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作品选编：《中国冤案录》选登：被抄家者廖亦武

《中国冤案录》选登：被抄家者廖亦武

   采访缘起：这是一篇自访。
   我原以为借用谈话的体裁会使千头万绪的记忆得到梳理，可没想到，仍然遗漏了许多东西，例如1968年的一个冬夜，我妈妈曾被查户口的街道民兵当作逃亡地主带走，还顺便抄了家。当时我们在成都没有落脚之地，只好暂时租借九眼桥外红瓦寺的一处熟人房屋，仅九平方米。
   旧事重提有何意义呢？在时间的长河里，不同朝代都有挨刀的人，出血了，越淌越淡，你能辨别出血与血的差别么？刀从伤口里抽出来，你能辨别十年前和十年后的凶手面孔么？
   混淆了，生锈了，在此之上，新一轮的国家强暴理所当然地拉开幕布……
   老威：最近又被抄家了？
   廖亦武：12月18日早晨六点多钟，天还漆黑一团，我刚入睡两个多小时吧，电话铃突然响了，并且不间歇地响了四、五分钟，接着，擂门声大作。宋玉惊得一弹而起，而我也相随着边提裤子边出卧室。这很像某部恐怖片里的镜头，电话铃和擂门声交织着，而室内主角如无头苍蝇乱转。
   老威：你老婆没吓着？
   廖亦武：她还算镇定。跟着我这种人，就得习惯和警察打交道。《古拉格群岛》的开篇，描述了若干捕人的场景。推而广之，宋玉见识过其中几种：例如回门婚宴之前，新郎眨眼间蒸发掉，只剩强装欢颜的新娘款待满座宾客；例如我明明与朋友相约烫火锅去了，却整夜不归；还有不胜枚举的神秘失踪……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给相关友人打电话探询丈夫下落，然后等待。所以，这次她很快恢复平静，对镜梳妆，准备上班。直到屋里站满了便衣警察，她方正面从带队的科长手里要过《传唤证》和《搜查令》，仔细验收，还笑眯眯地说：“《搜查令》也应该一式两份吧？”科长答：“就一份。”她质疑说：“咋会呢？商场买东西的凭条都一式两份，出了问题我好找你。”科长声色俱厉地说：“搜查不是逛商场，扣押的所有物证，我们都会依法给清单。”宋玉还要犟嘴，我急忙拦住，让她快去上班。临出门，她还把两颗感冒药放在桌上，叮嘱我别忘了吃。警察对她的评语是：“小小年纪这么厉害！”
   下午5点多钟，由于没弄到他们需要的证据，我被释放了。宋玉说，她作为家属准备在明早去《传唤证》标明的“抚琴派出所”依法要人。稍后几天，我们多次探讨平常无暇涉及的大问题，如“这辈子咋办”？如康正果、刘晓波、王力雄等朋友有理想有抱负有知识品味，而我只是个啥都谈不上的饮食菩萨，等等。我竭力狡赖，于是，曾当过学生干部的我家主妇站在床前宣布了她深思熟虑的结论：“你这种人根本不适合结婚。”
   老威：你居然笑得出来。
   廖亦武：生存如此艰辛，再不笑口常开，苦瓜的命就注定了。哪怕笑容只是面具，也要时时挂脸上。小时候，你我围观过多起死囚五花大绑，游街示众的群众场面，过一阵，啥都忘了，可某个刀下鬼的当众粲然一笑往往会留下来，并长期成为街头巷尾小民的谈资。所以，抄就抄吧，八个便衣，分两批闯进来，又能怎样，我还得笑。电脑被抱走，里面存有几百万字的文稿，而我心里想，他妈的，不管情不情愿，我都是中国唯一的专门为警察而写作的文人。在一次次抄家中，他们拥有了80年代至今的我的所有作品，包括情书、便条、获奖证书、老照片，甚至有从便纸篓里翻出的臭哄哄的废稿。这一回，他们又荣幸地成为小说《活下去》第三次修改稿的首批读者，并且破译了《底层》和《冤案》的艰苦的成稿过程，重温了《死城》《安魂》《屠杀》和《古拉格情歌》，还能系统地研读相关的评论和新闻。
