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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犯李必丰（下）
插记：
李必丰在四川省第一监狱“改造”了1年多，由于会写诗，得到一位爱好诗歌的女警察的赏识，被分派卖小百货，日子好过起来。他还结识了民运战友杨伟、倪凯波等人，“杨伟当时不满20岁，做仓库保管员，却出其不意地往监狱生产的羊皮手套内塞纸团，提醒这是劳改产品，希望顾客不要购买。结果，一批价值200万的货从香港市场被退回。狱方轻而易举就查出内奸杨伟，于是恼羞成怒，倒吊他几天几夜。”
李必丰还见着了六四期间入狱的“打、砸、抢”暴徒，都是普通的成都市民，由于声援学生而对抗军警，下场是死里逃生，却被重判死缓、无期或十几年。“暴徒”中不乏根正苗红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甚至包括川绵一厂的团委书记。
对于我，李必丰提供的极有价值的见证，是他亲眼看见我访谈过的冤死者杨继年，“那是91年秋天，我跟政府去监外进货，见一个乞丐跪在大门口，一声高一声矮地吆喝，求人民政府继续关押他：‘坐牢至少还有张床，还有个房顶盖着，一放回家，连块瓦片也没有了。’
“回舍房一打听，才晓得这个杨继年很出名，他11岁坐牢，关了34年，放回去却无法糊口，所以一门心思要重返监狱贡献余热。”
1992年10月，李必丰、杨伟等煽动类反革命被转往位于川东大竹县的四川省第三监狱。不久，我也从重庆郊区的省二监转了去。于是，六四的难友圈急剧扩大，从四川各地陆续转来的20余人都集中羁押在2大队。
2大队一楼一底十几个囚室，加上篮球场大的院坝，却装了近200犯人。我曾在这儿接触过自中共建国以来的不同时期的反革命犯：会道门、暴动、封建迷信、土皇帝、潜伏特务等等，形形色色，这为我日后完成《证词》及《中国底层访谈录》积累了较丰富的原始材料。
因历史原因，六四犯与其他犯常有龃龉，但至少我在的时候，大环境还比较宽松。狱方响应邓小平南巡讲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变着法子赚犯人的钱。我与李必丰成了伙食搭档，日日享用高价“大肥肉炖萝卜”，把脸蛋营养得红扑扑的。我还炼成了吹洞箫，还在逢年过节时，以高墙电网为背景，照了不少高价像。
我导演的一张政治犯集体像后来成了海外竞相刊登的抢手货：两排六个人，一律着囚服，大背手，面目深沉，如抗大学员——我没料到此事引发了地震般的连锁反应，1994年初夏，我开释几个月之后，李必丰说：“狱方突然袭击，将六四这伙人集中控制，然后从身体到铺位，探雷一般仔细搜查，把我们所有的照片、家信、文稿都缴了。此后，照像被禁止，我们被化整为零，分散在各大队的刑事犯中间实行严管，一举一动都不自由了。”
我深感歉意，李必丰却摇头：“谁也没埋怨你。因为露露脸，也算给外头一种提醒，总比付出了代价却无响无臭强嘛。”
然而，1994年7月4日，美国的国庆节，李必丰，一个普通的政治犯却无响无臭地刑满释放了。像成千上万同种类型的政治犯一样，他被警车专程押送回老家，移交给当地派出所，接受法律规定的“剥权期管制”——如此种种，海内外至今不见任何报道。
老威：你出狱不久，我去绵阳丰谷镇上看你，还在你家乡的河里游过泳。当时，你似乎在社队企业打工，整天早出晚归……
李必丰：我想躲你，过一段平静的日子。因为家里人像警察一样，把我看管得很严。况且，我女朋友等了5年，不能再让她受累了。
老威：跟我出狱的状况差不多。
