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反右运动，大学师生因为是大鸣大放的急先锋，所以也成了反右运动的主战场。

   55万右派分子中，大学师生占了多少，从来不见统计。如果估计为10万人，大概绝对没有夸张。

   就大学而言，文科中以中文系、历史系以及新闻系、法律系，理科中以物理系的师生，打的右派最多。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既然说起“宪法依据”，笔者想起了山东大学的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一级教授、被李政道称为自己的第一位启蒙老师的束星北。1957年，我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见证了束星北被打成极右分子的全过程。

   这位大声疾呼“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的著名科学家束星北，最后的确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宪法保护不了他。对于“人民宪法”来说，是永远的讽刺。

   束星北在大鸣大放中，应邀从当时山东大学所在的青岛到省城济南，参加省委宣传部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他作为山东大学唯一的代表发言。

   在此之前，在肃反运动中，束星北受到整肃，妻子、儿子都受到株连，人权和尊严受到严重伤害，心中自然饱藏了愠怒与不满，因此在山大党委召开的会议上，免不了伸冤诉苦，大发牢骚。这位物理学教授是编顺口溜的高手。他编的顺口溜中，最为传诵的是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有人山下走，

   不准把头抬。

   这首顺口溜深刻而形象地批评了掌握大权的共产党的宗派主义，因此反响最大，对束星北一向居高临下视如敝屣的积极分子们，自然找到了反击的口实。

   束星北的确是有满腹的牢骚不满。他是长期受到监视的对象，连住宅都受到监视。因此这样的人，经常受到莫名的攻击就毫不奇怪了。在种种诬陷之中，令他最不可容忍的是，一位身为党委委员、业务上又受到过他的悉心指导的青年教师王某揭发说：在选举人民代表的时候，束星北写的是一个美国女电影明星。果真如此，不但说明他政治立场反动，而且精神也极度无聊。束星北听了哪能压抑住怒火？他要求查对笔迹。可是这位党员教师，把桌子一拍，大声说：“你不相信党啊！”忍无可忍的束星北坚持要求查对选票。结果，经过查对笔迹，束星北的选票上写的不是什么美国电影女明星，而就是这位王某。就是这位王某，1953年束星北把自己的全本电磁学笔记给他抄录。他对于束星北的笔迹应该熟悉。一位被束星北如此信任提携的青年党员教师，对于恩师居然如此造谣诬陷，给束星北的心灵造成多大的创伤！

   类似的造谣诬陷还不只这么一件，不过选举美国女电影明星的事情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处在此情此境之中的束星北，难道连几句牢骚也不能发吗？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够这样打击诬陷人呢？作为一个公民怎样才能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呢？束星北的心中在思考着……

   请他到省委宣传部去“鸣放”，当然不是要听他发表什么高见。党委的估计可能是认为束星北心中还有更加恶毒的反党思想，束星北又是一个大炮筒子，可以引一条大蛇出洞。

   省委宣传工作会议当然是按照毛泽东指导运动的战略部署而召开的。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党内传达。他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钓鱼”、“诱敌”、“引蛇”，这些都是毛泽东在发动“鸣放”时的专用名词。在他眼里，知识分子中潜藏了一大批“鱼、蛇”，他们都是“敌人”，需要用计谋把他们引诱出来，钓上钩。

   毛泽东是战略谋略大师。他又在谋划一场大战役。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发现敌情，判断敌情，然后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现在，他向党内露出了他的底牌：要打右派。怎么打，打多少，他提出了指标：“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5、426页）一场惊天动摧枯拉朽的歼灭战进入了倒记时。

   毛泽东不但在部署部队进入进攻出发阵地，而且还在调动敌人暴露自己，以便聚而歼之。

   省委宣传部召开宣传会议，目的就在于此。

   束星北当然不知道会议的深层目的。他只知道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指示》明确地说，“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作为物理学家，他追求的是数据的真实性，精确性。从一个虚假的、失准的数据当中无论如何是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来的。科学家的思维是直线的，简捷的，显露的，因此丝毫不会怀疑中共中央郑重发表的文件会是一块诱饵。他觉得到省委这么一个庄重严肃的地方去“鸣放”，帮助党整风，应该提出一个治本的建议。他不是去控诉个人的委屈，发泄个人的牢骚。

   他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人。他并非是害怕上当受骗，掉进陷阱。他不会预见到向他伸出的是一只黑手。他想的是怎样维护公民的权利与人身安全、人格尊严。这位年届五十，获得过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做过爱因斯坦助手的学者，他亲炙过英美宪政民主社会的规范。那时，中国第一部宪法已经公布了3 年，但是宪法并没有成为国家、社会生活的规范与准则。因此他出口不凡，言高一筹，谁也没有估计到他讲话的中心是“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

