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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难属吴定富（上）
采访缘起
约大半年前，我随刘晓波去拜访神往已久的丁子霖和蒋培坤，临近告别，丁老师写了一张小卡片递给我，说：“你能抽空去看看这对夫妇吗？要不，打个电话也可以，因为你们是同乡。”我没有一丁点乡土观念，却觉得应该不负所托，去了解一下这对在六四屠杀中痛失爱子的父母的近况，给丁老师一个回复。返成都后，我三次拨通了028---82510512的住宅电话，却没人接，于是就耽搁了下来。
光阴悠忽，转眼就几个月。这期间，我跑了若干地方，追访了若干冤案；还经历了又一次婚变，又一次逃亡，已疲惫不堪，可丁老师的嘱托始终压在心里。为了释怀，我于2005年5月17日又打两次电话，终于听到了吴定富先生的声音！地道的新津方言。当他知道我是丁老师的朋友时，即盛情欢迎“去家里坐坐”，还一再询问丁蒋二位老师的身体好不好？最近出门方便否？我支支吾吾，却敲定了访问的时间。
在丁蒋两位老师编纂的《见证屠杀》的书里，吴定富、宋秀玲有一小段证词，并配有儿子吴国锋惨遭杀害的遗照——我反复地端详，愤怒竟如16年前那般新鲜。而窗外高楼林立，日影昏沉，饭粒似的人群被商业时代的口腔越嚼越含糊。我想，1989年6月4日凌晨，我31岁，正在家里朗诵诗歌《大屠杀》；可在北京街头，一个叫吴国锋的不满21岁的大学生，仅仅因为记录历史的热情而连中数弹……。
一颗流星划过天穹，人们大约不会去追究16年前的流星是否与眼下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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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19日，星期四上午11点，我空着肚子，行色匆匆地搭上一辆破旧客车，从成都西门的金沙车站出发。由于沿途捡客，待客车晃晃悠悠抵达几十公里开外的新津县城车站时，已近下午两点。花3元钱雇一辆人力三轮，穿越半个城镇，就拢五津镇模范街嘉宁公寓外面。我左顾右盼，直瞅对街的牛肉面馆，咽了几口唾沫，即转头寻找“A幢4单元4号”。插入一条靠围墙的背巷，进入一老街道企业的那种锈铁门，门内有四个脏兮兮的妇人正打麻将，见了我，均边搓牌边齐刷刷地扭脸。其中一个戴红袖章的胖大嫂还问：“你找谁？”
我不予理睬，径直上了单元楼梯；待胖大嫂起身，我已上了二楼。在端口，一个大鼻头男人笑着俯下身子：“老威？”我习惯性微笑点头。在跟他进右边门的瞬间，发现身后站着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嫂子——她就是不幸的母亲宋秀玲。她说已在楼外向街望了好一会儿，没料到贵客已直接上楼了。
我的眼前展开了一个日趋颓败的家庭，四壁徒然，旧家具和人在其中显得灰暗。然而迎门之处，夭者吴国锋的黑白照片却格外鲜明，那眼镜片里的始终的笑意，如星辰，如朝露，引起我对如梦人生的阵阵追忆。正发愣，吴父却邀我坐，上茶毕，我唐突地问：“可以采访你吗？”
“丁老师的朋友，当然可以，” 吴父揉了一下大鼻子，爽快作答。“况且，儿子死了，全家的希望早破灭了，没啥值得怕的。”
我掏出录音机。吴父又说：“我们在几年前，就站出来接受过海外电台的采访，不过时间太仓促，讲不了啥。你算第一个登门来访者，不知从何说起呢？”
“从小时候说起。”
“哪太费时间了。”
“从小时候一直到眼下，你们放开讲吧，有的是时间。”
此时，楼外传来一波波孩子们的喧哗。“下课了，”吴母喃喃道，“吴国锋在这后面上过小学，他的班主任至今还没退休呢。”
