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作品选编：《证词》引子

《证词》引子
编者按：廖亦武（老威）所著的《中国底层访谈录》、《沉沦的圣殿》等书，数度被中国当局查禁，中国也没有一家出版社敢于出版这部《证词——为中国底层贱民代言》。像《古拉格群岛》一样，《证词》使中国终于也有了称得上是“监狱文学”的文字，它具有文学与见证的双重意义。作者在《证词》卷前语中说：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０日，公安警察突袭我在成都的住所，搜缴了这卷已近尾声的《证词》手稿，并宣布依法对我实行监视居住２０天。绝境之下，我只得重写此书，耗时达三年。
   “而在之前的１９９０年３月１６日至１９日，由于此书所追忆的案件，安全警察三次查抄我在涪陵和重庆的住所，搜缴了我８０年代创作的全部手稿，约１５０万字；之后的１９９８年９月、１９９９年２月、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公安警察先后在北京、江油、成都等地突击拘禁并搜查我，夺走《中国底层访谈录》《中国冤案录》及各类原稿约１００万字。
   “每次大祸临头，我都怀着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被克格勃抄去时的同样想法：‘立即发表！’
   “但是，时代变了，我只能象只老鼠，多掘洞穴，把劫后余生的文字藏得更深更远……。
   “为此，我感谢康正果、黄翔、黄河清以及一些不便公布姓名的国内朋友。”
   一九九零年三月，中共国家安全部在四川重庆破获了一起特大的反革命案件，案犯均为中国民间颇有影响的先锋派诗人，他们是廖亦武、万夏、刘太亨、李亚伟、巴铁、苟明军和摄像曾磊。而在重庆、成都、涪陵、乐山、南川、北京、深圳、上海、十堰等十余个城市，一批文化人由此受到株连，被收审、拘留、传讯，其中包括小说家周忠陵、吴滨；诗人石光华、刘霞、刘原、邹进、魏海田、朱鹰、白唐枫、宋炜、李麦、梁乐、况洪波、孙江月、钟山、李震、开愚、雨田；案犯妻室阿霞、韦济学、陈有敏、刘晓娅、东南、潇潇；大学生潘冬梅、赵盼红；以及廖亦武捕前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肖雨嘉。警察当局称：“这是自六·四以来，我国最大的一起文化人案。”次年十一月，加拿大汉学家戴迈河因涉嫌此案，被中方以“间谍罪”驱逐出境；因与戴交往而被劳动教养和多次传讯的，尚有诗人周伦佑和诗歌批评家唐晓渡。
   历经长达两年的错综复杂的侦破、审理，除首犯廖亦武外，其他人先后被“教育释放”，而廖因在八九天安门惨案之夜创作录制配乐诗歌朗诵磁带《屠杀》，以及创作、主演、组织拍摄诗歌电视艺术片《安魂》，被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检察官丁剑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在秘密法庭上宣告：“九十年代始于对《屠杀》《安魂》一案的起诉。”
   一九八九年九月，北岛、多多、杨炼、高行健、老木等人在海外发起成立了中国流亡作家同盟，创办《流亡》杂志，宗旨是集成统一的文人力量，奔走、呼吁、作用于国际社会，援救在狱的大陆作家，并给他们的亲属提供道义和经济上支助。
   　　
   美国现代文学批评家考利在其不朽名著《流放者的归来》里，借古希腊俄底普斯为逃避自己将杀父娶母的可怕预言，怆然出走，在异域颠沛流离十三年，归来时却浑然不觉得杀父娶母，篡取王位，最终追悔莫及，自毁双目的神话原型，把本土和海外的文化关系寓意为“流放，然后归来。”而在八九之后，大拨文化人借机如惊弓之鸟般纷纷出洋，至今遥无归期。他们中有的打工，为生计而操劳；有的入学深造，潜心于学问；有的搞组织，办杂志，收集国内信息，闹闹对外国佬来说无关痛痒的革命；脑筋转得开的，就改换门庭，做了彻头彻尾的他国新移民，持了绿卡回国光宗耀祖兼做生意。一九九四年春天，前工治联负责人韩东方企图闯关入境，在深圳海关被拦截一幕，成为近几年炒得最火的政治新闻。据说那个该死的公安部通辑要犯死死抓住罗浮桥栏，同架他出国门的边防战士僵持了好一阵，才像失巢的
