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写了本《心灵史》，他自称“拼了命”，就义愤填膺地沉迷在“拼了命”的幻觉里磨刀霍霍，借回族小教派哲合忍耶之名向读者讨还血债了。风闻在大西北的回民中，谁敢对张承志说个不字，绝对死定了。

   现在我就坐在这儿，等着人提刀来杀我。这样完蛋虽然不值，但我天生“命贱如蚁”（张承志语）。蚁不畏死，何必以死惧之？翻翻《东周列国志》就知道，侠客成名前都是蚁，混淆在万千蚁民中。要离形容丑陋，高不过五尺；专诸、聂政，文盲屠夫而已。把蚁字拆开，可引伸为“虫之义”，当公众的意愿无法中止暴政的时候，殉道的“义虫”就升华为弱者神往的理想。大刺客荆柯在日常生活里甚至比群蚁更懦弱，当易水一渡震惊天下，曾经羞辱过他的某公捶胸啕嚎：“天啦，他避我是因为瞧不起我，他的命值一条帝王的命啊！”

   侠客悖离现实原则，以“鸡蛋碰石头”的艺术方式为一部冷冰冰的历史增添了血性，令无数读书人倾慕不已。魏晋名士稽康在就义前整冠而踞，抚奏千古绝音《广陵散》，令刽子手和观众掩面悲泣。《广陵散》又名《聂政刺韩王曲》。当曲终人危，稽康毁琴叹曰：“广陵散从兹绝也！”弦外之音是：“刺客从此绝也！”这位骨头里充满刀光剑影的书生已从精神上行刺成功。

   隐士陶渊明有诗赞荆柯道：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樱。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声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在后世名。

   我记得张承志也曾撰文赞过侠客，其行文方式同他穿凿哲合忍耶教义一样，并不是为了伸张正义，而是要以文字为基础，臆造一个不容置疑的个人精神帝国。但作为现代人，张承志懂得怎样把自己操作成市场经济中反潮流的大侠。他以貌似疯狂的理想殉道者的浪漫语码作烟幕，极其老练地在哲合忍耶（原始宗教）和文革及晚年毛泽东之间架起一座桥，在如此横贯古今的双重血腥背景下，张承志登基为集正气、威严、道德、操守、爱国、视死如归等崇高品质为一身的不折不扣的暴君，如果他手里有军队，就完全有可能为实践其理想（或心血来潮的幻觉及闪念），不惜一切手段来清理国家和人民，象希特勒对待犹太人那样。他那篇臭名昭著的《真正的人是X》，羞羞答答的重蹈了《我的奋斗》的路数，后者指出：

   “我同样也了解肉体恐怖对个人和群众的重要性……因为被击败的对手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对继续抵抗不抱任何希望。”

   这种以强凌弱的路数同样适合于文革，适合于统治集团的内部争伐，甚至适合于黑社会，X的对立面，为种族合解而殉难的马丁·路德·金显然不对张承志的口味。

   张承志——哲合忍耶现代版现象有其复杂的意识形态根源。他早年参予过红卫兵的草创，是文革初期的既得利益者，时隔多年，他那造反派的狼性复发，始于《心灵史》的大小文章无一不是文革大辩论语体的文学化，居高临下，标准唯一，字里行间，浸透了阶级仇民族恨，这正好与否定开放的极左派思潮不谋而合。

   在商品经济已成定居的当代，社会时尚驱使人们急功近利，从某种意义上讲，知识分子的行为比他的学说更有感召力。说法和搞法的“多元化”使人们在迷惘、受骗之后，不再相信任何说法和搞法，文化和文学因此急剧贬值，你说孔子是教育家，有人现在就会指出“现代孔子”正在某某贵族学校任校长，门徒比孔子还多些；你说你是作家和诗人，有人就会提醒金庸、梁羽生、琼瑶、席慕蓉、汪国真比你更像作家和诗人，还有大泼歌星影星杀进文坛。这种百花齐放的后现代环境比政治因素更能够消解文化。

   张承志的对抗形式是老调重弹，以文革似的极端精神否定目前泛滥成灾的极端物质，换一句话说，就是以“纯洁思想”为目的的绝对的法西斯主义去拯救全面沦丧的传统道德。从本世纪以来，激烈动荡的中国一直缺乏一种平衡和“中介”，尽管邓小平试图找到一种“中介”，一种商品市场与道德约束力相结合（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结合）的完美的中介。

   当“运作”一词风行于社会各个领域，搞文学也就和搞阴谋差不多了。我曾经反复端详张承志的照片，西装革履，红光满面，不像刚拼过命的样子，倒酷似一个健壮的日本人他曾经居日本两年，《心灵史》即构思于此。他是考古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享有大城市的居住权，当忧愤之态伤了身子骨，还有源源不断的稿酬大力滋补。但愿有一天，这位伟大的圣徒能够抛弃这些失节的社会所赐予的丰厚待遇，永远回到老家，回到哲合忍耶土墙泥屋的村庄中去。古代有伯夷叔齐两兄弟宁愿饿死也不吃周粮的故事，值得效法。做人彻底了，得道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