   在这6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搜查有条不紊地进行了3个多小时，阳台、客厅、书房、卧室及不少卫生死角，都细细地梳理过了。有两个小伙子待在书房迟迟不露面，我心怀鬼胎地赶去充任书架向导：“这是我姐姐，88年死于车祸。”我客气地介绍完毕，就从他们手里抽回像框和其它照片。“我们不会要，”小伙子温柔地解释，并且补充一句：“其实你姐姐非常漂亮。”
   我趁势重点介绍照片、字画、洞箫及部分名著，有意无意地干扰便衣的视线，但明察秋毫的眼睛依旧相中了境外印刷精美的非法杂志《倾向》全套，共九本，《今天》一本，徐文立、魏京生、刘宾雁以及中国民主党的若干文字资料。黄翔的书拿起来翻了翻，又放下了；那份《告全国同胞书》，他们不知从哪个抽屉里找到的，日子一久，我就忘掉了来源。“寄来的？”他们激动地问，“信封在哪儿？”
   我多年以来，就丧失了收藏信封的兴趣，所以感到对不住人民政府。我只好用不断的赞美来变相表达由衷的歉疚，我说时代变了，警察同志也一改几年前凶神恶煞的传统造型，变得平易、细致而有耐心，这从抄家中能看出来；我主动把大叠的违禁资料往虎口里送，盼望能从牙缝里剩些零星。当他们提出替我收拾一下满地狼籍的东西时，我连说“谢谢”，其实是担心再翻出什么来。我甚至厚颜无耻地吹捧：警察比我这种害人虫更适合成家，如果同志们把工作中的体贴入微用在家庭，天底下没有女人不为之倾倒。
   警察大概被我感动了，出门前还叮嘱我锁好房门，谨防小偷。我点点头，并且建议：我这种不爱国不爱家还总是制造麻烦的野狗最好是放出去咬外国人。
   一伙好汉浩浩荡荡地下七楼，上了三辆警车，小区里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这儿。好在这年头，刑事案件太多，人们不会大惊小怪。进派出所后，警察就兵分两路，审人脑和电脑，结果电脑比人脑的问题大，各方面的专家要会诊、定罪。目前，我暂时是《中国冤案》网上连载和系列政治签名的嫌疑人，至于到底有多少网站转我的文章或“签名”，我一个网络盲哪里晓得？
   老威：你刚才说时代变了，抄家的传统手法也有所变化是吗？
   廖亦武：说来话就长了，古籍上记载的多如牛毛的“查抄家产”的案例不用提，近代不用提，单就说“新社会”这几十年，在大小数百次的政治运动中，我国百分之八十的家庭恐怕都被抄过。巴金先生曾公开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我以为范围过于狭窄，有那么一天，这块土地上会耸起一座政治运动博物馆，而文革只是它的一个分馆；人们还将树起一座“思想犯罪纪念碑”，以取代目前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在诞生于未来的新的纪念碑上，将镌刻几千万个思想罪犯的名字，每个名字都用一滴水晶之泪包裹，远远望去，那不是一座碑，而是一匹用永恒泪珠堆垒起来的寒光闪射的山丘。但愿廖亦武的名字也在其中，你找不着没关系，他已融化在那段历史中了。
   我还认定，在几十年后的政治运动博物馆里，抄家、监禁、批斗都该列为单独的学科，至少要有专门的课题，例如“抄家学”，如此浩若烟海的工程，其资料的收集、整理、分类、鉴别和研究，就将动用上千名教授及勤杂人员，其学术规模不会亚于北大。
   老威：你这是由专制机器压榨出来的诗人想象，落不到实处。因为以此类推，中国将来会凭空竖起各种名目的博物馆和纪念碑，如“土改纪念碑”，“三反五反纪念碑”，“胡风案纪念碑”，反右、四清、大跃进、大饥荒纪念碑，更少不了文革、四五、自由化或六四纪念碑，你目前在搞民间冤案，是否也要弄个中国底层或冤案纪念碑？当然，法轮功、民主党、藏独、疆独，碑馆都不能缺。总之，欠一笔帐立一座碑，我党目前已一屁股烂帐，那要立多少碑？我们的子孙后代在碑林中还活不活？