   孤雁颓然离开。
   　　
   这情景让我们重温了俄底普斯自毁双目的刺痛。
   　　
   作家高马曾经诘问阿拉法威：“如果越南人在中国集会、游行、示威，抗议他们政府的某次血腥暴行，你怎么办？”
   “我声援、捐款、深表同情。”
   “如果他们年复一年地闹呢？”
   “闹就闹吧，随便。”阿拉法威苦笑道，“人人都有他们自己值得干的事。”
   　　
   一九九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廖亦武提前四十三天出狱，紧接着离婚，为抚养孩子而欠债。这个曾经疯狂一时的文学刺客，不仅没有青史留名，反而迅速沦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被同行们踢着，踩着，远远地躲着，讥笑蔑视着，甚至遗忘着。除了家人，最关心他的仍然是警察，任他到哪儿，一堵堵无形的墙始终尾随着。
   　　
   他所在的白果林小区几年前还是郊野，似乎一夜之间就店铺林立，火爆起来。父母管饭，他有大量的时间坐井观天。“我们那个时代已流逝很久了。”他想，“侠客望着灵魂的锋刃一天天起锈，他的余生将消耗在与那锈迹的搏杀中。”
   　　
   黄昏时，他习惯性地沿墙根兜圈儿，一幢幢住宅楼比监狱的大墙伟岸多了。从水泥栅栏前路过，他缩头缩脑地四下瞅，看能否抢一财主寄给千里之外的无辜的幼女——是多年以前接受的传统伦理教育制止他这么做。
   他在狱中学会了吹洞箫，潦倒之际，这超凡入圣的乐器也被他吹得恶狠狠的。生存如刀尖，他所选择的只有下海、写作、自杀三种。
   　　
   他选择写作，国内相当一批文化人都在各自的陷阱里选择无望的写作，没有人来救你，理解、承认你，把你捧在手心上，这就是你内心真实之外的真实。你要冷静些，放松和大气些，别在乎这张阴晦的老脸，甚至别在乎年迈的双亲，你要经常打磨记忆的爪牙，别让它过早地锈蚀了。亚·索尔仁尼琴说：“忘旧事者失双目！
   ”
   本书前两卷初稿写于狱内。我在双层铁床的上铺蜷缩了几百天，被子上覆满应付检查的花花绿绿的杂志、短文和家信。我鸡婆似地耸起双肩，在一页纸上尽可能多地写字，心快要跳出来了，连标点也崩崩地搏动起来，我已辨认不了自己的笔迹，我越写越不像个文人，不知道将来的读书阶层能否容忍这样的作品。
   　　
   我曾说过，自六·四以后，我就愧称所谓知识分子了。在狱中，更是无书可读，天长日久，就养成了不读书的坏习惯。但不读书并不妨碍我想书，想得最多的是东周列国时代，因为那时的家伙傻乎乎的，同我挺对味儿。比如大智者老子，在周朝的国家图书馆内浑浑噩噩地混满七十岁，突然倒骑着水牛要归隐。幸好被关吏拿住，软禁起来，才无可奈何地留下买自由的五千字。相传老子蠢活百五十岁，平均一年写三十三个字，真是懒到家了。
   　　
   庄子名周，比他的隔代师傅要勤快些（留下十来篇文章，据说还是伪作居多）。他苟活于战乱，不可能靠卖文为生，但又无正经的谋生职业。有一回，他出门借贷，那财主见经常借钱不还的主儿来了，就哄他道：“我田里的租子还没收上来，过一晌秋收，我手头宽裕了，就多借些给您。”这无赖顿时翻脸，胡诌出那个遗臭万年的“涸辙之鱼”的故事。大意是我他妈现在就像车辙里半死的鱼儿，只要一瓢水就能活命，等到您慢吞吞挖一条深沟把东海的大水引来，我早成鱼干了！这条现实里嘴臭的鱼干在老婆死时鼓盆而歌，欢呼叶落归根，其实在暗中庆幸世上少了一张吃饭的嘴。
   　　
