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缘起：２００２年８月下旬，我８０高龄的老父因肺癌晚期住进了成都中医大学附属医院内科１１楼，直到驾鹤西逝，前后一个半月，我尽孝榻旁，饱尝生离死别之痛。

   　　７５岁的于东山就住父亲的病房隔壁，且与父亲的体形（偏胖）、某些习惯（收听美国之音）、言谈举止（慢条斯理）相似，在三天两头死人的这层癌症楼里，我与他几乎日日相见，成为短暂的忘年交。

   　　因此有了９月１３号和１７号的访谈，再以后，老人家的病征也和我父一样，说话开始含混不清——如果说，这篇从文字上加工了不少的东西能算他的人生遗嘱，那其中细节方面的缺憾永远无法弥补了。

   　　父亲逝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７日凌晨，于老先生在７天后相随而去。当时我正忙于料理家丧之头七，所以不知他的遗容是否安祥——但我焚烧纸钱时也想着他，并祈祷这个被不同的时代所误伤的灵魂安息。（以下，于：于东山；威：老威。）

   于：老威先生，我有话对你讲。威：直呼其名吧，老伯您千万别客气。

   于：我没有客气的时间了！我犹豫了一个通宵，打了三针杜冷丁，痛啊，你没得癌　　，不晓得这种滋味！白天要好过些，所以叫你来，想讲讲自己的经历，否则…　　…我看了你送的《底层访谈录》，很不错，只是不明白，别人怎么会把这么多　　属于隐私的东西告诉你？

   威：我在江湖上厮混得太久，太不把自己当回事，所以在很多时候，人家的种种经　　历也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比如说现在，我望着你的眼睛，内心有一种震颤，因　　为我父亲就在隔壁，我守了他一两个月，您们是同代人，目前又在相似的处境　　中……

   于：上午我去拜访你父亲，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威：一个星期前，他还对我说，要把这辈子的主要事情大致理一下，或者他讲，我　　记。当时没料到，这么快就来不及了！当他睁圆双眼，直楞楞地盯住我，我就　　把耳朵贴上去；他的喉管咕隆了半晌，那种声音，很深很含混，我辨识不了，　　他的手就下意识地拍床……　　　　所以，老人家您千万别对我客气，生死大关，俗套的安慰话我说不出口，　　但是，在这层楼里，您只认得我这么个写字的人，天意乎？而我父亲此时这种　　状态，也是天意乎？

   于：你会怀疑我的话吗？威：也许会，但我会尽量完整地记录您的意思。

   于：我今年７５岁，其中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监狱里。为了自由，我把自己弄成了肺　　癌……威：什么？

   于：我的病是自己制造出来的，没想到啊。在大墙内，自由和女人都让人疯狂，为　　了得到这两样，逃跑，自残，要么就变态，就变老，成为废人，总之，你得选　　择。当然，大多数犯人不会选择，关几十年，重新做人吧，注定要被社会淘汰　　。我不行，就自己给自己动手术。