   廖亦武：你比我还有想象力，可惜，好了伤疤忘了痛是人的本能，你看我，被搜了没两天，案还没了结，却已经嬉皮笑脸与你站在这儿了。人们讨厌诉苦，同样的苦水多倒几遍，人家心里就暗暗骂你是“祥林嫂”，老讲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我家三代都被抄过家，我爷爷是个老地主，留给我的深刻印象就是吝啬。花生藏在柜里七、八年，都叫虫蛀成空壳了，还舍不得吃。一套衣裤，从夏天穿到冬天，极少见他换下来洗过。小时候，我在那颓败的地主院子住了两天，身上痒得厉害，想换衣服，却没有肥皂。最后是堂姐从树上打了几片皂角替代。
   爷爷从不坐车，80多岁，还走几十里山路到父亲的乡村中学来，遇上太阳天，他就边走边牵开大裤裆捉拿虱子，一不留心，裤子就掉下脚背。我实在想不通，世上有如此艰苦朴素的地主。爸爸说，50年土改，爷爷这倒霉蛋刚累死累活地挣够了40亩田产，上了政策线，就被工作组和乡亲们一致推选为地主。而同根同脉的三爷因抽鸦片败光了家产，却光荣地成为贫农。还领着大群人查抄了哥哥的家。
   两头耕牛，五头大肥猪，几十只鸡鸭都充公，并重新分配给穷人；几口粮柜全敞开，平日舍不得吃的大米、白面舀空了；跟着，陈谷子、麦种、苞谷、豌豆统统装口袋扛走，两千多斤窖藏红苕也刨了出来。那天，李家坪的穷人像过节，密密麻麻地在爷爷家里进进出出，想拿啥就拿啥。开头，工作组长还捏着笔记本登记抄走的东西，后来，人太多太乱，就登记不过来了。
   到了晚上，上百号人只有一两盏马灯，阴影中，连锅碗瓢盆都失踪了。当然，政策过场要走，在大家掘地三尺，挖出一盒金银首饰和两匹阴丹蓝布时，工作组长就当众宣布没收。奶奶因窝藏这些东西，被游乡批斗。她的几个堂侄辈还用麻绳捆了她。
   80年代末，我随父回了趟老家，在祖坟前拍了照。爷爷刚去世，而奶奶20多年前死于饥荒。据说当时饿得摇摇晃晃的人们仍不忘阶级斗争，涌进老地主家搜粮食，灶前当柴禾的玉米芯子被捡了起来，一把一把搓碎填嘴里。他们连泡菜坛子也倒空，没菜，就把咸水你一勺我一勺地喝了。
   奶奶死前爬到堂屋门前，坐在门坎上，一个劲地掉泪。田分了，这座祖辈留下的院子又搬进来了五户人。占了东西南北十几间屋，只把东南角的耳房留给爷爷奶奶。爸爸说，土改时他正在县城教书，老家有人带信来说“出事了”，他压根就没敢回去看看，他怕人告状，与剥削阶级家庭划不清界限。
   风头过了，爸爸才悄悄回了趟李家坪，给爷爷一些钱，让他们度过难关。被抄家之后，昔日的地主家空荡荡的，连桌椅都没一张完整的。
   地契烧了，《土地证》重新颁发，妈妈当时刚生了姐姐飞飞，在风雨飘摇之中，作为国民党将军的四舅又逃到这儿，找到了妈妈。我不明白这一切如何收的场，只知道妈妈从此十分痛恨爸爸的故乡——盐亭，他们俩吵了一辈子，每一次，妈妈的开场白总是：“狗日的盐亭乡巴佬，害了我一辈子。”
   1999年，我结婚没多久，四舅因脑溢血去世，整理遗物时，我意外地发现后来改嫁的四舅母陈挽礼于1980年4月9日写给他的信，称：“50年5月前后，新都派出所侯所长和一位姓杜的干部派人从我这里取走金壳手表一只，黄金四两，这几样东西系你送我的，表是在重庆用100块银元买的。取走以上物品的事，当时在新都派出所的干部中都可能知道。时日长远，也没有什么证明，好在你的事在新都派出所是立案的，我想不难追查吧。我仅提供以上情况，可以为你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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