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缘起：74岁的曾氏是我早年文学上的引导者之一，为人正直，长于理性思索，她练上法轮功，实在令人震惊。于是在2000年3月 8日，妇女节的下午，有了这次谈话。曾氏说，我是练功同行之外唯一的登门拜访者。她还提醒我出门当心长“尾巴”。真是风雨飘摇，世事难料。

   老威：老人家，您是什幺时候开始练法轮功的？

   曾氏：97年底。那时你方伯伯刚刚去世，他活了70多岁，没过几天舒心日子，临终还摊上个肺癌。你想象不出一个人竟会受这种罪！一米七五的个头，就剩下一堆骨头架，轻飘飘的，连我这个虾米老太婆都抱得动。喘气要忍，咳嗽要忍，忍不了，轰轰出声，血就一口接一口朝上翻，手脚抽搐，把我都弄成血人了。唉，反右、四清、整风、文革，老方经历了数不清的政治风浪，已习惯了在厄运中苦撑苦熬，可这次，他几十年炼就的意志力彻底垮了。他控制不了自己，一再拔氧气管自杀。后来连护士都害怕，只有我死死地掰住他。注射大剂量吗啡，他会安静两小时。我感觉在似睡非睡之间，他眼缝里的红眼珠还在瞪我，瞪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我的心在痛，老泪纵横，见过太多的生离死别，我还以为泪都干了呢。咋会这种结果？清高、正直的老方咋会是这种结果呢？

   50年代到现在，文学界一直是一潭浑水，几代文人都在里面搅，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原来还指望“真理终将战胜谬误”，可后来，或左或右的运动多了，你才发觉，世道千年，甚至万年不变，总是风派人物吃香，吹牛拍马，卖友打小报告的吃香，管他共产党、国民党，还是其余任何党，中国人天生就喜欢这个。老方要做正人君子，没人拦，但渐渐就落得孤家寡人。平反恢复工作没几年，原来一起挨整的老朋友也疏远了。掌权的永远是掌权的，老方认了，只能成天呆在家，钻研《二十四史》。出差开会也躲，他不花国家的那种钱，大鱼大肉使他便秘。

   终于熬到头了。我守了他半个月，偶尔女儿也进病房探望，她是诗人、作家，支过边，原来的作品还有真情实感，可现在，生活压力大，就埋名隐姓写烂电视剧，一集七千元，钱挣疯了，对临终父亲的安慰话也不地道，听起来像流行的台词。这不能怪孩子，我们这代人艰苦朴素，认死理，从物质上，没给下辈留下什幺，所以她们就实用一些。过去整她爸的那批人，现在都在台上，照样拉帮结伙，一荣俱荣，一毁俱毁；因为在台上，所以就是我们宝贝女儿的朋友，一起搓通宵麻将，一起上电视谈些鸡零狗碎的休闲话题，这就叫“文化优势”，或叫“赢家通吃”。

   老方去了，他坚守了一辈子个人道德，可最后连女儿也失去了。我空落落的，一个人在这大房子里转。墙上挂着老方的遗像，床头摆着年轻时代的像册，隆冬将至，就添几枝老方生前喜欢的腊梅花。这就是一个老编辑的退休生活：总是回忆、回忆；总是生病、生病；吃药、吃药。

   大概有好几个月，我在家像幽灵一样，煮一锅饭吃好几天。老方的骨灰葬在龙泉驿他的老家。我老是梦见那公墓，像儿时的台阶，我坐在台阶上，感觉到处都是老方。楼下的老白，过去与我同一编辑部，退休了，渴望出名的年轻人也不登门拜访了，他就养花养猫，还写诗感叹“人不如猫”。这也叫一代老人的精神生活。

   我的病越来越多，腰、腿、颈椎、心脏、血管、肾脏，轮翻折腾。这台老机器，医院有啥办法呢？换换这儿，补补那儿，维持下去：这就叫科学！老方就死于这种修理身体的科学。快崩溃了，修理不了，就打吗啡，那时医生的唯一作用就是止痛。我怕病，我不能像老方一样。在文化界没朋友，我就经常出门走走，街头巷尾，卖报补锅的，都凑过去谈几句话。

