重新审视自己。
    我从文坛被放逐，沦落了，很多的朋友都离我而去，只有父母还关心着我。由于久病初愈，生活无着，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靠卖艺为生，无意中接触了很多底层人，我与他们交往，发现他们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我有意记录下来。它们渐渐改变丁文学中的我。其实，底层人也是人啊，有思想，有血泪，有无以倾诉的孤独，但这个世界却永远听不见他们的声音，构成这个社会的大多数被掩埋在成功者的泡沫中。我想让他们的声音被更多的人知道，这就是我的工作，我觉得很有意义。
    记：你的工作本应该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做的。
    老威：不一样。新闻工作者扮演的是社会良知的角色，他们只对事件感兴趣，而我是对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感兴趣。我想寻找到被新闻所掩盖的真实。
    记：这是不是有点像一个掘墓人。
    老威：是的。我就是要挖出那些被日常新闻所遮盖、掩藏的东西。
    记：你总是想挖掘出人的内心世界，这与你同时代的作家完全不一样，他们的写作是尽量在回避人的内心生活，好像你早期的作品与他们的区别不大，你是怎样从这种写作中分离出来的呢?
    老威：这主要是个人的经历，其实有的东西不需要你去怎么创作，而是把它还原就很感人，我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故事。而现在，作家、诗人都生活得很精明，他们就知道怎样与世界的一种潮流寻找到一种对位，怎样把对位了的东西向世界推销，怎样挖空心思与诺贝尔评委及汉学家拉关系。他们的心思主要用在这个上面，人家需要什么，他就提供什么。这完全不像80年代的我们，那时还有文学梦想，如今却是一个商业炒作的亚文学时代。到了我们这把年龄，智力相当成熟，已经是老谋深算，哄哄老外完全不成问题。拿某某的“中年写作”来说，“中年”是一个非常油滑的阶段，各种关系可以处理得非常好。其实在艺术上，“中年”是最没有价值的一个时期，青年时可以什么都不怕，一直在路上走，而老年要面对孤独和死亡，里面蕴含着诗意。只有中年是个非常世俗化的时期，欧阳江河把这种东西提出来，我认为恰好是他个人生活的一个写照，中年人擅长运作，却没有艺术审美的价值。因此，我不愿意与同辈诗人为伍，全是文质彬彬、儒雅的小人。这与做生意没有差别，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也差不多是他与马跃然勾兑得好，李锐、莫言在国内，差一把火候，所以没得上。一桩文学生意又成功了。美元很诱人，而文学的崇高感却被完全消解了。
    记：请问你的文学观念。
    老威：我没有什么文学观念。我认为见证性永远是第一位的。你不能作一个清官，把别人怎么样，一个作家只有一支笔，它永远无法改变社会现状和历史进程。但作家有一个好处，他能耐得住寂寞，他能把真的东西记录下来。你们也许认为这是一个记者的工作，但记者不能提供一种精神见证。这种见证可以当资料，可以给社会留下尽可能真实的东西。就像索尔仁尼琴一样，他的《古拉格群岛》现在成了历史一份宝贵的资料。前苏联虽然解体了，后来的人也许会认为这个东西过时，但是通过《古拉格群岛》可以看到人类经历过的灾难，人们再也不能回到那种灾难中去了。而为什么还有很多人羡慕文革，那就是没有一本像《古拉格群岛》那样一种对灾难全面描述的书。如果有这样的描述，有这样一种全面的权威的资料警示人们，就没有人愿意回到那个时代。这就是作家所能起到的最大的作用，我们不能期望太高。虽然我的东西不能与这些伟大的作品相比，但是若干年后有人考察这个时代，可以作为活生生的资料。
    记：你现在已经不去考虑写作能给你个人带来什么了。比如荣誉、金钱、地位等?
    老威：也不完全是这样。我是从底层中爬出来的人，我与大多数人一样，觉得钱多还是比钱少好，钱多能办很多事，从它为我提供了一个资源。这本书从市场反映来看，它适合不同层次的人阅读，任何人都可以看，但并不是很简单的看，这点我很欣慰。当然它也可以养活我自己，这与我当时卖艺没有差别。
    记：你病了几年，出来时，究竟是怎么生存的?
    老威：我觉得没有对不起谁。但我出来时没有听到这种评价，社会就像荒漠，人们就像躲瘟疫一样躲避我，生怕与我接触，十几年的朋友都不上门。当然周忠陵是唯一的例外。我当时觉得这个世界比医院还可怕，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文坛上的势利，知识分子所谓的“正义感”只是纸上的正义感，实际上每个人都很自私。我完全被一种恐惧感压迫着，要做出一点自己的事非常不容易，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卖艺，这件事我作了一年多。
    记：你认为你的作品完全做到了真实吗?
    老威：所谓真实性有很多种角度。比如莫言、余华也认为自己的作品具有真实性，其实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作品是真实的。只要这些人想想自己的生活，与我采访的人物对照一下，他们公开的身份是什么，他们私下是什么，两者比较，他们就会觉得我作品的真实。
    这些其实都是我与他们无数次接触、交流，然后再整理出来的，我基本上把这些东西还原到我认为的一种真实，这是一种还原，不是一种采访。
    记：我们用照片不是更真实吗?
    老威：照片只能照出人的表象，不会照出人性的真实。照片的震撼远远没有你与一个人在聊天中不经意讲出的一句话那样具有震撼力。
    记：你是想做文本尝试还是想做这些“底层人”的代言人?
    老威：我没有要做这些人的代言人。我只是经过考察从上世纪初到20世纪末这100年来人的生存状态，但是也有很多社会学家到下面做过很多调查，像费孝通，也有很多人到乡下办学，如陶行知。我认为从40年代后，这种传统就变了，知识分子不得不放弃他的责任感与怀疑精神。我觉得这种断裂开的工作还没有人重新做，我在孤军奋战，而且在我做着文学梦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这种东西有意思。文学是写个人，是一种内心倾诉。比如童年，就一辈子围绕童年在写，但是没有想到别人的经历就是我的经历。人人都需要爱心、悲悯、关注，哪怕是对死刑犯残忍的描写，还是有特别的诗意的。比如碎尸犯觉得菜刀是一种爱，但如果他的环境再好一点，给他一条情感的退路，这种事情也许不会发生，所以我更多的是把这本访谈当成一种治病的医疗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