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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缘起 谷正教授是黄河象的发现和研究者之一,所以,当友人余杰于2004年4月把有关他的“间谍申诉材料”转来时,我困惑不已。记得多年以前,中央电视台还播过“发现黄河象”的记录片,当时作为一名观众,我还心潮澎湃了一个晚上。 更让我吃惊的是,谷正是被客死日本的国民党元老马晋三拖下水的!刚好我看过马先生的晚年传记片《两小时》并与导演李缨熟悉。“什么间谍?!”李缨在电话里听了我的简述,失声叫道:“八竿子打不着的事!” 为了弄清真相,我照材料上提供的号码给谷正教授打过去。两个人在电话两端客气了几句,就挂断了;许久,谷正又把电话回过来两次,确定了号码是固定的,然后说,他已经上网通过google搜索了有关廖亦武或者老威的条目,知道了我的情况,并答应我登门拜访。 2004年8月4日中午,日头很毒,我约艺术家胡建一道前往。从北土城西路到谷教授在北京的住处双柳新居,路线比较复杂,虽然这几年有轻轨,方便多了,可我们在途中还是用了近两个小时。 谷教授骑着单车,顶着太阳在轻轨出口等待,凭着在电话里描述过的彼此特征,接上头,然后一起回家。 谷清瘦、机警,已习惯用两眼余光沿路查看,同我和胡建的大大咧咧对照鲜明。只有进了屋,他的神经才松弛下来。“已经像个特务了。”胡建耳语道。 我们在谷家打扰了近6个小时,直到被盛情挽留,与一大家子共进晚餐,才依依不舍地告别。第三天,我联系上在北京拍片的李缨,让他和谷正在一家四川菜馆见了面。都是马晋三先生的“忘年之交”,自然有说不完的话。我作为李缨第二部正经电影《飞呀飞》的主角,就倾力举荐谷正教授为李导演第三部作品的主角,我说:“片名都取好了,就叫《特务》。” 老威:我看了您的材料,似乎您的间谍罪名与国民党元老马晋三有关。 谷正:不是“似乎”。我背后的主谋就是马老嘛。 老威:教授您?可真幽默。 谷正:再不自我幽默一点,这日子就没法过了。做了“间谍”之后,我经常上网搜索马晋三的条目,结果与此关系最密切的,是一部叫《2H》的记录电影,导演李缨,是在日本定居多年的中国人,同马晋三结成忘年之交后,就用摄像机追拍了两年,直到主角某天早晨突然去世。《2H》在柏林电影节上获过最佳亚洲电影奖,和中国的地下电影《小武》是同一个奖。 老威:这电影我看过好几遍,其中最震撼的,是马晋山的尸体从几十层的公寓楼上被抬下来,楼道阴暗,曾被誉为中国工兵之父的世纪老人沿着楼梯,一圈一圈盘旋而下,抵达地狱出口——楼外的人世间,明亮、喧闹而拥挤不堪。但是我却关心地问坐在身边的李缨:马老吹过的那支箫到哪儿去了?因为我也吹箫,知道求得一支几十年的老箫不容易。 谷正:你认识李缨导演? 老威:不仅认识,我是他的第二部电影《飞呀飞》的主角,演一个出监狱不久的讨债杀手,死死地咬住过去的好朋友(朦胧诗元老芒克饰)不放。您看,这脑壳正中,还有痕迹,是我自己在电影里用杯子砸的,我都忘了是在演戏。当时鲜血满头,没法再往下拍了。 谷正:哎呀老威先生!这么巧! 老威:更巧的是我上世纪80年代就认识李缨他爸李士非。行啦,越扯越远了。李缨这几天正好从东京来北京了,咱们做完这个谈话,我就介绍您们认识。说不定,您这个“间谍”教授还能成为他第三部电影的主角。 谷正:见笑了见笑了。那就开始吧。 老威:我嘴笨,不晓得该咋问。 谷正:你用录音机吗? 老威:先不用,等到特别重要的细节出来,非用不可,我才用。 谷正:我也准备了录音笔,还有遥控装置。安全厅有的设备我都有。 老威:教授您真厉害呀。 谷正:我早已不是过去的那个书呆子教授了。