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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犯李必丰（上）
廖亦武
采访缘起： 有关李必丰，我在文学纪实作品《证词》里，曾花费过不算少的笔墨。记得93年的某个夏夜，监狱院子里放老掉牙的革命露天电影，众犯看得津津有味，我和李必丰却退在人群外面仰望星星，讨论在宇宙当中，生命到底自不自由等大问题。李必丰突然说，他创作了一首上千行的诗，探问我有没有“指教”的兴趣？我却倒抽一口凉气，摆手答“不了不了”。
在我们那批六四难友中，李必丰的文字才华很醒目，所涉文体包括诗歌、小说、剧本、札记、哲学探讨、政论、呼吁书等等，但我从未把他的作品读完过。因为他的思维和双腿一样，走得太快，有时还是跳跃的，令人费解。例如“二进宫”才几天，在审讯的间隙，他就坐在黑牢里思考：“蚊子是谁发明的兵器呢？”
真有点古希腊哲学家的味儿。
李必丰真正打动我的，是以下这首诗：
“但冬季过早地来临／我们的树木开始干枯／我们再也没有养份去供养／于是我们的黑发被岁月的雪/冻得渐渐斑白／我们的皮肤像龟裂的田野／冬季来了／我们都爱冬眠／心脏累了／血液累了／我们在雪底下冬眠。”
这首诗带给我的回忆，首先是上世纪80年代，我读叶赛宁的青春时光。叶诗写到俄罗斯的冬季，阴郁的晴空，用了“打补丁的碎花布”或“肮脏的包头帕”等比喻；接着是政治犯在狱中仰望星空，讨论自由的情景；然后才是作者本人。“我们都爱冬眠”——李必丰说，其实他是个起早贪黑的人，一天睡不了两三个小时的觉；他“心脏累了，血液累了”，梦想“彻底冬眠”——他才41岁啊，就先后坐过两次共12年的牢，还曾偷越过3次国境，畏罪逃窜若干次！
我还回忆起26岁就卧轨自杀的海子；还回忆起自己——一个曾经才华横溢的诗人，是什么令我一行诗都写不出来？
于是，在2005年5月18日，我专程赶回成都，在金沙遗址附近重逢了刚刑满释放的如今的诗人。
老威：时间晃得太快，一眨眼，你的7年刑期又满了！
李必丰：六四都6年了，廖胡子，你算我们这批难友中最幸运的。
老威：你指没有“二进宫”？
李必丰：不错。当年关在三监狱，你和佘万宝是上下铺，都判4年，没料到几年后，佘万宝又因中国民主党的案子栽进去，判了12年。你我加上许万平、蒲勇，总爱凑一堆，在晚饭后兜圈子，半个操场那么大的院坝，我们要暴走几十圈，还上气不接下气地畅想将来，猜测六四什么时候翻案，共党的寿命还有多长，等等。可如今，关满10年的蒲勇，出来3年就死了；许万平已经三进三出，累计刑期十几年，这次又栽了——他本来只有半条命，重庆警方又那么黑，再判个十年以上，就只有报销在狱中；而我，六四16周年，就坐了12年牢，人都快疯球了。
老威：听说你在里面写了200多万字的作品？
李必丰：被搜去了许多，剩下的还有几十万字。我整理一些出来，你看看有没有市场。
老威：我手里还有你一沓诗和日记，保存了好些年。我晓得，你狗日的命贱，越遭整，想象力越丰富。古希腊有个哲学家，叫什么忘了，被关押了50年，写了一本青史留名的著作：《太阳城札记》，北岛曾借用这个书名作一组诗的题目。还有更厉害的一位，被绞死的前一天，完成了《哲学的慰籍》，从容解脱……
李必丰：所以……
老威：所以丰子啊，即使大限将至，也不可绝望。
李必丰：可我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民运家的料，咋办？
老威：那我们就在此地此时，一句话一句话地说。
李必丰：原先我们已经说过很多了。
老威：那是断断续续的闲话，十几年了，大部分都忘了。