   老威：你女儿与您住同一座大院，来去挺方便嘛。

   曾氏：她与我楼对楼，可十天半月见不着面。几分钟的路，也打电话，给人感觉比北京还远。她在电话里总是说：“妈，请个保姆嘛。”这不是请不请保姆的问题，我还能动呢。

   老威：于是您就练上法轮功了？

   曾氏：有一天傍晚，我到《四川日报》后面散步，正好碰见几十个法轮功练习者，整整齐齐的几行，在一面墙前打坐。当时寒风刺骨，我身上穿毛衣、棉袄，外头还裹了件羽绒服，可仍把脖子朝里缩。练功的人中，中老年居多，他们居然都是运动服，脸色也比我红润多了。我曾经练过气功与太极剑，你方伯伯在世时，还嘲笑我，这幺没耐性的两个人，咋能练成气功？果然，我练了半个多月，就坐不下去。不是没耐性，而是心不静。你想想，经历了那幺多风风雨雨，自由、民主、科学、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改革开放，几十年来，这些东西像变戏法，东一阵，西一阵，牵着我们的鼻子在时间里赛跑，最后，没人牵了，我们反而迷失了方向。真是见鬼了。不想则已，一想，或多想，就心烦意乱。而气功要求什幺都不想，只靠一个意念，强制性收摄心神。这不行，至少我不行。幸好我没继续练气功，否则走火入魔，就糟了。说不定会跳起来，给自己一刀。太极剑的原理与气功大同小异，我练了一阵子，眼睛就动白内障手术，把剑带进病房，瞎头瞎脑地练，剑头差点刺着邻床病友的鼻子。不行不行，我与这些东西没缘份。

   法轮功不一样，我不知不觉站了半个多小时，被一种氛围罩住了。这时，有位中年妇女从坐垫上站起，笑着招呼我“大姐”。我说我女儿和你一般大。她说没关系，大家都是亲姐妹，我早就在注意你了。我说练功不能有杂念，你这样当心走邪。她说大姐你是练过功的？却不晓得这法轮功与传统的任何气功都不一样，它不以消灭人的意念为目的，你尽可以带着自己的心事练功。我原来也与你差不多，死了丈夫，丢了饭碗，前途渺茫，心智一堵塞，就害病，下半身麻痹，几乎就起不来床。自从练上这功，老师就在我的下腹装了一个法轮，你看墙上那张图，那就是法轮静止的模样，它一旦转动，就24小时不停，哪怕你因为杂事缠身，没功夫来这儿，法轮一样带动着你，达到“法练人”。你看我，两年多没吃一颗药，病全好了。业力消了。

   我问何为“业力”？她说是前世带给你的病根。消除病根，就叫“消业”。佛教叫“恶业”，又有“孽障”之说。法轮功吸取了佛教的循环论，也吸取了道与儒的优点，但去掉其被动的因素，达到真正的“普渡众生”。不是来世，而是今生，业力在你体内，像许多虫子渐渐长大，分爬开去，啃嚼你的各个器官。再加上现实社会、环境污染、空气浑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尘土飞扬的环境更加糟糕。某一天，你突然病了，进医院，花了大把的钱，却不一定找得准病根。医院根据人体的表象，划分为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骨科、男性病科，五花八门，就像一群总是在外表忙碌的汽车修理工，油路、电路、方向盘、刹车、发动机，还有类似皮肤科的汽车美容。每个医生只负责把一部份弄得暂时不出问题就行了，他们不懂他们只解决了病的诱因，而诱因下面，是业力。外部环境每时每刻都在诱发业力，比如食物：洗衣粉馒头，工业油炸的麻花、油条，激素饲料催肥的猪，过量化肥弄出来的大米。我们的每一节肠子都是毒，早晨伸个懒腰，吸毒就开始了──空气中的粉尘。再比如电视：官僚假惺惺的笑脸，你无动于衷地听每天的谎言，也是毒。再比如车祸：发生得太频繁，只要没撞着自己，你就习惯性地围观一阵，然后走开──这种种日常生活都在增加你的业力，积累到一定的量，突然爆发──您的身体被摧垮了。没有医生明白，这是一个比他们有限的医疗知识漫长得多的演变过程。