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我苦钻法律和取证的技术,同搞专业一样,下了很深的工夫。 老威:好,请从头说起吧。 谷正:我1936年出生于山东威海,1947年随父母迁天津。父亲原是天津检修公司的会计,1949年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激动中,举家迁北京。我的青少年时代在北京度过。1960年,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随后去了条件较为艰苦的甘肃,在╳╳大学地质系任教。 我的人生阅历就是我的工作阅历,没啥讲头,我就一嘴带过了。直到文革结束,我都没受多大冲击,反而在停课做逍遥派期间,没丢外语和专业。所以在邓小平复出,否定文革,改革开放以后,我顺利地通过政审和国家考试,成为首批受益的出国留学人员。当时出国与现在可不一样,相当于闭关锁国的清朝向西方首派留学生。 老威:对,我看过有关资料,清朝的留日学生首批是几十名,全部公费。 谷正:我们也算官派吧,先政审,即所谓内查外调、政治表现,海内外关系,完全水落石出了,再一层层上报审批。然后由国家教委统一出题考试,除了常规考核,就是外语,英、法、德、日。 老威:全国有多少人参加出国考试? 谷正:大概有4000名吧。经过筛选,通过了1300名。这其中又分普通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当时的国家教委在北京西单商场附近的大仓胡同,宽20米,深100多米。一天到晚车水马龙,跟赶集似的,你稍微去晚了点,连巷口都挤不进去。这比考状元还诱人呀,连司局级以上的官员,只要分数没过线,都通过各种门路来争名额。我可是过关斩将,硬考,结果成绩在甘肃省名列第二,在全国前30名以内。 老威:不简单呀。 谷正:1980年4月,我们那批480人抵达日本,先进行语言培训,按考试成绩优劣分成16个班,口语进步很快。 由大使馆安排,我和另外3个留学生住进东京目黑区下目黑的一所叫“睦庄”的公寓里,是老式日本房子,很狭窄,只能睡觉和做饭,没办法洗澡。那时国家、个人都穷,出不了更多的钱,就只有住笼子似的便宜房子。不过,我们是来学习的,报国心切,也不在乎。1980年7至8日,中日合办“中国猿人展”,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现者贾兰坡先生和周明正先生赴日参展,引起较大的国际关注,而我是参展人员中唯一搞古生物研究的。有一次,我和中科院的代表团一道在一个华侨饭店吃饭,认识了在店里打工的台湾人沈玉井,出于客套,我们聊了几句。他听我说住在下目黑,就挺热情地要介绍我认识一位“爱国老先生”,我随口问:“方便吗?”他答:“太方便了,马老就住在你的街对面。” 过了几天,沈玉井抽空来睦庄,领我穿过马路,上一所高级公寓的20楼拜访了马晋三先生。我们随便聊,马老听说我是搞古生物的科研人员,就非常高兴;而一听马老的云南口音,我也倍感亲切,他在外漂泊多年,仍旧乡音未改嘛。于是,就成了忘年交。 睦庄没办法洗澡,此前我只能休息时上公共浴池,极不方便;偏偏日本人很讲整洁,瞧不起不洗澡的人。马老问明我的情况,就主动邀请我上他家洗澡,天长日久,彼此更熟悉了。马老好客,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家里会来许多朋友,日本、台湾、海外的,形形色色。 老威:在80年代初,你能适应这种社交场合吗? 谷正:大陆去的人,特老实。刚接触马老,我还请示过大使馆,允许了,才进一步交往。东京是个自由世界,各种势力都有舞台,台湾国民党几乎每天都给留学人员的住处投寄报纸、杂志,以及各种宣传资料,上面甚至有魏京生的报道,刘宾雁等人的文章。