   威：请您从头讲起。于：１９４７年，国共开始内战，地方上征兵征税，按战时三丁抽一的政策，我们　　家刚好有三弟兄，大哥二哥都娶了亲，有了儿女牵挂，不便上前线打仗；只有　　老三我，刚满２０岁，就被拉到乡里凑了壮丁的数。那一年秋天，光我们于家　　坪一个乡，就招募了２１个壮丁，由保长、乡长和三青团乡党部的人领着，走　　了几十里山路，到彭山县城集中。父亲、大哥、二哥都陪着送行，一长串壮丁　　家属队伍，上百人，一直送到募兵处，已是傍晚了。各乡送来的壮丁好几百，　　热闹非凡。第二天，领了二尺半军服和两个银元，我就趁着告别，把银元揣进　　父亲口袋，因为从此吃公家粮，花不着钱。　　　　 这就是我和亲人的最后一见，周围爹啊娘啊的震天响，父亲和哥哥们也扯 着我的手，眼里含泪，舍不得的样子。而我呢，血气方刚，胸前戴朵大红花，　　一心要报效国家，奔个好前程。一声哨子响，新兵们就列队上敞蓬汽车，沿着　　颠簸的公路离乡去了成都，现在一小时的路程，那时要折腾一整天。进了成都　　，有路灯了，大伙还挺好奇地东张西望——这是我头次看见电灯，彭山县城没　　电灯，路灯都是灌煤油的风灯，天黑尽了才撑个长竿子往上挂，一条几十米长　　的街，只挂十来盏玻璃风灯。　　　　 我们在成都北较场（现在的成都军区后门）的中央军新兵训练队进行训练　　，出操、打枪、拼刺刀、投弹，每天早晚还要升降青天白日旗，背诵《总理遗　　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唱“三民主义我党所崇”，那阵式　　，也跟新社会升降五星红旗，唱《国歌》差不多。三个月后上前线，坐火车出　　汉中，编入新２军第４师３８１团２营３连，这是宋希濂的部队。后来又过了　　黄河，与解放军打运动仗，每天都跑路。记得第一次与解放军打阵地战是在陕　　北榆林，我闭着眼睛放枪，待我睁眼时，左右两边的同乡都一脸鲜血歪倒了。　　　　 共产党呆的地方又穷又荒凉，解放军士气高，会打仗，虽然武器落后，但　　枪法准，在战壕里不小心脑袋冒高了，就要吃子弹；而国军派系多，壮丁抓了　　一批又一批，草草训练，就上前线充数，所以经不起打。新兵怕死，一门心思　　开小差，我也不例外，结果于１９４８年底在徐州外围的永城地区的一次遭遇　　战中躺下装死，被解放军三野１２兵团２８军８４师俘虏。　　　　 解放军很宽大，开罢忆苦思甜，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会后，师首长讲话宣　　布政策：愿意留下当兵的欢迎，不愿意的，就遣散，发放路费回家。我前思后　　想，就投诚当了解放军，因为当时四川还是国统区，回去没好日子过，再说种　　田也没意思。　　　　 １９４９年５月的渡江战役后，国军兵败如山倒，解放军三野奉命进军东　　南，负责解放福建的是第１２兵团，司令员为著名战将叶飞。大概９月份，除　　了沿海的一些岛屿，福建境内的国军主力都垮了，省主席汤恩伯逃到了台湾，　　接着厦门失守。　　　　 我所在的２８军８４师接到兵团下达的攻打金门的命令：“肃清沿海残敌　　，建立尔后解放台湾的基地，决定乘厦门胜利余威以及金门守敌防御部署混乱　　之时，以２８军第８４加强师为主，２９军８５师配合，即日发起对金门的攻　　击。”　　　　 当时全军上下很乐观，因为厦门岛大兵重，厦门都拿下了，一百多平方公　 里的金门肯定弹指可下。我还以为打完这仗，就可以回家了，所以和许多以前　　连海都没见过的“解放战士”一样，向党表决心，一定不怕牺牲，争取立功赎　　罪。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４日晚上，解放军的２４４、２５１、２５３三个团　　，８７００多人，加上船工３５０多人，乘紧急征用的各式渔船，从大山登岛　　、厦门、澳头东北海湾出发，渡海攻金门。午夜三点多钟登上北岸海滩，因地　　雷爆炸，国共两军开始激烈交火。此后，战斗进行了二天三夜，在国军兵力５　　倍于我的劣势下，解放军困兽犹斗，终致全军覆灭，三个整团加第二梯队增援　　的２４６团，１万多人，无一生还。　　　　 ２７日上午１０点左右，金门战役基本结束，解放军阵亡５０００多人，　　被俘５０００多人，剩余的残兵败将，由古宁头突围，转移至岛东南山区。我　　们３营２连１班，就剩我和副班长刘永禄，汇合２５１团其他残余，共４７人　　，在团政委田志春的带领下，东躲西藏了半个月。无奈金门岛太窄小，几万国　　军从滩头到山区，从民房到山洞，象篦虱子一般，一寸一寸，反反复复地梳。　　我们弹尽粮绝，军装碎成些布片，披挂在身上，犹如野人，连下身都暴露着。　　几乎每个人都有伤，我只伤了胳膊，饿得不行了，就趁下半夜，从岩洞里跑出　　来，到几百米外的农田掏番薯吃。等不及抹泥，就边回跑边朝嘴里塞，探照灯　　隔五分钟来回扫一次，动作慢了，子弹就风一样刮过来，把人打成蜂窝。　　　　 为了偷番薯，牺牲了６名战友，岛上的居民都是渔民和华侨，除了“共产　　共妻”，对解放军没啥了解，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就去告密，还主动带兵来搜　　人。语言也不通，到后来，番薯地拉了铁丝网，不敢去了。重伤员全部活活拖　　死，而我们也半死不活。水源卡断了，国军就在山洞上头筑工事，扎营，明明　　晓得我们在脚下，故意不打扰，看你扛到啥时候。我们都渴恍惚了，喝自己的　　尿，后来尿比海水还咸还涩，奇臭无比强咽下去，喉管更干更疼更辣，犹如吞　　火。终于，团政委召集了临时党小组会，然后对大伙宣布出洞缴械求生。　　　　 大伙互相抱着干嚎，人都消耗得跟鬼一样，还不理解团政委的命令，认为　　有损共产党解放军的形象。２连刘排长是陕甘宁老区来的兵，打惯了胜仗，很　　倔，他跳起来用枪托砸政委，还连骂：“叛徒！”政委一脚踹翻他，含着热泪　　，也不解释，就头一个摇着栓白布条的树枝钻出岩洞。我们跟在后面，一长串　　，２０多人，洞里还留着十几具战友的尸体，已有臭味了。投降以后，国军允　　许我们先埋葬战友，我们在里圈，他们围了好几层，下葬时，国军还一齐朝天　　鸣枪三次，表示敬意。　　　　 我曾目睹２５１团刘天祥团长阵亡的情景，当时他正与２８军前敌指挥部　　通话。掩体已塌了，话务员倒在一边，刘团长一手搂电台，一手握话机趴在瓦　　砾里叫：“报告首长，我们的生命不长了，为了革命没有二话说！新中国万岁　　！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话没落音，敌阵地就射来一堆炮弹，前后左右　　地开花，刘团长一下子飞起来，他原来趴的地方炸出磨盘大的一个深坑。一瞬　　间，警卫班全报销了，没有全尸，我钻进尸体下面，才躲过一劫。　　　　 金门的几千战俘押回台湾，又从基隆港转乘闷罐火车，运至台东，入战俘　　营。稍后又转到对岸著名的火烧岛，开荒，筑监狱，兼学文化和政治，进行反　　共洗脑。几年里，那儿陆续进来许多共军战俘，有朝鲜战场的，有沿海各岛的　　，１９５２年，国军突袭南日岛，一次就抓回上千名共军俘虏。

