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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胞唐存理 （下）
廖亦武 (成都)
（续前） 三
唐存理：1963年1月，我在荞窝农业中队解除管制，继续延长劳教……
老威：你的3年管制刑期已满，为啥还要延长劳教？
唐存理：连一纸通知都没有，就口头宣布一句“屡次不服管教”，就继续了。直到1965年，我才拿到《解除劳教通知书》，此时，我已从荞窝转到布拖县的乌依铅矿就业。
老威：你愿意“就业”吗？
唐存理：从大城市流放到穷山恶水的苦役犯，谁愿意留下来就业？待遇和犯人一样，只是多了16元的工资。但那时的钱还是值钱，我也就得过且过地混下去。
可不久，就业人员中的“四清运动”又开展了，由于“反动本性不改”，我又被揪了出来。罪状主要是：1，攻击三面红旗是胡说八道；2，为彭德怀鸣屈叫冤（我认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完全是罗织罪名，陷害彭德怀）；3，散布江青同志的谣言（我曾对人讲江青是30年代的影星蓝萍）。当时文革即将开始，许多人认为我至少要判20年，但关押到1967年3月份，风头弱了些，就正式宣判为8年刑期。
老威：经过1967年的“二月逆流”，公、检、法已经瘫痪了吧？
唐存理：我是1966年10月逮捕的，抓进集训队关小间，一个监舍十几个人，除了放风，大小便都在里面。每天打盘腿，腰板挺直，除了读报纸，就是写反省材料。经过四、五次提审，5个多月后，我从农场的狱政科长手里接过了《起诉书》，还没回过神，又给了《判决书》。上面除了刚才提过的罪状，又戴了“学生出身，家庭成分伪官僚，与我党有杀父之仇”的帽子，后面还添上“散布一系列反党言论，配合‘三家村’对我党的进攻，企图变天复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结尾。
《判决书》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普格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判时还比较优待，没绑绳子，就把我从小间唤到预审室，直接递来两页纸。连念的过场都省了。
此时，乌依和荞窝两个农场合并，我又回到荞窝，回到农业中队种田和教书。我在里面文化算最高的，为许多农民扫过盲。大凉山有许多彝族，51年叛乱，组织反共救国军，因此入狱，劳改了许多年。我甚至教过协助杀害丁佑君烈士的凶手，目不识丁的文盲，主犯毙了，他是从犯，判了无期徒刑，后来在里面居然做了卫生员。
1974年，在继管制、劳教之后，我第三次刑满就业，分到副业队。原以为永远回不到母亲身边了，因为思想犯们对中共劳改政策心知肚明，就是要让你一辈子刑满而不释放，自生自灭。后来读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才知道这套“就地处置”的方式是从斯大林那儿学来的。
如果不发生六四大屠杀，我会同绝大多数受尽折磨的读书人一样，永远对邓小平感恩戴德。正因为他力挽狂澜否定了文革，否定了阶级斗争，我才于1979年， 38岁时获得平反，回家尽孝。母亲是1987年去世的，享年84岁，其时我已经商多年，丰衣足食，我想母亲当含笑九泉了。我后来意外的发展也是她在苦难中修持的结果。
四
老威：据说你平反后还辉煌过一段？
唐存理：我同时平了两个反，第一个是1966年在荞窝农场，因反革命言论罪被判8年；第二个是成都市西城区法院判的管制3年，送劳动教养……
老威：按理，你管制后延长劳教两年，还该平第三个反。
唐存理：这个政权欠的烂帐太多，如果每一笔都要还清，早就破产了。所以我当时觉得不错了。荞窝农场还补发了8年的就业工资，3000多元。
母子团聚那年，我都38岁了，一无所有。于是经一位同监难友介绍，到成都郊区一家建筑公司做泥瓦匠，由于早年打下的数理和制图功底，不久就当上了技术员。我不敢懈怠，废寝忘食地扎在工地上，指挥修建过好几栋大楼，终于从经济上打了翻身仗。
我前妻比我小17岁，同为石室中学相隔20年的校友，我在西郊132厂的建筑工地当技术员时，她是会计。1980年，她去石棉县一个劳改农场探望自己的右派反革命老师茅世禄，恰好我的同学吴康立与茅一个队。经过交谈，原来茅老师竟是我们共同的物理老师！错综复杂的师生、师友情令人意外的惊喜，更令人惊喜的是，吴康立托她带信给我，并且说：“唐存理是个好人，你帮他介绍个对象吧。”
我前妻介绍的对象就是她自己，她骑着自行车，好不容易在一条深巷子里找到蜗居的我，竟一见钟情。稍后谈婚论嫁，所谓的婚礼简单得无任何女方的亲属及朋友参加，个中缘由，我想一是因为年龄的悬殊，一是因为人们对已平了反的思想犯还是心存歧视，不愿与我公开地沾边。
老威：近不惑之年才成家，不容易啊，老唐。
唐存理：所以我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较深的危机。1984年，我有了一个女儿，于是从建筑工地撤出，自己凭2000元钱创业，开了一家五金机电商店。由于我的技术能力强和她善于经营，夫妻俩珠联壁合。头一个月，还清借款；一两年后，就发展成有两层办公楼的著名五金交电公司。我被媒体和官方誉为“锦城商界的一杰”。
老威：在拜访你之前，我查阅了一些上世纪80年代的商业资料，在政府认可并大力表彰的企业家中，你的位置显著。你在无背景、无靠山、无人际关系的现状下，全靠夫妻俩打拼，最终竟拥有几十员工，上千万的流动资产。80年代的上千万相当于目前的几个亿吧？