老威：这是丁子霖老师写的卡片，我从她家里得到了你们的地址和电话，大半年来联系过好几次，今天终于登门拜访了。
吴定富：我们一直在家等你呢，老威先生。
老威：我还在丁子霖和蒋培坤编著的“见证屠杀”的书里，读到过你们的一小段文字——这种回忆太痛苦了！可我目前做的，就是记录痛苦，人家讲不下去的事，我还煞费心机地挖。
吴定富：我们老了，又死了儿子，所以不用你挖，我们也愿意讲。至于怎么讲得透，老威你有经验，就开个头吧。
老威：尽可能完整一些。
吴定富：好的，那我按时间顺序，从小往大说，吴国锋这娃儿，从小聪明，被他爷爷奶奶当作掌上明珠，他爷爷虽然是拉板车的工人，却有些文化，经常把孙儿带在身边，一笔一划，在墙上写字教他，吴国锋反应快，记性好，几岁就能看出是个读书的材料。
老威：你们家有几个孩子？
吴定富：3个。大的是女儿，吴国锋是老二，他上小学就考的第一名。由于我们家在新津土生土长，几代都是劳动人民，家庭负担重，所以没有条件去娇惯娃娃。
老威：你是老知青吗？
吴定富：我生于1942年，国锋妈妈生于1944年，那是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没想到，日子就这么一直艰难下来了。政权更迭，似乎有那么点朦胧的盼头，我们却在该长身体的时候饿肚子，穷得没钱上学。我在1960年初中毕业，还做过社会青年，随后分配工作，当街道企业的采购员，而国锋妈妈一直是家庭妇女。
老威：也就是说，全家生活都靠你的工资？
吴定富：我的工资30来块，国锋妈妈在家里做些小手工，比如缝个衣扣，锁个边，一天能挣几角钱。我们的收入加起来，不过40块，却要糊5张嘴巴。计划经济时代，不敢有其他生财之道，只好一家人掰着指头过。一分一厘都要算，连衣裤也是大的穿不得，补上破洞，小的接过来穿。值得安慰的是，吴国锋聪明、争气，年年是三好学生，学习成绩一直是前几名，并且不骄傲，受到老师和同学的一致称赞。
老威：这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吧。
吴定富：由于经济负担过重，吴国锋初中快毕业时，我就劝他考中专，这样就能提前参加工作，保险得到饭碗。没想到这娃儿有心计，表面满口答应，私底下却与几个同窗好友约定，打死不读中专！就这样，他以优异的成绩升了高中，我的盘算落空，只能暗自叫苦。
老威：你有点缺乏远见嘛。
吴定富：没办法。本来大女儿就成绩好，考中专拿饭碗很稳当，结果一家人出于“远见”，让她继续读，以为考大学没问题，结果却落榜了。竹篮打水一场空，遍街都是名落孙山的高中生，一时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家吃闲饭。
儿女都大了，走一个算一个吧，我们俩口子身体都不好，这辈子就认命了。可吴国锋把生米煮成了熟饭，做父母的只好节衣缩食，硬撑起。好在80年代中期，社会允许自谋生路了，国锋他妈就在门口摆了个小摊，卖些日常小零碎，贴补家用。而我在工作之余，要煮饭﹑洗衣﹑照顾娃娃们的起居。还忧心忡忡地给吴国锋敲警钟。这时他已成近视眼，我就说：“眼镜哎，你只能背水一战了，万一考不上大学，莫得哪个单位肯要你这个书呆子近视眼。”
吴国锋懂事，不顶嘴，还安慰我：“老汉，你放心嘛。”我说：“你在班上的成绩最多算个中上，咋个叫我放心嘛。”他说：“老汉你就不懂了。目前才高一，如果学习过于拔尖，老师和同学都会天天盯住你，要求这要求那，太累了，没功夫耍。所以嘛，能过得去就行了。”我怀疑他吹牛，他却认真了：“我每科都搞懂了，你若不信，我就在期终考个前三名给你洗洗眼睛。”结果，真就考了前三名。
老威：做儿子的比父母还沉稳，前途真不可限量。
