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缘起
   我最早晓得《野草》是在成都学者肖雪慧的家里。记得时为1995年春夏之交的下午，我和友人李亚东前往位于西南民族大学宿舍楼的肖家拜访，闲谈之间，肖学慧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诗选对我说：“你是诗人，你晓得《野草》这群人吗？”我摇头，肖说：“他们从60年代就开始地下写作了。”
   我暗暗吃了一惊，却故作平静的接过那本过时的诗集，随手翻阅。相隔多年，其内容已经淡忘，却还记得诗集选编者为九九。肖说：“这个九九为国民党将军之后，长在新中国这几十年，吃尽了苦头，却突然于70年代末时来运转，去香港找到父亲，并继承了遗产，成为某某集团的董事长。”
   后来，我上海外的网页时，读到过九九《魂断台北》的片段，也有些打油风格的诗，但由于20世纪80年代留给我的现代派文学的偏见，就本能地忽略了其中透露出的某种尘封已久的顽强信息。
   1999 年5月在国内出版的《沉沦的圣殿——20世纪70年代中国地下诗歌遗照》一书为主编者的我赢得了广泛而持久的较好名声，但它却对发生在皇城北京之外的若干外省地下诗歌只字不提，这不仅受限于视野及地缘政治的屏蔽，而且受限于我的文字偏见，包括“什麽是能经得起时间自然过滤的文学”之类的偏见。
   稍后，我与泊居美国的贵州地下诗元老黄翔夫妻有了电话和文字交往；日本的双语杂志《蓝》也开始从史料的角度，做贵州，上海，四川等外省的地下文学专集；特别是胡杰先生耗费5 年时间而拍摄完工的记录片《寻找林昭》在知识界的流传，给了我更深的震撼。被谋杀的圣女林昭也是个应证种族灾难的诗人，她和另外两位同案诗人在60年代初就筹办了一份刊登有泣血长诗的油印民刊。这份致使他们锒铛入狱，并最终引发杀身之祸的“反革命罪证”，比在1978年借着思想解放运动和北京西单民主墙而诞生的《今天》杂志早出现了近20年！
   两年前，通过电话和电邮，我进一步结识了泊居美国的《野草》诗人蔡楚，他目前的职务是中文独立作家笔会副会长，并且以早年编辑《野草》的阅历和经验，主管着这个国际性作家组织的网络。在蔡楚的一再牵引下，我与住在成都另一端的《野草》主编陈墨见了面。
   　　陈墨木讷，除了一张脸比较大，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他送了我一厚叠《野草》杂志，十六开本，每本80来页，装帧简单，黑白两色，封皮上印了些勘称文学思想格言的 话。内文排版也比较老套，油墨味扑鼻而来，且有些字的颜色还深浅不一-——由此可推断，印刷此物的必是设备和工作人员均已老掉牙齿的不见光的小作坊。
    　 从20世纪80 年代算起，我也称得上是地下出版的老手了，凭直觉，我就明白《野草》及其主编因装帧过于简单而容易被忽视，容易将它混同于成千上万的自生自灭的文学印刷品 ——我当时接过有陈墨亲笔题赠的《野草》时，也只是随手翻阅，瞅见目录上除了老“野草”若干，尚添了流沙河、冉云飞、肖学慧、王怡等熟人的名字，就随口问：“他们也投稿啊？”陈墨笑了笑：“新鲜血液嘛。”我接着又问：“已办了90多期？”陈墨答：“断断续续几十年，也该有这么多期了。”
   我终于从这平淡的回答中嚼出一丝辛酸滋味。
   我和陈墨有了交往，但不是太多，印象中他总是驾着一辆八面透风的老面包车，并且乐于在文友们高谈阔论之际，不吭一声去付酒饭钱。有一次，他于茶桌旁当着众人称赞我的狱中诗，还说已从网上下载若干首，恳请我应允登在《野草》上——这一时期，《野草》刊登的外稿量越来越大，海内外著名的北明、贝岭、蔡楚、万之、流沙河、王怡、肖学慧、冉云飞、蔡咏梅等等均成为常客，与老野草们交相辉映或旗鼓相当。海外一些杂志也有了事关《野草》的评价，以及历史追溯、定位——尽管作为老资格的民刊，《野草》也在1979年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上成都的闹市区张贴过，甚至风传被当时的成都市委取缔过，但它毕竟是个风格稳健，如今印量只有100本的文学交流杂志，我没想到它会出什么事。
   我曾经与陈墨开玩笑，大意是：“你和邓恳诸兄上个世纪60 年代就开始写地下诗，并且从70年代末到目前，将《野草》断断续续地办了90多期，居然没有问题！”陈墨的脸红了，含含糊糊地检讨道：“有问题，有问题。 1979年，《野草》被成都市委书记杨以希定为‘反动’，差点就抓人，全靠当时的省委书记赵紫阳一句话，才保全了坛坛罐罐。我逃跑了好几次呢！”我问： “没有人栽进去吧？”陈墨答：“孙路坐过牢。”我问：“是办《野草》吗？”陈墨答：“是为六四。他在89年5月底因上人民南路广场拍学潮照片被捕，市电台还播过。”我嘴脸可憎地笑道：“与《野草》无关？”陈墨悄声道：“是的。”
   我本想借势抬出自己在80年代为弄地下诗刊，曾跳下印刷厂二楼突围的革命事迹，向这位厚道得过分的老大哥吹嘘一番，却忍住了。我只隔靴搔痒地总结道：“成都的文化政策还算宽松吧。”陈墨愣了愣，我又补充道：“也许警察还看几本书。”
   陈墨垂头丧气道：“写了几十年，快到抱孙子的年纪了，我还没在官方刊物上发表过东西。办《野草》的目的无非是发出点声音。我们这些人，经历嗑嗑绊绊，只是觉得文学这种嗜好总比其它嗜好，例如打麻将、钓鱼、东家长西家短地搬弄是非，以及整人害人来得高雅些。可我们不搞政治，你让我们反动，也许都反动不来嘛。”
