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与天安门母亲运动——

   在专制监狱里，母亲是个很日常的话题。哪怕即将命归黄泉的盗贼，一提到“母亲”这个字眼，也会有热泪盈眶的时候。与我同一牢室的某个重刑犯，坐牢20余年，漫漫铁窗使他逐渐失去了妻儿、家庭、弟兄、朋友、甚至故乡，只剩下一个白发苍苍的妈妈，还记得每年春节前夕，柱着拐杖探监。母亲一贫如洗，每次只能捎给他几句话，最后，话尽了，母子俩就隔着铁栅互相凝视。终于有一天，这个重刑犯得急病死去，仍然只有母亲前来探监，并柱着拐杖，带回儿子的骨灰。

   这是一个罪犯的母亲。也许她与丁子霖先生和众多在“6．4”屠杀中失去孩子的母亲有天壤之别。但我却情不自禁将两种情景混淆。母亲是超越罪恶的，不管这种罪恶是虐杀、还是被虐杀；母亲甚至以宽恕某些具体的个人去惩罚罪恶。从某种意义上，天安门母亲运动不仅仅是一个母亲对一个孩子的长久追念，而是一群母亲对所有在血腥镇压之下的受难孩子的抚慰。它包含死者，也包含我们这些生者；它包含这次惨案中的死者，也包含这次惨案之前和之后的所有成为暴政祭品的冤魂。上千年了，这个民族还从未有过如此多的母亲从坟墓前站起来，直面冷漠与遗忘，以年复一年的无畏倾诉，指出刽子手脸上的血污。你们洗脸吧，对着镜子一个劲地揩擦吧！已经12年了，你们觉得脸皮已干净，还是群众的脑子已被钱、媒体和虚妄的爱国主义洗白？

   新的创口盖住了旧的疤痕。新的迫害淹没了远的暴行。从古至今，我们就这样被驱赶着、宰割着繁衍。在普天的黑暗中，尊严在哪里？人权或狗权在哪里？被当朝政府钦定的手无寸铁的“暴徒”们，杀就杀了，忘就忘了，连吭也不准吭一声吗？中国加入ＷＴＯ之后，不同色彩的国家之间，交易显得迫切、重大，“在商言商”的世界，天安门母亲运动不合时宜……不合时宜，正如艺术、思想、情感、宗教与文学，正如奥斯维辛，也正如法国著名的巴黎公社纪念浮雕：一个母亲张开双臂，挡在遍体鳞伤的孩子们的前面。们迄今还能在岁月的此岸，听见彼岸密集的枪声。

   我想起了前苏联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在卢宾卡监狱大墙外排几里路的长队探望儿子。当她身后一位老妇人认出她，并询问“你将来能否如实地描绘这一切”时，女诗人回答：“是的，我会试一试。”

   我还想起许多平凡的母亲，想起我自己的妈妈，当我因写作《屠杀》和《安魂》而身陷囹圄，她寄了这样一封短信到牢里：“二毛，提起笔又不知说什么，千言万语只有一句话──妈妈想念你。”

   我哭了，同室的刑事犯们也感到心酸。丁子霖先生和“6．4”母亲们，也会给冥界的孩子写这种信吗？阴阳相隔，我知道有个叫苏冰娴的妈妈已撒手尘寰，与她的孩子作伴去了。

   随着专制暴政的延长，还会有更多的妈妈因思念过度、愤懑过度而死去。瑞典科学院的评委先生们，请按照诺贝尔先生有关人类理想的遗愿，将本年度和平奖授予天安门母亲运动，以此给这个在深渊里沉沦得麻木的民族一点记忆之光。

   让我们迷失人生路途的后代懂得自由、正义和耻辱，懂得母爱的代价，并学会有尊严地活下去。

   （2002年1月11日深夜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