开始翻看这些东西,还挺害怕,大使馆也要求一接到反动宣传品,就打包上缴。可后来,一天收一大叠,我们遵命送大使馆,他们也叫苦,说装不下。再往后,他们就拒收了,要我们就地销毁算了。 老威:真是海内外两重天!直到现在,政府也要求人民上缴反动书刊。 谷正:见多不怪。比如我刚在马老家里认识某某名人,真有点“如雷贯耳”,久了,就“雷打不动”。 老威:所谓两岸三地的名流都有? 谷正:对。比如有个台湾画家,张大千的弟子,名字我忘了;书法家启功的亲戚;卖钢琴的商人;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据说是王任重的女婿;赵紫阳的经济顾问后来也拜访过。引荐我们相识的沈玉井,也不简单,在台湾犯过法,就跑日本了。 老威:这个马老,真是不甘寂寞啊。 谷正:马老是与周恩来同时期的黄埔教官。做过国民政府的交通部长和工兵总司令,在国共两党中都有许多学生。他信仰三民主义,却与周恩来私谊颇深,总理临死前,还派罗青长秘密接他回大陆,见最后一面;在国庆35周年,他还作为特殊贵宾上天安门观礼。所以这么个人物,你要说他是那一门那一派,都不太准确。他晚年住日本,当寓公,也算一种两难选择中的自我放逐。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王继贤,他是马家常客,我每次去,他都在。这个老王,曾是国民政府的朝鲜半岛专家,一度派驻韩国大使馆武官,不料朝鲜战争一爆发,他拔腿就逃日本,搞得台湾四处通缉他。 老威:此人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谷正:安全部门也认定他是大特务。1987年9月,我第3次赴日学术交流,曾向王继贤介绍╳╳大学开发的甘草甜素产品,由王在他的店里出售,因此,王就成了这桩间谍案的重要环节。记得85年的一期《瞭望》上,登了一篇张学良亲戚的回忆录,其中提到王是特务。我却没一点“敌情”意识,在东京时,还追问他:“到底是不是特务?”王气坏了,直骂“胡说八道”。还说:“国民党也邀请过,共产党也拉拢过,现在都不来光顾了。”我问他想不想回大陆看看?他发感叹道:“大使馆来游说过几次了,我敢去吗?我老妈80多岁,还在文革中被斗死了,我回去探屁的亲!我说:“文革早否定了,现在国家重用人材。”他笑道:“是吗?抗战时我也是热血青年,投笔从戎,出生如死,可下场如何?张学良的外孙是个混蛋,有什么脸写回忆录!” 后来,我把老王的话说给马老,马老笑道:“你别管这些,历史烂帐扯不清楚。” 老威:你明白这话的意思吗? 谷正:多年以后,才有点觉悟吧!马老的许多经历,我是回国后才陆续知道的。比如他做过现任日本天皇的家庭教师;刚去日本时,由于与台湾断了往来,还比较潦倒,曾骑摩托车为饭店送外卖。有一次送到半路,他突然感到耻辱,就把所有的外卖倒掉。他说:“8年抗战打跑日本人,现在又撵到这儿来伺候日本人,真是上天的惩罚啊。”所以,他后来皈依了基督教。 老威:他靠什么生活呢?台湾政府的养老金吗? 谷正:间接直接帮他的人很多,东京有家四川饭店,经理是四川人陈╳╳,马老在店里也有小投资。总之,马老也没什么积蓄,可闲赋在家,也过得下去。1980年底,我从睦庄搬到横滨宏明寺的留学生会馆,20名左右的留学人员住一处,离下目黑还有1个半到两个小时的路程。于是我只有每个星期天去看望马老,借一宿,第二天赶电车回去,可马老每次还硬要塞给我一两千日元的路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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