李必丰：你出狱就离婚，而我匆匆结婚了，还有了孩子。本来，我规规矩矩，不再想入非非，政府也渐渐放松警惕。可是你来了，并且住了一个多星期，太扎眼，人家又以为我们在策划啥阴谋。特别是，你还爬上丰谷镇背后的小山，观察地形；镇上的天主教堂正在拆，你也天天赶去看，嘴里骂骂咧咧的。
老威：我骂骂咧咧什么了？
李必丰：忘了。总之你前脚离开，警察后脚就登门了，把我弄到派出所，逼我交待。我无名火冒，就吵起来了。此后，我不断地被骚扰，生活全乱了。家里都埋怨我，而我，无法与任何人交流，在父母家里却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为证明我的确贼心已死，我就结婚，搬到永兴，住我老婆的单位宿舍，很小一间屋，身子也转不开，煮饭就在楼道上。也许我天生面相不好，眼珠子贼溜溜的吧，即使见着警察只点头，不说话，人家仍疑虑重重。我被派出所呼来唤去，蹂躏得不像个人了，就产生了逆反心理：都啥时代了，还搞阶级斗争，还监视“四类分子”吗？于是又去成都，钻入大学参加一些社会改革的座谈。
老威：你还到我家，替我用《易经》算命。
李必丰：你，还有汪建辉，除了写字，就对算命感兴趣。
老威：占卦是为了心里有数，有方向感，不至于像你，无头苍蝇乱撞。
李必丰：我的腿虽然野，但没乱撞。1995年夏天，当我听说绵阳的民运人物余XX从深圳逃跑，就动心了。当时，我的儿子出生不到100天，贫穷，加上被“关照”，我太绝望了，就与老婆商量，去搏一搏。她同意了。我立即动身去深圳，拢中英街，像个蹩脚的游客，边走边东张西望。叫武警发现了，命令我过去，查《身份证》。我强作笑脸，可腿肚子已抽筋了。不足3分钟，武警就让我进哨所；他打了个电话，不足3分钟，又让我上中队；跟着，我被关进沙头角派出所。此时，绵阳警方已在罗浮区公安局等候，我连资本主义的地皮都没踩着，就又回来了。
老威：你有渠道吗？这么瞎闯？难怪有人封你为“民运圈里的行为艺术家”。
李必丰：圈内朋友让我直接去，有人在沙头角桥头接应。我手里拿了张报纸，作为接应暗号，可我转来转去也不见同志。却迎头碰见我的高中老师，我愣了一下，就招呼：“王老师，你咋在这儿？”
事隔多年，我才听公安局内部的人闲聊，他们是一路旅游，跟踪我去越境。幸好身上没带任何嫌疑物品。这次我只以“偷越国境”的罪名被拘留15天，出来后，政府再次重申，外出必须事先汇报。
为了让他们放心，我就去一个朋友公司打工，做过几天部门负责人。这期间，国内民运比较活跃，北京上书请愿频繁，刘贤斌等人也在成都公开活动，经常在四川大学参与讲座。重庆的王明也来串联，要搞《公民自由宣言》，可没露几次面，大家在西南民族学院的窝子就叫警察端了。我算倒霉，偏偏耳根子软，受人邀约去歇脚，刚躺下，警察就敲门。这次抓了好几个，我和王明都进了铁笼子，审了个通宵。天一亮，我们被弄出户外拍照。我心里咯噔一下：“糟了，拍照意味着验明正身，要劳动教养！”
老威：你没把柄吧？
李必丰：当时我兜里揣着一份致香港同胞的人权宣言，谈97回归的骗局。我曾瞅空子把这罪证丢出窗外，不料又叫警察给捡了回来。你曾在《证词》里说：“这年头，写作就是制造罪证。”我一次次临阵毁灭罪证，几乎都不成功。
我再次被押回绵阳，很意外，关几天就释放了；而王明被劳教3年，他第一次坐牢5年，才自由了两年，又二进宫。
这次事故导致随身的若干公司资料被没收，我失去工作，就邀约熟人张姐去成都北门大桥开“泉水鱼”。本来生意还过得去，可一帮吃不起饭的民运朋友天天来，有的干脆以“出谋划策”为名，住在饭馆里了——这一搅，警察就找麻烦。我记得关门大吉的那一天，你和老汪来白吃，顾客点了鱼，我也不卖，因为最后一条鱼要孝敬落难朋友。