   他的开场白高屋建瓴，气势昂扬：“同志们：我感觉到我们可能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文化经济蒸蒸日上光明灿烂的金黄时代，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工作，不能使他流产。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准备前的工作之一，我今天先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能贯彻的障碍和原因揭发检查一下。”

   于是他纵横捭阖，侃侃而谈。他说：“几千年来，我们一直习惯于‘人治’，如‘歌颂清官’，‘痛恨贪官’。这当然是对的，但直接反映了‘人治’风气；我们的命运操纵在掌权者手里，掌权者如果好，我们就好，掌权者如果坏，我们就坏；而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党在摧毁三大敌人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制定‘宪法’，人民宪法保证了‘人民的命运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这话让我们想起胡耀邦。如果没有这位好的总书记，中共历史上积累的几百万件冤假错案能够平反吗？但遗憾的是这仍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

   他说：“宪法，如同刘少奇同志一九五四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一次议会上说的……代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说的，‘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英勇奋斗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为甚么我们有些同志们还不重视宪法呢？

   ‘人民宪法’是人民的基本大法，任何人应当尊重，应当爱护。违反宪法的必予惩处，蹂躏宪法的就是蹂躏我国一百多年来英勇奋争的人民！

   ‘象爱护眼睛一样的爱护她’的句子还不够，用‘象爱护生命一样的爱护她’也不够达意；我要爱护她远超过我的眼睛，远超过我的生命！

   生命自可贵，

   爱情亦是高，

   为人民宪法，

   两者皆可抛。”

   束星北的长篇发言，三句不离“宪法”二字，可以说是居高临下，出口不凡。他一针就扎到了要害命门穴上。“人治”是当时，也是至今中共统治的死穴。

   当时的多数人尽管不知道整风鸣放不过是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但是对于中共一向秋后算帐的恶习仍然惴惴于心，不敢肆意妄为，大胆鸣放。这位对于宪法孤心痴信、书生气十足的物理学家说：“‘鸣’‘放’的问题其实在三年前就已经解决了，宪法，就是一九五四年党领导人民制定的根本大法，第八十七条上明白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即在革命动荡时期，毛主席也早就提出‘知无不言，言者无罪’的方针。但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是‘不能鸣，不敢鸣’‘不能放，不敢放’呢？还要一再强调这种方针呢？什么原因？什么障碍？我认为主要的关键在于我国一向没有‘法治’的习惯，因之当有些人不尊重宪法甚至公然破坏宪法的时候群众也并不以为奇怪，不及时制止，也因为这样这些违背宪法的人就能得到官僚主义者的包庇和谅解，这样问题就不能解决了。”

   束星北大声疾呼：“维护宪法”,“尊重宪法”。

   束星北自然是认为找到了治国之本：以宪治国，以法治国。他不愧是大名鼎鼎是一级教授。

   束星北半个多小时的发言，受到与会人员的强烈赞赏，被掌声打断了二十多次。对于束星北近乎惊世骇俗的鸣放，会后人们形容为一个令人警醒的炸雷，一场心田久旱的甘霖。

   束星北认为自己的“发言”是耿耿忠心，无可加罪，因此整理之后，还寄给了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和全国人大委员长。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毛泽东已经制定了打右派的既定方针。

   一位自然科学家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如此关注，几十年后学者丁东称之为科学界的陈寅恪。

   可是在随后的反右派斗争中，束星北的发言被认为是一篇污蔑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所谓法治精神的恶毒透顶的宣言。于是束星北成了一个有计划、有阴谋、有反动理论、有反动行动的彻头彻尾的右派分子，是一个狡猾多端顽抗的右派分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专家”。束星北成为了丧家之狗。

   为斗倒斗臭束星北，对他专门组织了几次全校规模的批斗大会。在任何批斗会上，束星北正气昂然，刚正不阿，拒绝认罪，凛然不屈，成了一个执迷不悟、顽抗到底、坚决与人民为敌的死硬派，所以被定为极右分子。

   早先，对于肃反运动中束星北被整的问题，1956年4月1日，中共山东大学党委会已经作出正式结论，说：“你的问题不属于反革命性质的问题，政治嫌疑应予取消，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应予摘除。”这时，又出尔反尔，食言自肥，给他戴上反革命帽子，并宣布管制3年。

   一个被称作中国的爱因斯坦、中国的雷达之父的天才物理学家，就这样被扼杀。

   20年后，中共提出“以法治国”，自以为如何拨乱反正，如何高明开明，岂不知早在20年前束星北就以明确无误的词语提出了实行“法治”、反对“人治”的呼声，但是这位先知先觉却因此受到最残酷的迫害。

   束星北是一位怀抱利器、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耿介刚正，不遂流俗。他对于盲目学习苏联，唯苏是从的风气极为反感。当时山东大学的校长华岗讲大课，强调马列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束星北当场站立起来反驳道；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哲学第二。