吴定富：我们这一代父母被政治折腾来折腾去，整个被报废了，就希望儿女有出息；有时希望过头了，就显得痴傻。高中三年，关键之关键，我们这头含辛茹苦，他那头却心里有数。到高考前夕，上强化班了，他仍然该学的时候学，该玩的时候玩，弄得我们提心吊胆。有一天，竟然有三门课的老师通知吴国锋：他可以不上课复习了。我们还以为发生了啥子事，就立马找校方，可任课老师却出面安慰：“老吴，你还担心个啥？这三门课，你儿子早就精通了，与其让他在课堂上浪费时间，不如让他回家休息，养足精神去参考。”
接着就是高考，那是1986的夏天，炎热无比，考场上还昏过去一些考生。而吴国锋似乎考得很轻松，头天上午考完，我把中午饭摆上桌，就迫不及待地问考得如何？他懒洋洋地回答：“不理想。”我心里咯噔一沉，但为了不影响他继续作战的情绪，还强作笑颜地说：“没关系，赶快休息一下，下午加把油。”
下午更热，许多父母都挥汗如雨地站在考场外等。我们差点把心脏病急出来了，吴国锋却象没看见，你要问，他就始终是那句：“不理想。”我彻夜失眠，还要做饭，搞卫生，把脑神经都要绷断了。
老威：你还去单位上班么？
吴定富：早就请了假。当时，全国统考是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啊，考上就鸡犬沾光，落榜就凤凰掉毛。所以当熬完最后一场，我终于忍不住冲儿子叫：“吴国锋！你到底考得如何？！”不料他回答：“还是不理想，我还有一道题没做完。”
我的心一下子就凉到底了，不禁埋怨：“你咋个搞起的？！你不晓得爸爸的负担有多重？”——话音未落，却见吴国锋笑眯眯地站在那儿打包票：“老汉你着啥子急嘛，不是吹牛皮，我都考不起，这世上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考不起！”我一楞：“此话当真？”他肯定道：“当真，虽然我是有道题没做完，但总分绝对领先。”我松了口气，立即换了幅笑脸，：“好嘛，你的仗已打完，现在该逍遥了，你想咋个耍，给爸招呼一声。”他这是才露出理直气壮的神色：“我与同学们约好，轮番在每一家办招待，自己慰劳自己。”我当然毫不迟疑：“好的，轮到我们家，你开个口，爸给钱。”他说：“我需要几十块。”我说：“爸给你100。”老实话，我这辈子从来没这么大方过，当时的100块相当于现在的1000元了。他大喜过望，又得寸进尺：“还有个条件，我办招待那天，家里人都必须出门，把这空间全部腾出来。”
我理解他的心情，因为我在二十几年前就考过初中第一名呢。于是，一到那天，我们带上他弟弟，早早去邛崃走亲戚，直到夜深了才回家。我不晓得那些少年郎如何狂欢的，因为屋子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他妈说：“国锋从小能干，肯定亲手弄了大桌子的菜。”我看见旮旯里有一大堆啤酒瓶，晓得他们还“违禁”了——因为在平时，我们的要求极其严格，除了看书学习，一律不准看电视（自家没电视，更不许串门看电视），不准东游西逛，啤酒更是想都莫想。
考过试，野马放了十几天，就开始填志愿，为了保险起见，我让他第一志愿填四川大学，他迟疑了一阵，眼泪汪汪地填了。可一拿回学校，他的班主任廖老师坚决反对，并亲自跑到家里来说：“吴师傅你放心，这娃娃是我一手教大的，他至少能读个中国人民大学！”于是就把志愿改成人大。
接着通过了政审。又隔了个把星期，吴国锋的分数查到了——平均总分91.5，为新津县本年的高考状元！全家人欣喜若狂，连远舍近邻也涌上门来祝贺；又过了十来天，人大的《录取通知书》就下来了，是四川省第7号通知书。我伤伤心心，又痛痛快快哭了一场——姓吴的家族终于出了个名牌大学生！这可是多少代以来出的第一位状元啊！我当时以为，我们家的命运从此将得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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