   威：国共两军没有交换过俘虏吗？于：据说朝鲜战场交换过，可我们当时完全与外界隔绝，除了《中央日报》和蒋总　　统训示，啥也不晓得。大约关了６个月，训导处主任找我谈话，他们根据我提　　供的个人情况和部队番号，确认了我的原国军下士身份，准备开释。×主任试　　探性地问：愿意回大陆与亲人团聚么？我干脆回答：不愿意，因为共产党饶不　　了我。后来知道，不仅我，连众多正宗的共军俘虏也害怕回去——在红色中国　　，俘虏是叛徒的同义词。

   威：你又改换门庭了？于：那时我才２０多岁。再次“新生”后，又编入１７师４９团六零炮连服役，一　　年后，送入凤山陆军步兵学校，在第三总队第二大队，接受预备军官训练，每　　月剃一次光头。由于在射击、肉搏训练中的出色表现，改制后的调查局到学校　　物色人选时，看中了我。在局属台北站工作了５年，转调国防部特别军事情报　　室，军衔为上尉——这一时期，我算春风得意了，讨了老婆，她姓佘，祖籍河　　南新乡，４９年随父母迁台，在新竹做水果生意。我们经人介绍，按传统习俗　　，三媒六证。我们育有一儿一女。　　　　 ５０年代，光复大陆是国策，蒋总统经常发布训示，勉励全军将士“勿忘　　国耻”。朝鲜战争之后，多次进行军事演习，特别是海陆空配合的模拟登陆战　　。大陆历次政治运动，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台湾报纸都尽情渲染；三年大饥　　荒时期，更是天天有逃荒要饭，饿俘遍野的记实报道和巨幅图片，惨不忍睹。　　勘乱之际，宣传声势一边倒，连我老婆以及街坊邻里都相信“共产主义气数已　　尽，中共政权人吃人”。我至今还记得１９６０年×月×日一份报纸的头版标　　题：“与其饿死，不如造反——大陆民众的心声。”　　　　 １９６３年元旦，蒋总统在台北中山堂主持国军军政战士的团拜典礼，１　　月５日，又接受了美国《芝加哥太阳时报》主编迈克尔的采访，他说：“反攻　　战争是革命战争，就数字上说，共匪军队的人数诚然较多，然而我军有旺盛的　　士气，有充足的武器用于出击登陆。”　　　蒋总统还说：“大陆民众渴盼着革命军队回来摧毁灭绝人性的共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