李必丰：我想想，你得有点耐性。哦，眼下最早的记忆是1970年，我6岁时，背着书包上学堂。大群同龄娃娃，放羊似地涌进教室，我个头最矮，所以抢坐了第一排。老师进来了，在黑板前宣布：“毛主席教导我们——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同学们，大家都出去，按老师的点名，一个个地进来，照先后秩序坐。”
于是，小朋友们就乖乖听指挥，重新进一遍教室。一会儿，53人都坐好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在外头。老师放下点名簿说：“现在开课……”
我急了，以为老师没看见自己，就垫脚探头，叫道：“老师，还有我呢！”
不料老师回答：“没有你的位子。”
我哭了，可还是鼓起勇气问：“为啥？”
老师笑了，并且一字一顿地说：“因为你是四类分子的狗崽子。”
我才6岁，当然不懂，只能挂着眼泪回家问妈妈：“啥叫四类分子？”妈妈不好说，我就死缠，稍后才晓得，我爸爸在解放前加入过袍哥组织，当过保长。那一年，姐姐和三哥都小学毕业，也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剥夺了升初中的资格。妈妈见我懵懂可怜，就托熟人关系，找到小学校长。校长沉吟再三，才在最后一排给我放只独凳，后来见没人检举，又悄悄添了张桌子。
就这样，生命在屈辱和贫穷中萌芽，我从小就穿补疤衣裳，满山遍野挖野菜，因为父母的收入加起来才10多元钱，远远填不了6张嘴巴。我不得不学会忍辱偷生，但往往忍辱也偷不了生。比如有一次，几个娃娃到家里玩，比赛着在糊墙的报纸上画圈圈……
老威：糊墙的报纸？
李必丰：70年代，由于太穷太匮乏，城镇居民普遍用过期的报纸铺天盖地地糊砖墙。刚巧，我碰到了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头版合影，就鬼使神差地用铅笔“包围”了副统帅的头像——这非同小可，没隔几天，不知被谁检举了，我们家突然降临了大帮公差：包括绵阳县公安局、丰谷区革委会、人保组、所辖居委会等，穿制服和不穿制服的十几个人，屋里屋外，反复勘探。还拿相机四处拍，重点钉准被圈的副帅像，啪啪地闪。临走前，干脆把屋里有图片的糊墙报纸小心翼翼地起下来，都揣走，据说要带到县里去作透视化验，检查有没有隐形反标。当时，我一个8岁儿童，吓得钻床脚，公差们一出门，却被爸爸拖出来，狠揍一顿。这是我第一次挨父亲的打，也是第一次与政治沾边，很莫名其妙。
老威：后来呢？
李必丰：后来没查出个啥，才不了了之。但从我降生以来，阶级斗争的阴云一直笼罩着。14岁那年，我爸爸患胃溃疡住院，我们在替他收拾床铺时，突然从凉席底下发现了许多份《申诉状》，还有《思想汇报》一类的东西。原来爸爸对戴“历史反革命”帽子一直不服，已申诉多年，却至死没个结果。当时哥哥姐姐要把这些犯忌的材料销毁，我却把它们捡起来，在心里，我发了个誓愿：将来有一天，把家里经受的这一切写出来。
由于家庭背景，我的小学和初中教育不完整，经常被赶出校门，只好忍辱求情，再转学。我曾经转过六、七次学，还曾失学去河滩拉船、背鹅卵石，备尝生存之艰辛。1985年高中毕业，本来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却因户籍上的名字错误（把李必丰弄成“李必凤”，连性别也错了）耽搁了。为减轻家庭负担，转而考国家干部，以优异的成绩进了绵阳税务局。
文学的痴心不改，我在工作之余，创作了许多诗歌和小说，并接触了一些文学青年，大伙一道搞了个“寻梦园”。不料文学青年的聚会也引起公安们的警惕，1987年的某一天，绵阳市公安局一处传讯了我……
