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オゲ煞迷灯穑海保梗梗改辏翟拢玻比粘浚�习惯睡懒觉的我破例早起，与妹妹小飞一起，受成都波洋电讯工程设备公司瞿曲小姐的邀请，驱车几十公里去某郊县乡下探访川西神医张松。柏油大道之后，还走了很长一段泥泞小路，抵达稻田环绕中的四合院。等接“体波”诊病的人们已排起了长队。我们好不容易挤入，一人交了十元挂号费，又从８点多钟等到１１点多钟，方从窗口见到神医尊容。不过一普通的中年男人矣。

   张神医下午歇诊，我在瞿曲的大力引荐下，终于与其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这对纠正我的种种偏见很有用。

   什么叫“破除迷信”呢？柯云路和司马南，这两个急功近利的文人之间的笔墨官司已打了好几年，张松会成为第二个胡万林吗？成都的一家无聊报纸已经开始炒了。

   我和妹妹的身体都很健康，虽然开了张松的药，但试不出有多大的神效。倒是他的一番言语，对治疗这个社会的疾病有效。（以下，威：老威；松：张松）

   威：您就是远近闻名的川西神医张松吗？您真能体波诊病？

   松：也就在这个院子里，出了这院子，我就不灵了。您来看，这儿有一道后门，外面是我家的祖坟地，按风水先生的说法，我的床摆在阴阳界上，一旦入睡，我就同逝去的亲人们在一起了，他们通过托梦，把灵感给我，使我产生一种压制不住的“看病”的冲动，有的时候，我面对病人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手在处方笺上开药，脑袋却一片空白，好象有人借我的身体替人治病。

   威：您感觉谁在您身体内？

   松：有的时候是爷爷，有的时候是爹，但很多时候弄不清楚是谁。也许您不信，我常常自己给自己开药方，抓药。我的药都不煎不熬，我到坟地里兜一圈，这座坟头扯把草，那座坟尾刨点根子，就着泥土、蚯蚓什么的，一口口填进嘴，见效得很。��

   威：别人不敢这样治病吧？

   松：当然，他们得按照我开的药方，排队在我药房抓药，我雇了五个伙计，还忙不过来。我每天上午７点至１２点看病，过了中午，我就疲倦了，没灵感了。

   威：谢谢您在没灵感的时候接受我的访问。要不，我就不明白是在同人说话，还是同鬼说话。

   松：人鬼的界线本来就不分明，这就是人经常得病的原因，那些自以为健康的人，其实是病得最深的，因为不信神不信鬼，人就什么都不怕，世上没有个怕字，天下就要大乱了。人人都想发财，但国家发行钞票也是有计划的，不可能把印钞厂搬到您的家里去，人人都想当官，但国家的官帽子只有那么多，您分一顶，他分一顶，那谁来做老百姓呢？道理就这么简单，可许多人连简单的道理都不懂，搞得社会乌烟幛气，害虫横行，病啊，没治了。

   威：您知道胡万林吗？

   松：告诉您，如果您是小报记者，想学习司马南来搞点什么名堂的话，老子根本就不怕您，我一没偷，二没抢，三没医死过人，四没拿过别人的冤枉钱。您看看这院子周围的店铺、饭馆和旅馆，他们都是乡里乡亲，围绕着我在做生意。这儿十年前，只有我张松一家，与世隔绝，连路都长密了齐膝深的乱草，而现在，这儿有水泥路，有停车场，比公路边的小镇还漂亮，我响应邓小平的号召，与大伙共同富裕，也给国家纳了不少的税。您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威：张老师息怒，我不是新闻记者，我没任何恶意。

   松：难说，记者什么卑鄙的勾当干不出来？前一晌，成都一家小报的记者来找新闻题材，为了试验我是否能体波诊病，他们乱写了一个姓名让我看。后来，这事登出来了，他们的用心就是要砸我的饭碗。现在的记者，与老百姓格格不入，却要做出一幅钦差大臣的样子，到处“明查暗访”，好象是公安局在破案。但报纸是越办越低级，除了广告就没看头了。因为记者太不是东西了。他们不敢惹有权有势的人，不敢报道那些有点背景的敏感的冤案和假案，也不敢为老百姓做主、呼吁，偏偏揪住没靠山的人不放。