老威：在我的印象中，你始终是“来无踪，去无影”。
李必丰：我们这类人都没安全感，做梦都在逃。
老威：你一年有多少时间呆在家？
李必丰：几乎都没在家，如果我在家稍久，老婆孩子反而不习惯。
老威：真他妈不是人。
李必丰：对，不是人，是民主的困兽。
老威：终于又进笼子了。
李必丰：文学创作的同时，我也搞一些民生调查。在绵阳地区，老国营企业处境维艰，你晓得长钢工人几个月没领到工资。绵阳丝厂频临倒闭，可厂长不是东西，居然抱着职工们的住房集资款去成都炒股票，结果亏了，血本无归。这一下激起众怒。闹事那天，有人在长内黑板上公布消息：“冯市长今天要来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可工人们耐心盼到上午10点多，连市长的影儿都没有！于是群情激愤，4000多人吼叫着涌出厂门，将门外的川陕公路扎断了。跟着，事态扩大，绵阳绢纺厂等几家国企职工也呼着口号，前来声援。10000多人顶着毒日头静坐路中，交通堵塞达几个小时。当然，专制政权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只能是暴力，警察出动了，抓了200多人，并且通过绵阳电视台发布在高新区实行宵禁的通告。
有人把这起事件捅了出去，国际社会极为关注，于是当局陆续放人，可仍然有80人被扣押。1997年7月16日，《绵阳日报》登载了市公安局长任XX答记者问，为“骚乱”定了性。我读罢义愤填膺，就连夜给国际劳工组织写了呼吁书，并要求彻底放人。我将文章传真给美国的“中国人权”，很快，联合国的调查小组就下来了。
老威：后来呢？
李必丰：工人全部释放了，警方气得发疯，就来抓我。
老威：你在外头逃窜了大半年吧？
李必丰：先在重庆的难友家躲了几天，杨伟来了，领我到广州。可等来等去，“人权观察”的XX又在电话里说香港吃紧，去不了；无奈折回，再去云南中缅边境晃了一圈，XX传话，偷渡得自己想法，在泰国清迈才有人接应。他妈的，就这么耗。
老威：我猜各地警察也不是太卖力，否则你早落网了。
李必丰：的确。重庆和成都警方都曾通过第三者传话，要我别在他们眼皮下晃。
老威：你为啥不跑远点？
李必丰：一言难尽。我与中国人权一直有联系，刘青说要资助我一点钱，办“下岗工人培训中心”。思前想后，种种收钱渠道都不安全，于是，我就在1998年3月8日，天麻麻黑的时候潜回家，要找老婆的表哥（当地邮电局长）设法。
刚入税务局大门就被人发现，可我还是硬着头皮上三楼，闪进门。老婆猛吃一惊：“你回来干啥子？”我在她耳边匆匆交待了事情，就转身要出去，可娃娃却突然抱我的腿，哭出声来：“我要爸爸！”
我真是肝肠寸断，因为这是娃娃平生的第一句话！但没办法，我只能狠心扳开他的手，红着眼圈出来了。从进门到出门不足10分钟，但我下楼时眼皮剧跳，赶紧出街喊了辆三轮，上公路又换了出租车，没讲价，就叫往成都方向开。
几十米开外就是收费站，十几个武警荷枪实弹候着。出租车还没进站，两辆警车就夹过来。我刚探头，就被拽出来，手铐咔嚓一响，我被捕了。
老威：又是人赃俱获？
李必丰：对，我落网10余次，都是人赃俱获。接着，在城郊的208招待所过夜，再转到江油市看守所。由于是个案，我自然“供认不讳”。但这次，当局没有以政治定罪，而是四处网罗污点证人，以“经济诈骗罪”判了我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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