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2月17日
   

鸟羽：
   
   扁平的、被切割成半张网的天空。九十年代，我看见广阔天空的次数越来越稀少。今天，轮到我出监舍换书，我凑巧碰见亚伟和太亨也同一长溜光头赤脚的犯人蹲一块，我们相视一笑，九个月了，这是第一次。他们匆匆说了句收到我女儿的照片了，是你老婆寄的吧？回房后我回味了很久。这是单向的囚徒思维,一句平淡的话可以想很久，一直想下去，无所谓世界的开端与末日。从前我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车轮战术的，不在乎什么审讯方式，只要始终如一地跟踪自己的思路就够了。醒与睡的界限模模糊糊的，这些人从哪儿来？干什么？他们说已经清楚了，清楚了还问我？蓝马捎给我的那本

   
    《禅说》里讲，鱼不知自己生活在水里，水沫不知道自己跳跃在波涛里，我是否可以自欺欺人道：我是鱼和水沫，不知自己在几层墻中？要明白这墻足足有两尺厚！
   
    禅又说，生命在一呼一吸之间，那么人无疑是在大自然的肺叶上了，那头顶持枪巡逻的哨兵也在大自然的肺叶上吗？他才十八岁，昨天喝醉了酒，就从水泥天窗向下吐痰，弹烟灰，搞得满床狼籍。犯人们提抗议，他却笑道；“好大的痰盂和烟灰缸啊，不信你们爬上来看看。”
   
    我必须呼吸这种空气以维持生命，等待外部世界，包括政治、国家、审判、监狱以及穿警服的鳄鱼从我的视野里最终消失。那时，我或许要演一部好电影。说来好笑，我对演出一窍不通，筹划《安魂》时，原准备单独朗诵加画面剪辑的，但是那天午夜，聚光灯突然亮了，我孤零零地被朋友们遗弃在灯柱里。眩目的深渊，上至天堂下达地狱，“演吧，启动你的手和嘴，”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在说——在以后漫长的生涯里，这声音又一次次地重复，它要陪伴我跨出这牢房，站上舞台，我将陷身于一千多根光柱，我的声音将用一千多个喇叭扩出去——我已看不出摄影曾磊和总监太亨了。“你听，召唤来得那样远，”接着，我把手轮番拦在眼前，企图用手语向迷惘的眼神解释什么是“近“或“远“，我的脚趾紧紧抓地，以免身体失重，当真飘进“近“或“远“里去。感觉来了，“这家伙是个天才，”有声音议论道。嘴变成空腹的虫爬上爬下。我自小就喜欢玩弄虫，弄得两手奇臭，我边玩边编导着两条虫的对白。一个女孩子在我背后默默站了很久，据她说我的自言自语比打雷还响。
   
   那几天我就这样梦游完了我的首部影视作品，我不明白是“招魂“还是“安魂“，但我的确活在一具死尸中。一九九零年的中国是一具大大的死尸，天空浮着腐肉和肠子，我们所在的肮脏城市靠近肛门，从这儿淌出大便一般昏黄的长江，地下党的传统，机关枪扫射似的方言，糜烂的雨季，超级垃圾桶，屋檐水象串串肥蛆往下坠。几百万游行、示威、骂街、堵车，忘乎所以的民众仿佛一夜之间拱入了地缝。诗人该出场了，该他出场在万马齐喑中充任冤魂合唱团的领唱了。
   
   
   
    火。滔天的火。传单。怒叫。惊叫和惨叫
   
    坦克是密密匝匝的虱子爬进黄城
   
    祖国的皮肤骚痒难熬，你能到哪儿去?
   
    汉人。汉人。谁的声音在喃喃诉说
   
    谁来回答汉人已经死去？......
   
   
   
    ......有人问道，汉字怎么写？
   
    随即是千万人头落地的声音
   
    夕阳是纷纷扬扬的雪撒下来......
   
   
   
    细细回顾这一切，我的写诗、朗诵和表演都是突然间领悟的。写诗前我终日开车，熟读普西金、郭沫若，却不知北岛顾城为何物；朗诵前我一说普通话就结巴，象个无地自容的初中生。艺术的突变如何孕育的？是否在我的血液里，在我写作的文字节奏中，早就开始了一种潜在的“预演”？鸟羽，我不会为你丢脸，将来我女儿也会为我骄傲。只要还有力气，哪怕过了六十岁，我也要登上黄城核心由着性子干一回——那个梦，那个在惨案之夜被刘晓波预言过的梦一定会应验：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廖亦武(老威)所著的《中國底層訪談錄》《沈淪的聖殿》等書數度被中國當局查禁，而中國沒有一家出版社敢讓這部《證詞》問世。
   
   從嬉皮士到反抗者　（王力雄）
   長詩《大屠殺》(配樂磁帶，1989年六四淩晨製作，因此入獄四年)
   幾十種川菜肉刑(讓人難以想像，催人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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