   我被噎住了，反动派又不是天生的。即使令当局如梗在喉的中文独立作家笔会，也谈不上有什么具体的政治诉求。有一次我和远在瑞典的笔会秘书长万之通电话，我极力称赞他登在《野草》上的一篇坦白自己是好色之徒的随笔，不料他叫屈道：“这个马虎的蔡楚！他怎么把我的私信拿去发表了？”我笑道：“一个人在好色和正人君子之间举棋不定，岂不可爱？”他说：“男人觉得可爱，女人看了就很麻烦。这个没睡醒的蔡楚！”；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这个好色的国际长途通了没多久，《野草》就出大事了。大半年后，一直隐忍不发的陈墨终于在身心交瘁之际接受了我的单独采访，时为2005 年2月2日下午。连续几天的阴雨连绵，把成都变成了一个似乎永恒的冰窖。陈墨依着头天的约定，缩头缩脑地浮现在金沙遗址旁，那张醒目的大脸在若干个不眠之夜里窄了许多。我们像两个特务在细雨中一声不吭地走着，约十几分钟后，钻进了一个茶楼。封闭的单间不另收费，我们坐了下来，相视一笑。我掏出笔记本和录音机，蓦然之间，我想起了前苏联流亡作家纳博科夫的一本书名：“说吧，记忆。”
   
   老威：在这次谈话之前，我把你送我的《野草》都找出来，从头至尾地看了一遍，突然间觉得异常亲切，因为我读中学的时候，就有那么一种自办文学刊物的冲动。后来当了卡车司机，还和老同学杨然、荆纪民等油印过两种诗歌传单，命名为《行云》和《诗种》——按当时的出版政策，这种未经有关方面批准的少年文学冲动就已埋下了犯罪的种子。
   陈墨：我们虽然相差十几岁，但“受害”的源头都是文学。
   老威：我在近期《野草》上读到一个《悼念鲁连》的专辑，感到有些鄂然。因为对照你们自印的《野草之路》，我从照片上认出了这人，他是《四川文学》的编辑，自己也发表过不少小说。上世纪80年代，我进《星星》诗刊做见习编辑，还在布后街2号的同一个省作协大院里，天天碰见他。
   陈墨：“鲁连”是他的笔名，他的真名叫周永年，因为与本城的另一位作家同名，又更名为“周永严”。
   老威：对，周永严，四川写过小说的人都记得他，贺星寒和林文峋比他成名还晚哩。我至今记得他的眼睛，非常忧郁，连点头微笑时也很忧郁。我还曾递诗给他，他仔细看了，啥也没说，就还回来，好象嘴巴打了封条。
   陈墨：周永严是唯一从《野草》走向官方文坛的作家，但他的命比谁都惨。太冤了。1964年，他才16岁，就参加工作，到了千里外的屏山茶场。那地方气候恶劣，工资非常低。前几年，成都电视台还专程去采访过，拍了长篇的专题片。那地方的知青，疯的疯，死的死，至今还有留在那儿，回不了故乡的。周永年最早到那苦寒之地，不过半年，就因为写“反动日记”被同一宿舍的人告发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当作典型揪出来，批斗，并判劳教。那时的劳教比劳改还厉害，由于不走法律过场，就没有期限。他在屏山茶场，一劳教就是12年
   老威：有这么长的劳教？
   陈墨：两三年期限满，就强迫留场当工人，天天有枪杆押着劳动和收监，其待遇同劳教也差不多。周永严的身体完全给搞垮了，茶场方面觉得榨不出油水了，才允许病退回乡。他有劳教背景，找不到工作，就进了街道生产组，与婆婆大爷们一起糊火柴盒。熬了两三年，邓小平复出，政治气氛开始转暖。
   周永严最早化名“鲁连”向《野草》投的文章是《马克思捍卫出版自由》，写得太好了。他引用共产党老祖宗马克思的原著，指出“现代国家无不把‘出版自由’的条文，写在各自的宪法上”，因为“出版自由关涉到普遍的自由，预防性的法律不应存在，检查法永远非法。”
   老威：这些一百多年前的论述似乎是针对目前的中共当局来的。
   陈墨：的确，马克思正是一百多年前的《新闻检查制度》的激进抨击者，他认为新闻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前提，是支撑社会拱门的最后一块石头。没这一块基石，整个拱门就将垮掉。
   在1979年的思想解冻初期，能读到这样的违禁文字，怎不叫人拍案叫绝？我和社长邓垦等编辑同仁一合计，就在《野草》第二期隆重推出。当时我们赶印了495册《野草》，如创刊号一样，往各处邮寄了40多份，还在盐市口和总府街大量张贴，围观者连日不断，社会反响强烈。
   当时北京已开始查封西单民主墙，风声陡紧，我们甚至做好了入狱的准备，但几周后，居然没事儿！《野草》又印了第三期，却被成都市委正式定为“黑刊”，因此被迫改名《诗友》，不定期地在‘地下’流传。而鲁连作为我们的主要作者之一，一直很活跃。
   1980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的逝世纪念日，我、邓垦、罗鹤、徐沛在鲁连狱友张仁荣的引荐下，见到了真真实实的鲁连，也就是你在作协大院天天见面的作家周永严。自然是促膝深谈，心意相通。他当时30岁，却坐了12年的牢，在谈到自己引起轰动的杰作时，他突然挺起弱不禁风的胸膛大声说：“‘检查法永远非法’这句在中国最反动的口号，却是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喊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