唐存理：我称得上是共产党统治下，第一批靠原始积累白手起家的资本家，当时的赚钱环境比现在健康，凭能力，没一点水分也能做大。另外，我父亲在国民政府时期就有经商的才能，如果他当时从广州只身出逃，如今说不定早就身家数亿了，因为他已被国民政府确定为台湾最大的官营企业——台湾糖业公司的董事长。
老威：这也算一种商业的遗传吗？
唐存理：外表分析是遗传，骨子里却是宿命，因为我毕竟与现政权有杀父之仇。而意识形态的环境令我在经商之余，酷爱读书，关注社会和政治的变革。我对刘宾雁、苏晓康的报告文学爱不释手，并且还热衷于公益事业……
老威：我知道有不少政府官员到你的公司视察过。
唐存理：我经营五金、机电、建材等数百种名牌商品，销售网络遍布全国，真有“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的感慨。但1989年的学潮因胡耀邦的逝世汹涌而来，我犯了商人的大忌，卷进去了。
老威：你与北京四通公司的总裁万润南一样，有政治诉求？
唐存理：空有一腔爱国热情而已。那个单纯的年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天安门的枪声把民众对共产党的改良幻想全击碎了。
老威：六四之前，我就一个文学野心膨胀的诗人，不懂任何政治。
唐存理：天府广场人山人海，有我这种人生背景的成功人士，当然与学生和市民站在一边。我给绝食学生捐献了很多钱，还数次与公司员工一道，驾着所辖的大货车送食品和饮料，还公开发表演讲，为学潮鼓劲。我甚至以公司的名义，在广场上扯起巨形横幅：“打倒李鹏，解除戒严！”
老威：商人和政客一样，有时是需要审时度势，见风使舵的，你可太不明智了。
唐存理：也有不少朋友劝我在商言商，没必要卷入政治，但80年代的整个社会环境，使人还能保持那么一股正气和热血。六四一开枪，一切都急转而下，原来共产党的土匪无赖本质永远不可能改变！改良的气数已尽，我在公安部门的一位朋友私底下警告：“当局要抓捕的黑名单上有你。”于是我只好携妻带女，立即出逃。
老威：你已留好退路了吗？
唐存理：我坐牢19年，再也不能栽进去了！况且我已有家室之累。
老威：你从广州偷渡出去的？这也算完成了你父亲未竟的遗愿。
唐存理：在六四之前，我就拿到了《往来港澳通行证》，准备去香港探亲；后来铤而走险，侥幸从香港出了关。
老威：你在香港有亲戚？
唐存理：我在台北有个堂兄，比我大20多岁，其早年跟随父亲，情同父子，所以堂兄一直在寻找我这个弟弟的下落。他在台湾的政界有许多关系。
老威：你算是投亲靠友？
唐存理：一言难尽。在风声鹤唳中逃到香港，我立即通过“支联会”向台湾和西德政府提出“政治避难”，我在学潮中拍了大量激动人心的照片，同时也有各方面的资料，包括台湾情报部门自己获得的“情报”，足以被认定为“对大陆民运有贡献的人士。
老威：还比较顺利。
唐存理：当时《中英联合声明》已经签署了5年，中共的势力日益渗透，而港英当局出于自保，也不敢过分得罪北京，所以逃亡到港的异议人士处境维艰，随时面临被遣返的可能。
老威：可从香港出去的民运精英还是不少，90年我因《屠杀》《安魂》案准备出逃，朋友们找的渠道仍是从深圳蛇口潜至九龙。
唐存理：具备国际影响的头面人物遇到的麻烦自然少些，可我们的在港签证只有17天，超过17天，即为非法居留，一旦查获，就立即遣返。所以，虽制度不同，但香港远不是自由世界。我们一直躲藏在沙田附近一位朋友家，足不出户3个多月。
老威：自己关自己的禁闭。
唐存理：在“政治庇护”批准之前，不能出一点纰漏，许多人就是在这段时间被警察逮住遣返的，不问任何理由。可尽管如此非人道，移民潮还是一波比一波猛。 1989年11月8日，我女儿满5岁，11月9日，我终身难忘，因为这天我女儿被警察抓走了！当时她正与香港朋友的同龄孩子们一块玩耍得高兴，一伙港警突然闯入，查问唐存理夫妇的下落，可能是他们接到有关线报了。刚好我们不在，他们就挨个盘问孩子，我的女儿被迫开口，语音不是粤语；他们又问出她是唐存理的女儿，就把她带走，羁押在一个关小人蛇的地方。
这一事件在香港引起轩然大波，《香港时报》及时登载了该报记者蔡ΧΧ的文章：《警方闯入民宅，带走五岁女童》，我们焦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不得不出面，紧急联络台湾救总，即“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香港办事处……
老威：灾胞？
唐存理：长期以来，海峡两岸的政府都认为对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灾胞”是台湾对大陆难民的统称，既包括一般的偷渡客，也包括民运或异议人士。其时，蒋介石父子“反攻”和“光复”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国民党改祖，有台湾背景的李登辉当选为主席，稍后又荣登总统宝座，形势大变。
老威：那么“去中国化”在很多年前就露出端倪了？
唐存理：对，由于当局的逐步引导，加上中共采取的遏止台独的舆论高压，“去中国化”的“台湾共和国”之构想在民众中已深入人心。虽然在六四屠杀之际，刽子手政府遭到国际社会一致的谴责，作为与大陆有割不断血缘的台湾，也不得不表态声援民主运动，但落实到接纳政治流亡者，李登辉当局却采取了与二蒋截然相反的冷漠态度，把门坎提得非常高。如此影响深远的民主浪潮，台湾接受的“符合条件”的“政治避难”者却不超过14人，而作为全家悉数收留的，却只有我们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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