   威：您的思想还挺活跃。

   松：您以为农民医生就没脑子？就可以任人宰割和愚弄？告诉您，柯云路和司马南的书和报道我都细细读过。

   威：您没感到末日即将来临？实话说，如果不亲自来走一趟，我也很难相信体波诊病，因为再神的医生，也不可能只看一眼某个名字就如见其人，乃至开出药方。您没练过气功吧？

   松：没有。

   威：气功和类似的“特异功能”在我国盛行过好一阵，在柯云路的书之前，关于严新就有许多报道。国家之所以后来取缔这种大规模的群众活动，是因为大师们有意造神，把正常的东西引向邪教，诈骗钱财。

   松：谁在造神？谁把严新、张洪宝吹神的？还不是记者和文人。

   威：您的药真能包医百病吗？

   松：不能。但是在我的眼里，没有绝对独立的人。我把人分成几大类，这几大类都是通过母体而来，所以，哪有突发的、偶然的病？病的来源说穿了就是人体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被外界诱发出来的潜在的变化，这种病变能通过一个人的名字看出来。我有“鬼眼”。

   威：总之有点玄，不把脉，也不介绍病情，还隔着丈把远，就能治病？

   松：古代算命先生有望气之说，据传能在早晨八、九点钟的时候，分辨出在人的印堂中变幻的七种颜色，以此类比，我也不算神。

   威：人家是算命。

   松：吉、凶、休、咎不是病变么？

   威：据说报道您的记者还专程带着您开的几十包药拜访了某著名的医学教授，这位权威专家仔细查过您的处方和每味药，认为您在下大包围，什么都弄点，吃不死人也医不了病。

   松：这种说法我不想解释，您能否在这个院子里多留几天？多问问病人？他们才最有发言权。当然，记者可以抬出专家、教授来压我这个泥腿子，但是，有几个病人能够请得起专家、教授？这些所谓的专家、教授拿着国家的津贴，住在小洋楼里，同许多官僚差不多，老百姓没钱，请不起他们，连见他们一面都很困难。我是老高中的文化底子，以前读过一些史书，知道历史上有名的医生，象扁鹊、华佗、张仲景都不是专家、教授，而是专家、教授瞧不起的游方郎中。他们一辈子都背着药袋，在民间奔波为老百姓看病，而从来不管高低贵贱，病员能否出得起钱等等。

   威：看来您很反感学院派？

   松：不敢。我生气的是他们不该与记者同流合污，借整别人来出名。其实，我除了敬神怕鬼，也没什么奇特之处，如果哪个专家、教授，特别是名牌医学院的教授能象我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扎根农村、任劳任怨地为人治病，我敢担保不出半年，他肯定成为远近闻名、万众拥戴的神医！就算我的医术臭到茅坑里去，也比他们强，因为我做到的他们做不到，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您问问这方圆十多里的乡亲，我收过他们诊病费没有？城里、外省，哪怕海外的病人来求医，我也是一视同仁，从挂号到抓药，平均三、四十元钱一个人。

   威：您这些话讲得实在，也许农村普遍缺医少药才是您“神”起来的最初原因？

   松：开始没觉得，后来一传十，十传百，病人从四面八方潮水一般涌来，甚至外宾也来求医了，我才意识到自己有点特异功能，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想胡万林也没料到，柯云路会进终南山找他，为他写书，后来这书为他惹了麻烦。我认为柯云路和司马南之间，本来是文人间的笔墨官司，一个说气功好，一个说气功大师个个都是骗子；一个说他发现了什么，自己伟大得不得了，在报纸上打来打去，名气就越来越响亮，但受害的是胡万林，还有那些看病的群众。