   孔丘做梦要恢复周礼，就招徕一泼傻徒弟屁颠屁颠了十几年，跑的路恐怕要抵好几个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胡子白了不足惜，人都快饿死了仍端坐树下吟诗弹琴。那本历朝秀才必读的《论语》，不过是徒弟们行色匆匆中记下的老师语录；墨子讲博爱，反对战争，也不见有什么“战争论”一类的鸿篇巨制，而是一听说哪儿打仗就背上一二十个玉米面大窝头，千里迢迢地赶去，绞尽脑汁奉劝敌对双方统帅住手，完事后又分文不取地回家。这个长跑健将一生不知磨烂了多少双草鞋。　
   　　
   远古没有大学，更不用说北大、清华这样的名牌大学，科学有科学所，文学有文学所，文学里，还兴划分专门的诗歌研究所。里面的工作人员动辄读书破万卷，下笔百万言，令老祖宗们汗不敢出。古今文化人都是弱者，所不同的是，古人倾心于身体的道，即以行为或性命去印证自己内心的想法，在怎么说、怎么写之外，他们更注重怎么做，做彻底；而今人沉醉于说法和写法（国中教授多半是归纳、研究或领导归纳、研究种种说法和写法的），视书斋之外的一切为过眼烟云，致使社会上学说纷陈，书藉泛滥成灾，国家进退维谷，众百姓越发不可救药。
   国家大事，坏就坏在读书人身上，六·四血案就是明证，它所造成的后果是空前的倒行逆施。覆巢之下，文化精英们一拨海外闹革命，一拨海内捞钱，剩下的就沉沦在书斋或虚无里了。这酷似清末的百日维新，其结果也是活鬼逃亡，死鬼含冤，半人半鬼者避过风头，苟且偷安，慈禧太后一手握屠刀，一手接过光绪、康梁的改革大计，开报馆，修铁路，大力引进外资，逐步恢复同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并以惩治腐败为由大抓替罪羊、削弱地方诸侯势力，造成国泰民安的社会假象，清王朝因此又残喘了十年。可以预见，中国不会爆发辛亥革命，但辛亥革命后的乱世迫在眉睫，面对无法预测的未来，知识分子何为？
   　　
   其实目前已堪称乱世了，中国人被马克思主义和封建传统“土洋结合”地驯化了近四十年，在那些遥无止境的贫困、充实的岁月里，没有精神比没有肉体更遭人唾弃。不断发动政治运动，制造冤、假、错案，并不断地为这些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是具有这个时代特色的统治秘诀。我们党每一次“有错”然后“必纠”，都能抑制、积蓄、再次激发出更活跃的精神能量——全社会的爱国主义热情——来润滑专制的无情齿轮。在这场循环往复的游戏中，知识分子始终充任感恩戴德的丑角。不料，一场屠杀将大伙的爱国热忱永远地伤害了（公然调动几十万全副武装的军人去对付企图帮助政府惩治腐败的若干平民，这在国际共运史上也属罕见），在种族灵魂大崩塌的虚空，邓小平不得不撑起快散架的老骨头南巡，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一放开，穷疯了的中国人一夜之间就顿悟了：瞅准时机去偷、去骗、去巧取豪夺、损公肥私吧，能捞一把就捞一把，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既然关心国家大事有挨枪子的危险，那就响应党的号召，做彻头彻尾的商业畜生。
   　　
   中国在纯粹精神和纯粹物质这两个极端上摇摆，前者导致文化大革命那样以纯洁思想为目的绝对的法西斯主义，后者引发传统道德的全面沦丧。自本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就缺乏一种“中介”状态，尽管邓小平试图找到一种中介，一种“物质与精神文明”相结合的“完美中介”。世纪末，怀旧热兴起，偶像毛又被知识分子率先抬出来，为生存而疲于奔命的劳苦大众深深怀念他老人家的大锅饭。社会主义的群居原则是：爱国和爱钱都大家一起爱。现在穷人出不起血，只好把国让给有钱人去爱，于是又有帮闲文人出来鼓噪：“马克思主义不是不可以修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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