老威：上个世纪80年代被称为文学的时代，诗社多如牛毛，咋会独独传讯你？
李必丰：绵阳是四川最左的地方，我在狱中对你提过的《剑南文学》编辑刘德，仅仅讲了一堂课，质疑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就被判刑7年。所以，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后，吓一吓我这种小虾米，不算反常。我进了一处办公室，见桌子上有一份《本地区国民党特务名单》，就溜了一眼，竟瞅见“李XX”，我爸爸的名字！
震惊之余，急忙后退，一处的便衣出现了，他问：“你就叫李必丰？我还以为有多大岁数呢。”接着他又自我介绍姓罗，并且说：“据调查，你们的诗社是非法组织，国家法律对跨行业、跨市县的结社行为不允许，所以要取缔。”那时我才23岁，血气方刚，就反驳：“你是公安，头顶国徽；我是税务，也头顶国徽，难道你说取缔就取缔？”
姓罗的愣了一下：“当然，目前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对你还很客气，可总有一天……”
我没理睬，转身就走。可没想到，诗社很快就被查封，印《寻梦园》的油印机、刊物、纸张全叫没收。公安一处找到我单位，要送我去劳动教养，但我是业务骨干，单位领导替我作了担保。
事后，局长亲自到我家，找我妈妈谈心，还叹息道：“这个李必丰啊，工作、生活都没啥毛病，可以后在政治方面要出问题！”
老威：税务局长有此先见之明，也算难得。
李必丰：80年代初，绵阳警方取缔过一份叫《自由魂》的地下杂志，抓了不少人，而《寻梦园》上登了一篇评论，名为《试论西方文明》，其中引用了《自由魂》上的东西。当局捕风捉影，将两者牵扯上，暗地对诗社重要成员进行监控。后来成为我同案犯的唐先全这时也回来了，他曾是新疆《阿勒泰日报》的编辑，思想活跃，在该报上，他甚至搞了“20世纪影响中国的十大人物”的评选，其中有孙中山、蒋介石，也有魏京生。所以，在反自由化运动中，全国首先被砍掉的，就是《阿勒泰日报》。唐先全惹了祸，就跑回绵阳，我们一碰面，即臭味相投。对于我，这两年是黄金人生，我创作了大量的诗和小说，也结识了更多的文学同道。
转眼到了1989年，胡耀邦逝世之后，学潮兴起，我因不堪公安机关的迫害，就向单位交了辞职报告。5月份，绵阳大中专师生上街游行，我们看了，心潮澎湃，就亲自跑到城郊的建材学校，企图与学生联络，却被纠察队拦在校门外，骂我们是“社会闲杂”，图谋不轨。把个唐先全气得跳脚大叫：“凭啥子？龟儿子们懂个卵！”我急忙劝住，耐心向对方解释：“人人都有权爱国，我们也可以组织市民游行。”
第二天，我们当真弄了些“声援学生”的标语和横幅，动员了一些市民参加游行。5月21号，太阳热辣辣的，却有两三百个学生娃娃在市政府门口静坐。围观者不少，竟没人给汗流浃背的爱国者递一杯水。于是我的脑子一热，就站上一辆三轮车，开始演讲，号召大家给学生送水、捐款。那天我口若悬河，一讲几个钟头，嗓子嘶哑了也顾不上喝水。于是路人纷纷解囊，学生有了老百姓的支持，也士气大增。而我却因公开煽动，惹火上身，公安局扬言：“要抓税务局的眼镜！”
几个月后，演讲了啥子我自己都忘了，可警察记得，并且还上了《公诉词》。开场白大意是：“我不是学生，也不是工人，而是李鹏所说的‘社会闲杂’，一小撮中的一小撮，而这一小撮，就是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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