   老威：老人家，。您的记忆力真惊人！

   曾氏：练功之后，我把背了十多年的药罐子砸了，有点小病小灾，也从不吃药，身体顺其自然就好了。睡眠也足，饭量也增加。以前总想自己如何，业力缠身。现在总想着别人，想着一道练功时的和睦场景。只要一声通知，哪怕凌晨五点钟，大家也随叫随到，从来没有一人迟到早退。

   老威：自从99年5月法轮功练习者“围攻”中南海之后，法轮功被中共中央定性为“有组织的邪教”，您置身其中，是否认为李洪志在国外遥控这一事件？

   曾氏：您这种口吻有问题，法轮功注重自身的修练，讲究“真、善、忍”，会“围攻”谁？一个围字，一个攻字，都违背了法轮功的起码准则。因为某市公安局抓了四十多名无辜的法轮功练习者，交涉无效，我们只有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上访。虽然大家聚到一块，人数成千上万，但并没有闹事，只是边练功边等待上面的答复。我们找的是中央信访办，难道法律规定了“上访不超过多少人”吗？当然，如果有一定的自由生存空间，大家也犯不着上北京找衙门。可是，诺大的中国，除了共产党官方的信口雌黄，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法轮功评理的地方，上街游行犯法，贴大字报犯法，想来想去，除了“上访”，其它营救被捕者的行为都犯法。

   我不明白法轮功到底邪在哪儿？它威胁了共产党幺？它提出了颠覆政府的纲领幺？如果是这样，我也不会参与。我一把老骨头，没几天活头，一心想的就是远离政治，消业，健康起来。尽天年，无疾而终就是福，这一点，同其它练习者没啥区别。文化层次的高低在世俗社会有用，在“法轮”的世界却无用。

   人类的老龄化是全球性的问题，在西方国家，经济条件、人文环境、社会福利都跟得上，所以老年人的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至少是衣食无忧的。而在中国的现阶段，信仰崩溃，风雨飘摇，弱肉强食，人人都没安全感，老年人就更没安全感。在家里，与儿女有代沟，在社会上，被视为累赘和废物；病了，没有照顾不说，还看不起病。像我还能公费报销，而许多人，病了就拖，拖得不行，一查就是绝症。大病别提了，感冒稍微严重一点，进医院就是几百元。多如牛毛的医药公司派代表驻在各大医院，直接与医生、药剂师勾兑，让他们多给病人开病方，报销又贵又劣的产品，从中吃回扣。在如此的时代背景下，法轮功以“功”代药，以增强自身的免疫能力去抵抗侵蚀脆弱肌体的百病，当然对中老年人很有感召力。法轮功练习者的年龄大都在50岁以上，大家共同练功，同在一种“场”内，发生心灵感应，这不仅是老师的力量，更是同一法轮之下的互助的力量。

   “真、善、忍”是人性中的三个点，互相呼应，形成稳定个人道德的三角形。个人道德稳定了，社会也就稳定了。从国家经济利益看，还节约了大量的医疗费用。

   共产党的错误就是把不以任何东西为敌的法轮功树为敌人，把弱者视为敌人，他们只看见了练功者惊人地增加，几年之间，达数千万之众。他们被这个数学吓住了，因为他们就是搞群众运动起家的，信奉“团结就是力量”。于是，除了在专制的旗帜下，在以某某为核心的强制性的“民族大团结”，其它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群，都必须是离心的，勾心斗角的，否则就是图谋不轨。这种丧失理性的唯我独尊恰好是邪教最显着的特点。 这已经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时代。从毛泽东开始，共产党口口声声说依靠人民，与人民打成一片，可实质上，他们除了强权什幺也不相信。这也是中国传统，“抢得了江山是王，抢不了江山是贼”，所以失败者、弱者，构成这个社会基础的“沉默的大多数”，永远应该被利用、抛弃、践踏与蔑视，他们忘了在几千年前，圣哲老子就在《道德经》里讲，弱如水，弱如婴儿，婴儿是能最终强健的，而水无处不在，再厉害的拳头打下去，也伤不着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