   威：您觉得是柯云路害了胡万林？

   松：对，柯云路和司马南本来就是老冤家老对头，柯云路吹一个，司马南打一个，老柯是作家，灵感来了，不免天马行空上下五千年地玄想，并把玄想同现实混在一块，因此漏洞不少。这次遇上胡万林，就借胡万林来证明自己的一贯思路，惹翻了司马南。司马南是记者，大报小报当然要向着自己的同行，司马南的地位提高了，新闻界的地位也就提高了；司马南一腔正气，普天下记者也就个个都成了为民做主的侠客。

   但问题是，司马南既然是到终南山去救人于胡万林的“水火”之中，可为什么要偷偷摸摸？报上说他怕被人指认出来，后来被胡万林的信徒们认出，挨了打，并且还跪地求饶才捡得一条命。大伙为什么这样恨记者？因为记者从某种角度上是站在群众的对立面的。当然，您可以证明，群众很愚昧、很迷信，是封建思想的受害者；您还可以证明，农村需要科学，需要科学和文明去战胜愚昧，然而，谁到深山老林去充当科学的使者？司马南说他也是苦出身，烧过窑、脱过坯，还在农场打过草、盖过房，既使千辛万苦考上大学，也是在饥饿中读完书的。他既然是劳动人民出身，又满腔热血和正气，那他为什么不回到农村、引导乡亲们发家致富？而要作为一个京城来的大记者，花一两天的功夫破除迷信？分明是自己想冒险出名。柯云路和司马南，还有两派人马搬出的大专家们，有谁敢深入偏远农村，呆上一年半载，为农民排忧解难？如果有这样的人，他不仅是神医、大师，而是救苦救难的菩萨，您让我为他为奴作马，我也愿意。中国农民，特别是未开化的农民是最老实最有情义的，胡万林在他们中间，他们觉得有责任保护他不受外来势力的伤害，他们清楚胡万林一完蛋，就没有第二个胡万林来为他们治病，您是城里人，不知道农村看病有多难！一点小病小灾，能捱就捱，如果严重了，要送医院，就得先准备几百元的押金。

   威：听说胡万林给所有的病员用一种药？

   松：也有人这样说我，还告到县卫生局，质问上面为什么要发给我执照？因为胡万林无照行医。

   威：今年四月，我不慎由感冒发烧引发肺炎，在一家大医院门诊室开后门，输了两星期液方有所好转。我花了两千多元治疗费，幸好没接受医生劝告住院，否则费用还要翻一番。我是单身汉，暂时没家室拖累，工作两年，才勉强生得起一场病，一般百姓家庭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目前，国家处于转型期，一切都市场化，以前计划经济下的公费医疗看来会逐步被医疗保险制度所取代，张松先生，您认为您这种神医现象是不是转型期的产物？您是靠医疗价格低廉赢得名声吗？

   松：价格再低廉，你医不好病，人家也不会白扔钱。当然，同样的医疗效果，我收费又比医院，甚至私人诊所低几倍、十几倍。从古至今，医生的天职就是治病救人，在我们这个农业大国，大多数人在哪里？在农村。而大多数医院在哪里？在城市。毛主席是农民出生、懂得这个理，于是号召知识分子下乡，同贫下中农相结合，老人家最大的功德，就是在农村建立了赤脚医生制度，赤脚医生经过培训，懂得针炙，懂得一般的医学原理，治点常见病不成问题，并且随叫随到。那时农村没电话，许多地方不通公路，但只要有人来叫，赤脚医生马上背起药箱，连夜赶山路去治病。在那个时代，赤脚医生和乡下民办教师都象征着一种荣誉。而作为对赤脚医生的补充，县城和省市级医院也经常组织巡回下乡，检查示范就诊。而现在，商品经济，什么都说钱，穷人不仅不光荣，而且该死。更有缺德的医院，不见钱不开刀；还有为了敲榨红包，把纱布缝入病员伤口的，如果毛主席还活着，谁敢这样胡作非为？有多少杀多少。柯云路和司马南应该把他们打笔墨官司挣的钱捐出来，建一所乡村医院，您说胡万林是个江湖骗子，现在他跑了，您就在他的根据地建一座司马南医院，并把支持你的医学专家、科学家都请进去，胡万林的信徒一定会转而鼓吹您，拥护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