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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封旧信
一、致刘霞
刘霞：
你的信收到了。你应该少读陀斯妥也夫斯基。面孔越读越苍白，那种俄罗斯人的情绪太强太重。
我始终是你的朋友，无论这地球怎么转，只要有一天，你还想着廖胡子还活着，你都可以去找他。我也许同你谈不了多少话，但是我还有声音。我是个声音迷，这么多年在狱中，就是靠一种对声音的幻觉支撑的。我住了一个收审所，一个看守所和两个监狱，曾经在电棒、皮靴和马蹄铐下像狗一样趴着。我闹了两次自杀，至今头脑思考过度就有“转”的感觉。有时我觉得人并不怕死，怕的是痛、累和无尽头的麻烦。我痛极了就拼命嚎，嚎能抵抗痛，真的，写字不可靠，说话也不可靠。上苍还是有眼的，它让我在最后一座监狱遇上了我吹箫的师傅，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和尚，复姓司马。那天下午我听见有幽幽的哭声，我想尽办法绕出去，看见那老头靠在墙上吹一根棍子。我就站在那儿听，我的心也在吹那棍子，和尚停吹时我还发楞。他突然问我：“你想学?”我点头。他说：“你要找支能吹的箫。”
这老和尚一天说不了三句话，我跟他学。最后他说我是他唯一可以传世的徒弟。出狱时我被隔离起来，只好吹一首“望”告别他；隔了好久不见回，于是又吹了一首“客”，又隔了好久，师父吹过来一首“天下同”，又叫“大开门”。
出狱就是无尽头的麻烦。阿霞现在已成为在现实中勇于拼杀的女人，然后是妙妙的抚养问题，然后是朋友之间的无话可说。阿霞说她三十多岁还没有安定的窝，她又说我必须挣钱抚养妙妙。她否定蔑视我们的过去，这需要勇气，她最讨厌的就是我吹箫，于是我不吹。我的心灵深处还在爱她，但我无法按照她所需要的方式爱她。
一个人时，我常在家里用两到三个声音自问自答：“你好呀!”“好个屁！”“怎么啦!” “他妈的!”“麻烦!”“野兽！”“我是丈夫！”“妙妙他爸!”“夜总会！”“钱，钱是你的命!”“我要革命!”
半个月前，我忽然抽出箫吹，居然没气儿了。它不响了，箫开始恨我，每一只孔都盛满空洞的泪。
“箫饶恕我!老和尚，你别咒我!”
我现在正恢复我的箫，吹“客”、“旅”、“望”和“山中”。在这个灰蒙蒙的城市里，喧嚣着无边的商业浪潮。我多想要个家呀，为了要个归宿，我宁愿投降，放弃精神的厮杀，过简朴的生活，喝清洁的水，听清洁的话。但阿霞是坚定的，除非有一天身体完全垮掉，她是不肯收阵的。
我的箫是柔软的，只有深夜它才像薄薄的刀刃。刘霞，我的朋友，有一天我会吹不下去吗?我真担心有一天我会吹不下去。
人是极容易被伤害的，如果我伤害了谁，也是违背我的本意的。亲爱的刘霞，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你会很快忘掉吗?希望你这辈子只记住我的好处，哪怕这种好处只有一丁点。
廖胡子
94.3.26
二、致黄河清
河清兄：
读了你的信很感动，时光在你的诚恳中倒流了，犹如在80年代，我与我的地下文学的同道们，为了一首诗、一篇文，常常争论一个通宵，那时我们多年轻呵，多单纯，多理想啊，而现在能象你这么列出许多条“反对”意见的人，已属稀罕，你有一颗水晶般透明的心，我愿意永远拥有你这样的朋友。
你的意见我都仔细想过了，但我寄《证词》给你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让你看一部“整个民族和世界坐标上”的鸿篇巨制，而是为了朋友间的沟通和理解。记实作品不比其它文体，作者必须努力还原（虽然这种努力会下意识地用心太过）当时的场景、语言、心态，这样作为一个“个人历史”的见证者，才勉强合格。我希望你能看出我的厄运的原点——一个诗人，一个玩世不恭的诗人的自毁、堕落和脱胎换骨，所有的文学野心在专制之下都是不堪一击的。明天是清明节，在我为我姐姐的在天之灵烧纸祈祷之前，我发誓，我没有作伪证，我曾在写作中，公平地对待每件事和每个人，不管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女人还是男人，我都尽力还原到我所看见所经历的真实，虽然在这一过程中，难免偏执，难免因我的人性上的种种缺陷而使用了所谓道德尺度。
道德判断在现实生活中是必要的，在没有宗教感的国度，一个人必须守住起码的道德底线，使自己不变成被实用主义操纵的畜生；而在文字当中，道德判断往往成为人性挖掘的障碍，它往往以精英化的激情，非此即彼的对真理的占有代替或歪曲细节，人的日常活动不是这样的，监狱不是这样的——虽然绝大多数囚犯对将来没什么指望，可生活照常进行。
直到现在，我还习惯于戴着微笑的面具讲述许多残忍的事，我竭力幽默（也许不，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骨子里有那么一股不可救药的幽默劲），哪怕眼睛里已含着泪水，或内心已颤栗不已，我也要笑着往下讲。我流淌着四川盆地的血，天性中潮湿、温和、自我解嘲，但有时会突然发火，气得说不出话，于是我就会动刀动枪，十分血腥和暴力——我的灵魂因被迫害被压抑而充满了毒素。写作对于我，就是一种缓慢的排毒过程，在这个世道，文人还能咋样？我想逃跑，想得发疯，我随时有可能失去自由，但是我要赌一把，我要在阳光中，在文字中，竭力平静地笑着，讲述着，我要健康的象某个普通的中国民工，健康地活下去。暴政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变成一群愤怒的疯子，一群受情绪支配的病人，疯子和病人是没法对一个体制，一段历史说出什么的。
哪怕把这条命搭上去赌博，我也要活得健康；哪怕明天警察就到我家里来，带我走，我今天也要把这封信写了。等着妻子宋玉下班，一起回父母家，陪多病的父亲吃晚饭。我永远也不会讲！但黄河清，我的远在西班牙的朋友，我却对你讲着……
正如一个上访的人，笑着对我讲他已上访了一百多次；而另一个，笑着摸出他的判决书，他坐了三十四年牢，刚判刑时，才11岁！每个人都被一种盲目的力量朝前推，当你有一天回过头，生命已无可挽回地破败了。
亡灵在上！我要与暴政赌一把，活着，健康地笑着。
你的朋友 亦武
20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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